人・诡・谋_姻谋诡记
大概是由于生存环境特别艰苦，凡事都需要周密谋划的缘故，中国自古而来就有非常发达的谋略文化。
它以各家各派的计谋韬略为核心，在内有独特的精神运思之术(此谓之“心术”)，在外有大量警戒愚智的历史事例编聚(此谓之“通鉴”、“汇览”)。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关于治国、谋兵、谋权、处世、戍边、谋财的智谋韬略向来就是与科学(技艺)、宗教、艺术、哲学相并列的一种独立的文化样式，甚至在先秦至两汉(魏晋玄学兴起之前)期间，谋略在观念文化领域还一直占据着轴心地位。
先秦诸子百家、纵横策士、王公大臣对智谋韬略从特殊期待，汉代贾谊、晁错、陆贾、王符、董仲舒等人对亡秦经验的大反思与对治国、戍边、削藩、为兵之策的系列论述均可以为此作证。
而这种文化结构样式及其发展势态，就注定了谋略文化对中国必有源远流长的影响。
但是，重要的不仅是源远流长，而且是在种种计谋韬略的背后。
今天，只要你到某些地摊、商场或官场上一混，你立刻就感到某种谋略文化的氛围。
你并没有亲眼看见古人设计出来的某条计策在被搬用，但是在人与人之间那种讨价还价、虚与周旋和狡黠算计中你分明看到了一种活生生的谋略。
当我们看到感到谋略文化对本民族文化心态发生了弥散性影响的时候，我们能够感到这是一种气质性氛围性的弥散。
它不是一些计谋法术的简单搬用，而是比运用计谋法术要内在得多、复杂得多、也要深刻得多的内在精神。
显然，一种文化的内在精神要比该文化外在的知识、观念结构远为重要。
一方面，它是一种文化发而为外的智慧依据，另一方面，对它的获取是来自于该文化环境、氛围的长期浸染。
古人设计的许多计谋条款早已经死了，比如商鞅的用奸连坐制、以军制制国，韩非的驭臣七术，但是，在这些计谋法术背后并旋绕于所有计谋法术，奇兵诡道之上的那种精神气质却并非早已作古。
它象亡灵一般地笼罩在活人的头上，常常在某些特定的文化圈跟着自然生命的演进一代一代地遗传。
这种遗传方式使内在的文化精神比外在文化的知识观念具有远为强大的生命力。
比如一个文盲，他不必经过任何知识训练，也用不着研讨任何古代的计谋文本，但是他举手投足、言谈行为、处事方式可以无一不是此文化中人。
他不知道三十六计，但他同样可以城府深深，狡诈多疑，非常自然地运用各种法术权谋。
他不通过对古代文本的间接领会，而直接受各种习俗、故事、表情乃至于情绪氛围的影响，从而在亚文化圈内经过自然生命之习俗浸染的方式来养成一种独特的智慧，因此他完全可以不是一个文化人，但却比文人更为顽强地承续着谋略文化的精神。
由于他对谋略文化的内在气质不是通过理性研讨来达到认同，而是通过自然习俗来长成的，其达于骨髓的程度甚至可以比文人还深入百倍。
这样的事例可以举不胜举。
它启示我们：对谋略文化的关注，不能仅仅注重其外表智能的层次，而要深入到其内在精神气质的探讨。
同样，对任何文化种类的关注，也都不能仅研讨其外在的知识观念结构。
内在的精神气质，即其内在背景中对人、对物、对事、对我之基本关系的设定和精神态度的取舍，往往是一种独特文化样式的灵魂和依据。
从范围界域上说，科学在人与自然之间，宗教在人与神之间，审美在人与对象的外观之间，而谋略在人与人之间。
表面上，无论是范蠡、孙子的兵家之谋，还是管子、孟子等人论谋事谋政，都一再强调天时、地利、人和，尤其是兵家，几乎谋尽了各种自然地貌对为兵胜负的利害转换。
汉儒也一再强调要谋尽天人之际。
但是，这些谋天、谋地、谋道的背后，实质都是谋人。
因为在所谓“自然之谋”的背后，谋略假设了一种基本情态：人和人之间利益的拒斥和纷争。
因而，对兵家而言，所谓“收地利”的实质是要收人利，从而战胜对方；对王者而言，实行耕战政策、顺乎自然节泛、借天道以制人是要治国安邦、牧民强兵以称霸图雄或保证万世基业。
谋略运思的界域在人人之间，而对人人之间关系的取舍，其基本规定是：一、在人人之间物质利害关系和友爱、依托等等众多精神关系中，它只取定利害关系；二、在利害关系之协作、互助与争斗的两个方面中，它又只取定对立纷争的一面。
道德的依据在于和，在于人我利益的协调，在于人人之间的互为和责任，而谋略的依据在于对立，在于争斗，在于谋者为自我利益的谋算和争取。
所以，如果说道德自律的智慧是一种为他而内化神圣的智慧，那么，谋略的智慧则是一种为我而算计功利的智慧。
深入一点，甚至可以说，道德的依据是人性善，谋略的依据是人性恶。
就正如自然物的产权只是在人人之间的利益分割中才涌现出来，将自然作为谋略设计的一个环节也只是因为人们要围绕自然之利并利用自然之利去进行争斗。
假如人不与你争，你还谋什么？假如人不同你争自然，你就只顺应自然，假如人不在自然之势上来争斗于你，你就不必用自然之势来制胜于人。
假如人人都安于自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那你就根本用不着借助天道、借助地利、借助人和来谋求治国牧民。
所以毫不奇怪，中国传统谋略智慧的成就集中体现在兵家、政治权谋(法家)、外交之谋(纵横家)以及人事谋划(儒家、阴阳家)中，而在中国同样十分发达的医药、农工、实用技术领域从来就没有谋略之说。
《尚书・大传》说：“周公先谋于同姓，同姓从，然后谋于朋友，朋友从，然后谋于天下，天下从。
”无论同姓、朋友还是天下，能够为谋而从者当然都是人。
这种对人我关系的基本取舍和价值设定决定了谋略文化精神的一系列基本内涵。
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它决定了谋略型思维既不是科学性的逻辑思维，亦非审美、宗教一类的感会领悟，而是非常实在的以实用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价值推导。
《商君书・农战篇》说：“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
劳民者其国必无力。
无力者其国必削。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
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
纷纷(纯)则易使也，信则可以守战也。
”这些话中的每一个判断都是价值事态判断，而非纯粹的事实判断，其本身就是一些价值指标。
为谋的目的在于实现这些价值事态之间的转换勾连。
因而谋略型思维不是要求真，而是要求利，以智力的运作来求取人我利益的转化增殖。
这样的目标就决定了谋略在思之性质上不是科学之思，而是实用功利之思。
第二，在智慧意识上，它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智在于谋利的智慧意识和任智精神。
在谋略文化的背景中，“智”既非用来实现神圣超越，亦非用来追求客观真理，而是直接用来谋求功利，这种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表现尤为明显。
因此，不仅在此文化圈中“智”、“知”总是与实用功利相关连，而且还必将把人人之间直接的利害纷争转化为智力争斗。
任智而不是任力，以智胜而不是以力取必将为人所尚。
故而自古以来，中国有那么多的儒将英雄、军师智士、权谋辅佐，而智慧也因此而成为谋利中的一个精神环节，并通过谋略的方式直接参与人我之间的利害争斗。
第三，最重要的是，在精神态度上，它养育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价值理性态度。
一方面，此所谓价值并非宗教(神圣)、艺术(美)、科学(真)之类的精神价值，而是实用功利价值，另一方面，此所谓理性也并非知性理性、科学理性，而是在利害攸关的压迫下的一种独特的理知。
由于将斗智楔入争利的一个环节，这种任智精神迫使人不得不同直接计较利害得失的自然反应状态相疏离，从而保持一种克制的理智。
在许多情况下，比如在兵战、谋政、伐交之中，正因为利害关系太大，而敌对双方又都是要较智制胜的，因此，你就不得不克制、冷静、理知，否则你就将上当受骗，大祸临头。
这种价值理性态度深刻地养育了中国人韬光养晦、以曲求伸和忍术一类的智慧。
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篇》)故“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恨而致战；……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
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
”(《火政篇》)正因为利害关系太大，所以为兵为谋者必须去情制怒，完全以利害谋划为依据，而不以情感喜怒为转移。
这种制怒去情的态度进一步转化为深谋远虑、迂回致胜的原则，其所包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侧面就是“忍”。
在精神情态上，“忍”是很值得研究一番的。
“忍”并非无，它是忍而智，抑而近于无。
因此，其制怒并非无怒，去情亦非无情，它是大怒、大情、大欲强行抑制于心底而生发出的强大的意志，这种意志因此足以能抑制住一切小情小欲。
此谓之小忍与大谋的关系：“小不忍则乱大谋。
”惟其在心底里是大有、深有，所以它能够寂然不动，志定如山，泰山崩于前而神色若定；惟其是抑而近于无，所以它又能够出奇地冷静、客观、精思纯一。
此所谓其静如山、其动如虎的积态蓄势。
所以，“忍”并不是就罢休了。
对内而言，它有意志坚绵、寂然待机、以柔克刚、循势而动的含义；对外而言，它有洞观利害、预知祸福转换、谋求东山再起的用意；对主客关系而言，它又有物我分离、虚以待物、以静观物的特征。
这种忍术智慧从兵家之谋、为政之谋极大地发挥为中国人一般的人生智慧。
由此，张公百忍、韩信受胯下之辱、越王卧薪尝胆(不只是“尝胆”，还尝过吴王的粪便)、刘备用韬晦之计、君子隐忍以行、文人保命全生，达者激流勇退、智者含而不露、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类就成为中国智慧一个非常富有特色的侧面。
而提高到人生之谋来讲，这种洞穿利害、以忍让韬晦来谋求祸福转化的智慧已经不是一种粗陋的、谋求一时得失的阴柔之术，而是具有智者于利害祸福高瞻远瞩的达观慧度。
马克思说，中华民族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于西方人，当是指中国人这种发之于谋略智慧的内在精神而言。
但是，作为活的精神，光讲谋略文化据以发生的对人我关系的基本设定、运思方式及其价值理性态度还不够，它还应包括置身于该文化圈中人面对社会、他人、世界的某种基本心态。
这是真正活生生的东西。
三十六计可以不必学，但是，在三十六计背后的设计者和使用者的那种对人、对事、对社会的基本心态必将通过谋略文化圈中彼此的应对、领会在人的灵魂深处发生一代一代的回响。
我以为，这就是谋略文化的某些基本气质为什么在计谋本身已作古多年之后仍然能在活着的人身上代代遗传的根本原因。
而况古人的某些计谋即使在今天也并非都已作古。
谋略取定人与人关系中的利害纷争，并且据以发而为以谋以智的方式去主动地争。
这种对人我关系、价值目标和应对方式的取定并非毫无原则，因为在谋利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道德判断问题。
由于在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在国与国、军队和军队、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确实存在着利益的对立和争夺，故此，在敌对双方之间谋略的使用存在着一定的适应性和合理性。
在此，常常兵道就是诡道，正道就是谋道，不讲规则就是规则。
但是，如果将这种谋略原则普泛化为一种人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普泛化为一般的人生人事之谋，尤其是普泛化为以互为协同关系为基础的领域内处事应对的基本原则，那么，其所产生的影响必将害莫大焉。
为谋之利在于“争”，而为谋的手段在于“诡”。
故而兵者，诡道也，谋者，蒙也。
蒙之为谋，正是要在暗中算计。
孙子说：“攻其无备，出奇不意，此兵家之胜也，不可先传也。
”曹操注：“传，犹泄也。
”(《十一家注孙子・计篇》)因为谋是以智取胜，以谋划韬略制胜，而非以力斗，所以，泄谋者必败。
泄谋谓之“奸”，此为兵家、谋家之大忌。
所以，谋略的规则就是诡而蒙，所谓“阴谋、”“密谋”、“策划于密室”是谋之为谋的基本特征。
由此就注定了：在竞争方式上，谋并不是在公开规则下的平等竞争，而是在无明朗规则之下的任智巧夺。
一片无文明程序、无双方互守之明朗规则的黑暗幕布笼罩着谋算争斗的人们，如果不是为着某种神圣目标或某一个宏大群体的正义追求，那些争斗者心理之阴暗无助自可想而知，其互相由利益的伤害而延伸于心灵的伤害可想而知。
在正义规则不能朗照的谋略地带，人决不能坦诚，因为坦诚者败；人决不能相互信任，因为轻信者亡。
大而言之，是败是亡，小而之，是失是亏，在相互的利益亏害之中几乎是本能似的必然彼此应对养成阴暗心理。
在此，人与人之间的机心、算计、猜疑、孤独、晦暗、虚伪、恐惧、设防甚而残忍是必然的，人心之受到伤害也是必然的。
可以说，对方为谋之诡诈的程度有好深，其对人心的伤害就有好深，人被伤害的程度有好深，其对同类的仇恨就有好深。
“同仇敌忾”，是面对敌方阵营的情态。
如果在同一个阵营之间亦互相谋算，此阵营的凝聚力必将倾覆瓦解。
无知之幕的高悬养成人的阴暗心理，而阴暗之养成，又是出于自我保护。
中国古代有非常发达的谋略文化，然而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宏大深厚的正义的呼声，有队伍庞大、生生不息的鲁迅所说的那种敢于舍身求法、拚命实干的“民族的脊梁”。
正由于这个缘故，几千年的历史变换中国文化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当孟子把公孙衍、张仪之类无原则的谋略家称之为“行妾妇之道”，当公元前二一八年九十七岁的荀子为自己过去不肖的弟子李斯相秦而愤然不食的时候，他们是在维护正义，为谋略与道义的界域划定界线，以鄙弃“不义之谋”的方式来捍卫“道”的纯粹性。
魏晋之后，在显文化领域谋略形态逐渐让位退隐体现了文明战胜邪恶的历史走向。
这种对“道”的纯粹性的捍卫、这种历史走向提示我们：在越是文明化的社会中，谋略在文化领域占的比重越小。
人们通过法律、通过道德、通过社会制度的确立、通过一系列明确无误的社会法规乃至于通过宗教来扼制谋略文化的繁衍，甚至要在某些文化领域和社会活动领域不同程度地消灭为谋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正义与邪恶之搏斗的一部分就是文明法规、正当权益与谋略文化的搏斗，而文明社会中为谋的可能性则是文明法规的漏网之鱼。
法之于谋在于禁。
但在许多领域，禁谋的疏漏是无法避免的。
由于社会中人我利益的对立总是程度不同地存在，自古而来，在各种法规之下总是令人遗憾地存在着太多的“漏”的可能性，甚至有的法规其自身就是“漏”的产物。
规则自身成其为“漏”，意味着规则本身被谋略化。
比如在先秦时代，道德自身被谋略化的现象就数已有之。
卫人吴起带兵打仗，士兵有病疽者，吴起为他吮吸，其母闻而大哭。
有人问她：“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她回答：“非然也。
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
吴公今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史记・吴起列传》)吴起吮疽实为以善行而买人心。
齐宣王为了示慈爱于民，也曾有行“仁术”之说(《孟子・梁惠王上》)。
“仁”而成为“术”，意味着它已经变成谋利的手段，从而失去了作为“仁”之根据的诚信。
道德在此已丧失其道义的依据。
在谋略心态的机心、恐惧之下，不仅道德建立不起来，甚至任何文明的规则亦将由于人人之间缺乏起码的诚信而无法树立其权威，这将是真正虚无主义的心态基础！ 在对谋略文化机制缺乏正面研讨的情况下，近年图书市场掀起的“谋略热”未免使人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