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规则、预期与居民消费的经济理论探讨

一、引言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从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无疑会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扩张是否会影响私人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所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重要。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困扰中国政府及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而恰好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段时期内频繁使用刺激经济和拉动内需的调节手段。因此，研究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在中国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财政支出扩张通常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但是，由于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随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早期的研究发现，在价格弹性的新古典模型中，财政支出增加会挤出居民消费。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对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政府会通过当期和未来的税收进行融资，这就意味着居民当期及未来的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的下降(即负财富效应)(Aiyagari et al.，1992；Baxter King，1993)。但是，通过施加不同的识别条件对数据进行SVAR分析，大多数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新古典模型的结论，而是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Blanchard Perotti, 2002; Mountford Uhlig, 2004; Gali et al., 2007)。 简历大全 /html/jianli/ 为了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能够缓解甚至抵消负财富效应，从而使财政政策挤入居民消费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突出了其与私人消费的互补性(Bouakez Rebei，2007；Ganelli Tervala，2010；杨子晖，2006)，或将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强调其生产性(Linnemann Schabert，2005；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引入深度习惯，产生逆周期的成本加成的机制使财政政策扩张引致居民消费(Ravn et al.，2007)；第三类文献则通过引入居民的异质性产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Gali et al.，2007；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但是，上述文献大多假定财政政策是外生的。Leeper(1991)首先讨论财政政策规则，根据税收是否对政府债务做出反应，主要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决定。随后，文献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财政政策规则。基于美国的情况，大多数文献认为利用规则形式所刻画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其自动稳定器功能，政府主动采用逆周期方式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Taylor，2000；Auerbach，2002)。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政策规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贾俊雪和郭庆旺(2011)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财政规则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不同的规则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影响。贾俊雪(2012)基于1992—2009年的季度数据发现，我国税收存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规模系统性的反应，且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总体上讲，上述大多数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为税收政策规则，主要从自动稳定器的角度去理解财政政策规则，将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用于衡量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而将政府购买性支出作为外生过程给定。但是，对财政政策规则性质的讨论取决于所考察的政策工具。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讨论无法很好地用来评估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①。

论文代写 本文着重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当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函数，强调政府调节经济的主动性，并考察随着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强度的变化，居民消费将如何反应。本文之所以从这一视角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及居民消费：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②尽管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更为直接，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Taylor(2000)通过对美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其税制的累进性较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作用，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我国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很弱。这是因为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些税种大多采用比例税率，几乎不存在累进性。同时，在我国的所得税中，除了针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了累进税率之外，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目以及企业所得税也均采用比例税率，累进性同样非常微弱。所有这些就决定了财政政策无法通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项怀诚，2001；金人庆，2005；谢旭人，2008)。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主动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并逐步表现出对经济系统性的反馈：1998年政府实施了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随着2003年之后经济的逐渐过热，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政府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有效控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经济形势，主动调节财政购买性支出规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③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将政府主动地对经济进行反应这一要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开题报告 /html/lunwenzhidao/kaitibaogao/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与已有文献的区别。尽管从建模方法上讲，本文也采用了与文献类似的做法，利用规则或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刻画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反馈。但是，由于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最终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所以在经济理解和分析重点方面，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那些以税收或政府转移性支出 论文代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