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节时话“青记”] 记者节
“青记”虽然只生存了短暂的3年，但它是中国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
当我们纪念它69年生日的时候，我们感到：它的激扬、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办实事、求实效的艰苦朴素作风；讲团结、求大同的工作宗旨；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不断地咀嚼，吸收其中丰富的养份。
今年是第7个记者节。
经国务院批准,从2000年开始,每年的11月8日确定为记者节。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记者节第一次有了确定的日子,因为1949年政务院就确定了有记者节,但一直没有具体日子。
为什么国务院要把记者节的纪念日期选择在11月8日呢?这就要从中国记协的前身“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谈起。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一声枪响,神圣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
平、津沦陷以后,日军又在“八・一三”大举进攻上海,华东告急。
上海新闻界同仁为积极推进新闻战线的抗敌斗争,为民族解放而努力,深深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
在这些活动中,许多热血的青年记者参与其中,积极贡献智慧,努力发挥作用。
1937年7月中旬,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上海检查党的工作,在会见胡愈之、夏衍等人时,指示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统一战线。
胡愈之、夏衍等同一些新闻界人士商讨后,认为应该在上海组织一个新闻工作者的团体。
在中国共产党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关心下,1937年11月4日下午,新闻界范长江、羊枣(即杨潮烈士)、夏衍、碧泉、邵宗汉、朱明、恽逸群等在一起商量,决定组织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商定这个团体的名字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并推举范长江、恽逸群、羊枣3人负责筹备工作,发起人中还有《大公报》记者王文彬、章丹枫、孟秋江、陆诒等。
1937年11月8日晚7时,在上海山西路南京饭店举行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成立大会,通过了协会的章程。
在成立大会上,推举范长江、羊枣、碧泉、恽逸群、朱明等5人为总干事,夏衍、邵宗汉等人为候补干事,这时有会员20多人。
会议授权范长江筹备武汉分会。
范长江回到《大公报》汉口分馆后,白天编辑稿件,业余时间在《大公报》的宿舍里,接待各地青年记者和进步人士,筹划“青记”汉口分会成立事宜。
协会由上海转到汉口后,于1938年3月15日改名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
1938年3月30日(也有一说是29日)下午2时,“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汉口青年会二楼礼堂宣告隆重成立。
出席会议的除上海、武汉两地外,还有长沙、广州、西安、成都、重庆、香港、南洋的会员代表。
参加这次盛会的有中外来宾近百人。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监察院院长于右任,文化界人士郭沫若、潘梓年、杜重远、沈钧儒、阎宝航等作为来宾出席,《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编辑主任王芸生也作为来宾到会祝贺,表示全力支持“青记”的工作。
国际友人也来参加这次盛会,其中有苏联塔斯社的罗果夫、美国合众社的爱泼斯坦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会上,先由主席团范长江致开幕词并报告筹备经过。
第二项是军政长官致词,于老很谦虚,说自己是一个新闻记者,以同行之谊来道贺。
他说,过去当新闻记者叫做“无冕之王”,现在不小心就会变成无头之鬼。
会议中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国民党军委会第三厅来了一个姓白的混小子,非常自大,说我们新组织未向该厅备案,是不合法的,于是在发言中引起一场舌战。
主持者马上把印好的会刊《新闻记者》在会场上散发,上面有影印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批予备案的文件,给这个姓白的混小子出乎意料的打击。
范长江在致谢辞中还击了那个家伙。
他说:“抗战时期一个爱国记者的言论自由,一个爱国记者的团体的自由,今天是一项重要的考验。
我们依法向中央宣传部备案,又蒙各方领袖人士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首长亲临指导,可是因未向什么厅去请求批准,仍被评为不合法。
有人还在破坏人民最低限度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
”他的话博得全场掌声,把那个姓白的小子气得脸青面黑,垂头丧气。
大会通过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宣言》,选举了领导机构――常务理事会。
范长江、钟期森、徐迈进当选为常务理事。
在常务理事之下,设秘书一名,由朱明担任,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设总务、组织、学术3个组,作为工作机构。
陆诒等10余人为理事,范长江等3人为常务理事。
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扩大友军,取得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以达到促进抗战宣传的目的,“青记”又聘请《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等15人为名誉理事。
当选理事的还有陈侬菲同志,他是不久前从狱中出来的大革命时期的老战士,不仅善于执笔写文章,还能带兵打仗,英勇杀敌。
他受党的指派,来“青记”工作。
陈侬菲同志接受理事会委托,常驻华商街济世总里会所办公,组织记者走上前线,深入敌后,领导“青记”繁忙的日常工作。
记者学会成立之后,出版了《新闻记者》月刊,16开本每月一刊,通过这本机关刊物。
《新闻记者》顽强地在武汉出版了7期,在长沙出了第8期。
辗转到桂林出了第9、10两期合刊。
虽条件一期比一期艰难,但内容一期比一期充实。
成都、桂林、西安、延安等地都建立了分会。
当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的纪念日,由“青记”发起在青年学会举行了纪念会。
那天,国民党大小官吏忙着撤退,一个都没来,是清一色的左派大会。
周恩来同志一直关注“青记”的工作,这天他亲自来演讲,屋里挤得满满的,街上没有公共汽车,黄包车也没有,到会的全是靠两条腿走来的。
周恩来同志讲话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
他说:“鲁迅姓周,我们都是绍兴人。
我来参加纪念会,不是因为同姓同乡,而是因为他是我们共同战斗的同志,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为中国人民求独立自由、谋幸福的闯将……”周恩来同志的讲话给青年记者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青记”一开始就注意团结广大新闻工作者,每次开招待会、报告会,或者欢迎会友从前线归来,总是尽可能把各报记者请来,消除各报记者之间的隔阂,增强新闻界的团结。
比如1938年5月28日,新华日报领导博古、凯丰同志和社长潘梓年招待从徐州突围归来的陆诒同志时,把其他各报参加突围的记者和武汉新闻界的领导人都邀去参加。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团结了国民党的中央社、《中央日报》、《扫荡报》中的一些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以致国民党反动派对这个团体是非常头痛的。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内部是彻底民主化的,重大问题都由常务理事作决定。
当时有3句口号:集体生活、集体学习、集体工作。
办事处只有一个主任、一个秘书、一个会计,两三个干事,从工友到主任一律20元。
在国民党密查记者学会活动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学会网罗名报、名记者,放弃优厚待遇,建立合作社性质之通讯社,别有用心。
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康泽都声言,要给“青记”一点颜色看。
后来陈侬菲同志带着《新闻记者》的稿子去衡阳印刷时,在衡阳被特务绑架。
万幸的是陈侬菲同志巧遇同学营救,在党的安排下,到了新四军挺进纵队,后来成为电影《东进序曲》中黄秉光的原型人物。
秋天,武汉战事吃紧,范长江决定总会仍留在汉口,重庆设立“青记”驻渝通讯处。
不久,长沙大火,又退到了桂林,1939年初,“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在桂林设立了南方办事处,陈侬菲任主任。
陈侬菲同志主持举办了战时新闻工作讲习班,学员是公开招收的,因为是业余学习性质,又不限文化程度,所以报名的人很多,其中多是在职青年和在校学生,也有一些失业青年,大多是中学程度,也有大学肄业和毕业的。
开学时,约有学员80人,课堂是临时向一所市区小学借的,利用该校的教学间隙,在晚间上课。
“战新班”教学内容主要是新闻工作,从采访到编辑、出版各方面的指示,并结合抗战形势和学习需要。
上课教师有:范长江、孟秋江、钟期森、王文彬等。
徐特立同志也来做过报告,徐老精神抖擞讲了3个小时。
他的话朴实、具体、生动,对党的政策作了很精辟的阐述,连那些成见很深的国民党机关报纸的记者也认为“语语真实,字字感人。
部分学员组织了一个战时新闻社,年底,成员先后离去。
“青记”的经费主要靠自力更生。
范长江同志自徐州突围回到武汉之后,一连花了几个晚上,把当时各报记者所写的通讯和参加突围战斗的军政人员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搜集起来,汇编成《徐州突围》一书,售给生活书店,取得稿费400元。
这就是“青记”第一笔巨额收入。
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经济上也很困难,但为了支持“青记“,一下子捐了200元,因为用单位名称出面不好,就用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10个负责人捐赠多少的办法,在《新闻记者》上登出启示。
1938年12月开始,军委会政治部每月补助1000元,后来减为500元,再以后就不给了。
就在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青记”驻渝通讯处却办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这就是全国报纸展览会。
全国报纸展览会1939年1月28日在重庆社交会堂开幕,一共展出了3天。
展览中,除了大后方出版的报纸之外,还有海外出报的华侨报纸,更多的是来自敌后解放区的抗战报纸,共有500多种。
这些报纸有铅印的,有石印的,最多的是油印的,虽说报纸版面眉不清目不秀,却是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真实写照。
皖南事变后,因为“青记”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国民党恨之入骨,终于在1941年4月28日将“青记”封闭了。
“青记”虽然只生存了短暂的3年,但它是中国爱国、进步的新闻工作者的一面旗帜。
当我们纪念它69年生日的时候,我们感到:它的激扬、凛然的爱国主义精神;办实事、求实效的艰苦朴素作风;讲团结、求大同的工作宗旨;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不断地咀嚼,吸收其中丰富的养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