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儒家“重义轻利”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影响
【摘要】“重义轻利”是儒家的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国近代的经济社会，让中国近代经济不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追求金钱为目的，而是为安适稳定的生活而努力，也让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相对平稳。但是“重义轻利”也是中国近代经济一直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主要原因，以至于在清初时期没有形成资本主义萌芽，形成了重农抑商、崇士轻商的思想观念，削弱了商人从商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中国商业的形成和发展，
一、引言。
儒家“仁”的思想体系、道家“天道”学说和佛家“出世”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一套完整的儒释道思想体系，其中儒家的思想体系位于其首。儒家“仁”的思想体系不仅仅成为了当时社会的教科书，还成为帝王治国的依据，其中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
正当中国饱受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影响还是一个农业大国时，西方“韦伯命题”的提出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西方因为受到新教伦理的影响，人们开始有了一种对宗教的信仰。在这种新的宗教文化影响下，人们不断努力工作，推动着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事实上，之所以近代中国的经济和西方有如此差距，归根结底还是不同宗教文化影响的问题。基督教和儒教一个诞生于西方，一个诞生于东方，两者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影响下所诞生，因此两者在价值追求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都属于理性的范畴，不同之外在于儒教是对社会的理性适应，属于中国传统的实用思想，西方的基督教是对社会理性的控制。韦伯认为之所以中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不同就是因为两者对价值追求的方向不同，即内在的精神根源不同。儒家思想更倾向于实用主义，西方哲学所倡导的是对形而上的探究；儒教主张安于现状，不主张探讨自然本身及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以排斥的态度对待它们，西方则有一种内在的动力去推动探索，去发现本质的东西。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发展状况不一，因为儒教的这种主张，中国的社会状况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近代一直停滞不前；而西方资本主义在国家新教伦理“入世苦行”的影响下，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被激发，不断推动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
本文试图通过对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的研究，将之与西方基督新教中“入世苦行”的禁欲主义进行比较，来说明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念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并取其精华，为研究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指导。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观点是义”和“利”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义”占主导地位，它决定着人们对“利”的态度。在孔子看来，人追求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人在追求“利”的同时要有“义”的参与，并且要用“义”控制“利”的获取，不能见利忘义。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这里是所说的“以其道”，就是指仁义之道。“利”是不可否认的一种欲望，但人们对富贵的追求不应该盲目，要遵循“义”的规范，要在“义”的指导下进行对财富的向往和追求。孔子通过“义利”将人分成了两种，从一个人看重“义”还是看重“利”，就能够看出这个人是君子还是见利忘义的小人。因此孔子又说“君子义以为质”。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也是从“义利观”的角度出发的，他强调人的恻隐之心和羞恶就是人本身“仁”和“义”的表现，对于“义利”的取舍，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从而可以看出，儒家整体思想对义利的态度一直是义重于利。
（二）儒家思想中“义”重于“礼”。
在儒家的《礼记·中庸》中有对“义”下的定义，书中说“义者，宜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义”的地位如此之高，与儒家思想中“义”与“礼”的关系有关。在《左传·成公二年》中，孔子说：“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意思是通过对臣子封受名爵而忠实于天子，因为臣子对天子的忠实才能起到帮助治理国家的作用，国家治理得当百姓才能遵守礼节，人人遵守礼节才能做仁义之事，人人都能做仁义之事，国家就长治久安了。可以看出，“义”和“礼”的关系十分密切，“义”在“礼”中表现出来，在封建社会，“礼”是治理国家的规则、仪式和法则，因此“义”在儒家思想中地位是高高在上的。
而义利关系问题，涉及人们在功利原则与道义原则、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感性欲望与道德理性、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等相互关系问题上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儒家义利观中，“义”与“利”的关系是相对的，又是相互离不开的，并且“义”在前“利”在后。在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普遍用于治理国家，成为治理国家的主要思想。因此在儒家义利观中，如果把“利”放到国家的社会当中，即成了社会整体利益；当“利”被规定为“私”时，即个人利益。儒家义利观强调总体的利益要高于个人的利益，不能因为个人的私利而危害到国家的公利，否则就是一种可耻的行为，要遭到惩罚，不能因为个人的利益而去危害整个社会的利益，用整体的利益去服务个人的利益。
中国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段历史。鸦片战争时期，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中国自给自足的以小农经济为主题的经济结构逐渐瓦解，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过程中，英国商人为了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而向中国贩卖鸦片，从而有了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清政府向西方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各项不平等条约，这些不平等条约规定“大小商贾盘踞于租借，以剥我工商”，中华民族处在被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宰割的水深火热中。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断加深，在这种民族存亡的情况下，商业发展刻不容缓，中国商界表现出民族自强的爱国精神，当时深受儒家“重义轻利”影响的小农经济已不能支撑国家的经济，中国商业开始得到重视，商人地位也逐渐提高。
第一，“重义轻利”规范社会秩序，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是与我国古代社会制度相关。先秦时期，孔子就主张“以义生利”的主张。儒家主张舍弃小的利益而照顾大的利益，“义”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有着不同的涵义。在奴隶制社会，“义”指的是奴隶主整体的利益；而在封建社会，“义”所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儒家认为，如果奴隶和农民阶级违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礼”、“义”去谋取财利，则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有可能会让社会阶层发生改变，让社会中的矛盾更加突出，不利于统治者的统治。
第二，对于儒家思想中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从当时社会环境和背景的角度出发，它是值得提倡的，不管是在古代的奴隶制社会还是封建制社会，如果没有儒家对“义”的强调，当时的社会秩序不会井井有条。一个社会秩序的稳定需要道德的约束，没有道德约束，只会矛盾不断、混乱不安，强调“义”的作用并不是批判“利”，而是说“利”要建立在“义”的基础上。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义”重于“利”，不仅使近代商人树立了以“义”取“利”的价值观，也影响着近代人们的心理，抑制了人们内心本能所反射出来的私欲，使“义”重于“利”的观念深入人心，促进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一，“重义轻利”阻碍商业发展，使中国近代经济停滞不前。在儒家“重义轻利”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经济一直是以小农经济为主，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诞生，世界形成了工业竞争的局面，中国重农抑商、崇士轻商的思想和主张逐渐与世界脱轨，并且远远地落后于西方工业国家。当时的西方形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形式并得到了群众广泛的关注，这就是韦伯所写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家的许多观点与西方新教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儒家思想是安于现状，过一种社会稳定和谐的生活，没有像西方新教那样将工作视为上帝给与自己的任务，也没有向西方资本主义那样重视商业发展来推动本国经济。儒家与西方新教伦理相比，显然难以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某种合理性的经济伦理，儒家缺乏清教徒那种“入世苦行”的禁欲观念。
因此作为本色的儒家伦理中“重义轻利”，不可能成为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文化因子，当西方已经发展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时，中国的经济依然还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形态，生产力远远落后于工业国家。
第二，“重义轻利”阻碍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变。儒家义利观的产生是在古代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它是为古代封建自然经济服务的，换句话说就是不断强化封建自然经济，以满足封建统治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古代的中国只能够发展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农经济，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中国的封建制度，中国封建制度才更具有坚韧性。
在儒家“重义轻利”的主张下，在“唯有读书高”和“重本抑商”等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时人认为以谋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和商人阶层是低级的，不被提倡的，这使得当时从商的商人们得不到重视，并且也得不到理性的支持，这大大削减了人们从商的积极性，商业逐渐成为地位最低的职业。当时的社会阶层，有“士农工商”之序，商人的地位排在最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一方面小农经济已无法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小农自然经济的主导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商业和经济的转型。
五、结语。
儒家“重义轻利”诞生在古代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时期，以一种落后的社会结构作为背景，它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只有将“重义轻利”价值观念中优秀的一面提取出来，并不断地完善才能适应现代社会。
当代中国推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从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商业发展成了主流，这同时也带来很多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商业越发展就越需要人们树立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义利观虽然出现在封建自然经济的时代，但是一样可以作为一种提高自身修养的思想影响当代的商人。在当代商业竞争极其激烈的时代，义利观显得格外重要，它可以启示人们在义与利的面前做出正确的选择，告诉商人们对于“利”，要有一种理性的制约，不苛取、不妄得，不爱不义之财。
在儒家义利观的影响下，形成诚信无欺、货真价实、信誉至上的中国传统商业道德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道德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远流出版社，1989.
[2] 洪镇涛.论语·里仁[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3] 洪镇涛.论语·卫灵公[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4] 洪镇涛.孟子·告子上[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5] （西汉）戴圣编，刘小沙译.礼记·中庸[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15.
[6]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