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缘的场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造
【摘 要】社会共同体构成的原因主要蕴含了不同场域的影响。从铸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场域来看，地缘、业缘、血缘、趣缘场域在历史和现实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这些关系中来考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渊源，既有助于促进各民族群体对“四个认同”的深入，又有助于促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
【作 者】张龙，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湖北黄冈，438000。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4—0032—006。
民族共同体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共同体，一个社会的组成要素离不开地域、人群和人际关系，也离不开文化的交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正是这些场域的交互作用塑造而成。
人群离不开地域空间，国家政权的建立也离不开地域空间，地域空间的范围也决定了民族共同体规模的大小。中国的地域面积是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不同中央王朝政权交替更换，以及在与一些地方政权合作、争斗及统一中形成的。政权对管辖的地域范围行使统治权，逐渐在意识认同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
从考古史来看，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不仅仅是黄河流域，史前文明遗址就有中原文化区、北方文化区、南方文化区，代表性的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石家河文化、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这些不同地域的文明在跨入国家历史时代，历经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后，逐渐融合成一个国家领域。夏商周奴隶制国家从中原区域的一个个城邦诸侯国逐步汇聚成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王朝。其后，中国封建王朝形成的国家经历了多次分分合合的历程，大一统的国家疆域也逐步扩大。秦时的疆域东至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至岭南，北至河套、阴山、辽东;初设三十六郡，后又在南越、西瓯故地及其相邻地区设置了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面积约340多万平方公里。1西汉的疆域在汉武帝后期达到极盛，西南到今高黎贡山和哀牢山一线，南至海南岛和今越南北部和中部，东北到朝鲜半岛中部江华湾一线，西北从匈奴和羌人手中夺取了整个河西走廊和湟水流域，并控制了天山南北，直至今巴尔喀什湖、费尔干纳盆地和帕米尔高原。国土面积约568万平方公里。“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经到达过咸海之滨，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亚，最东一度拥有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朝鲜半岛的大部分。但是这并不是说唐朝同时拥有过这样大的疆域，而且达到最远点的时间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东是在661 年，但665 年就撤到了葱岭，实际只维持了3 年。715 年唐朝又扩展到葱岭以西，但东部的安东都护府已退到辽西。751 年怛罗斯一仗败于大食（阿拉伯帝国），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葱岭。”[1]87唐高宗时国土面积约1076万平方公里。蒙元帝国曾是中国历代疆域最大的封建国家，后来随着四大汗国与中央政权的分立，元朝统治疆域除新疆地区有所变动外，“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东北部”[1]127。元明宗时面积约为1372万平方公里，明初的疆域已缩小了很多，永乐（1403年—1425年）以后始终处于退缩之中。明初的北界在今内蒙古的西辽河、沙拉木伦河至阴山山脉、贺兰山一线，但以后逐渐退到了长城一线。西北一度拥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陆续放弃，最终后撤至甘肃的嘉峪关。永乐五年（1406年）在安南设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为国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销，人员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缅甸、泰国和老挝境内设置的三个宣抚司和六个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断受到缅甸东吁王朝的进攻，一度全部落入缅甸之手。經反击，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挝宣慰司。故此，明朝疆域以明宣宗时计算面积约468万平方公里。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后达到极盛，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清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也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的时期，中央对地方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是前代不能比拟的。在清仁宗时面积约1216多万平方公里。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内忧外患，统治疆域缩小，但基本承袭了清代以来的领土范畴。
从大一统王朝疆域面积增大的历史来看，这些王朝不仅仅有汉族建立的政权，像秦、汉、唐、明（忽略隋朝，由于唐承隋制，并有所扩张），也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像元、清。如果再算上历史上各个时期并立的国家政权，像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辽宋金西夏等，中国现有的国家领土是汉族同各少数民族共同开拓的。从社会形成的基本条件来看，人群生活的地理空间是其发展的首要条件。正是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才形成了中国现有的领土疆域，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地缘场域。
地理疆域归属相应的政权管理必然受到行政上的认同影响，中国历史朝代更迭带来的是不同的国民认同，夏人、商人、周人、元人、明人、清人……疆域内的民众也在统一的政权管理下，逐步形成对统治王朝的群体认同。近代国家概念浸润了中国知识界后，学者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有四个层面：“国家思想者何？ 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2]22从中可以看出，个人受政权管理认知国家，群体相对于国外民族而认知国家，群体相对于对外国的认知而认知国家。在这四个层次的国家思想认知下，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离不开各个民族群体在生产关系上的互通有无。无论是茶马贸易，还是盐铁贸易，或者是朝贡贸易，以及政权之间的盟约贸易，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业缘上的彼此依存。
从政治上来看，历史上的分立政权一定程度上分割了各民族的往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的交往。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大分裂并立时期，像三国时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等。在这些政权分立时期，各个政权之间争斗频繁，都在谋求统一的主导地位，但也割裂不了人民之间经济往来的需求。具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时期是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907年～960年）、两宋（960 年～1279年）、辽（916年～1125年）、西夏（1038年～1227年）、金（1115年～1234年）、蒙元（1206年～1368年）等政权。这些不同民族建立的政权之间，既有军事上的冲突，也有基于政治格局考量下实行的盟约，而这些盟约大都带有经济往来的性质。典型的如北宋同辽签订的《澶渊之盟》，其中经济方面的内容占据主要，“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而在统一政权时期，或者中央王朝与周边政权之间存在藩属关系时期，中央政权通过同藩属国或者相应的地方政权，如土司政权，通过朝贡和赏赐的方式进行贸易往来，朝贡贸易往往成为主流。朝贡制度真正萌发是在汉朝，而成熟于唐，鼎盛于明，至清朝时，朝贡体系被一个又一个条约削弱，直至最终衰落。
长期以来，中央王朝控制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往往是中国经济繁荣地区，农业生产和科技技术都具有优势。而周边民族政权受到所处地域或者科技水平的影响，其产业或以畜牧业为主，或农业生产水平低下，或缺少日常生活用具的生产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彼此之间强烈的贸易需求。这种贸易需求，除不同政权之间确定的固定贸易场所——榷场外，还有许多来自民间自发形成的商业领域——走廊。费孝通先生最先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提出了三大走廊概念，即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学者李星星更是提出了贯穿全国的“二纵三横”五条“民族走廊”格局，即“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壮侗走廊”“阿尔泰走廊” 以及“古氐羌走廊”。其中“藏彝走廊”“土家—苗瑶走廊”，为南—北纵向的“民族走廊”;其他三条为东—西横向的 “民族走廊”。[3]其后又有学者提出了辽西走廊、苗疆走廊、武陵走廊等走廊概念。从业缘关系来看，走廊地域都是各民族之间商业上合作的基础。仅以几大走廊地理位置来看：
辽西走廊位于今辽宁省锦州市与河北省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东北走向，长约185公里，宽8～15公里。中国古代东北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陆地交通，就主要通过这里，是沟通山海关内外的重要通道。
河西走廊，也称甘肃走廊，是中国内地通往新疆的要道。东起乌鞘岭，西至古玉门关，南北介于南山（祁连山和阿尔金山）和北山（马鬃山、合黎山和龙首山）间，长约900公里，宽数公里至近百公里，为西北—东南走向的狭长平地，形如走廊。中国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再通过西亚到达欧洲的。
藏彝走廊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包括藏东高山峡谷区、川西北高原区、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以及部分滇西高原区。就行政区域而言，主要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和攀枝花市;云南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和丽江市;西藏的昌都地区等。
南岭走廊是南岭走廊作为沟通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民族走廊，是历史上两大区域各民族人口、经济、文化互动的传统通道，是湖南、江西两省南部，广西东北部和广东北部山区的总称。
苗疆走廊“指的是元明时期以后新开辟的、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湖广之间交往的一条驿道及其周边呈带状相连的地域”，杨志强认为除此之外，“还应将元代开辟的入滇的‘西线’及以清代以后‘古苗疆走廊’为主轴连通的其他水陆交通线路纳入广义的‘古苗疆走廊’范围内”。[4]现学界一般把其起点定为湖南常德，终點为云南昆明，进而从昆明向西至大理与唐宋以前的南方丝绸之路相连至缅甸印度。
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
这几大走廊基本涉及了中国北部、西部及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群体，如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藏族、苗族、瑶族等。从地理位置来看，民族走廊往往是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边界，这种边界既带有地域性的，也带有文化性的。而这种边界作为一个缓冲地域，往往融合了彼此之间的经济形式。美国学者波兰尼对人们经济行为的分析中就有一种是实体的经济行为，强调人们是为了生存而采取的物质行为。以茶马贸易来看，由于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藏族对茶叶十分依赖，茶能解毒去病，可以解油腻、助消化。至于食盐关系到人体的健康，这个贸易对边疆民族来说，其需求更为重要。铁、绢布等相对而言，也都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多个方面。贸易交往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民族区域间的民族走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情况。生产和生活的需求衍生了这些走廊，也正是通过这些走廊，不同民族群体进行业务往来，中原地区的盐铁、丝帛、茶叶与周边地区的毛皮、马匹等进行交易，满足了彼此之间生活的需求。同时，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技术，也通过这些走廊传递到民族地区，促进了相应地区的农业生产发展。而各民族地区的物产也往往通过这些走廊进入中原地区，满足了中原地区人民的需求。在这类民族混杂居地区，如青海、甘肃地区，汉族的农业与藏族的畜牧业通过回族的商业完成交换，形成了特定的利益共生性，民族之间的业务往来更能突出彼此之间的合作性。通过民族走廊的中转，还有许多省份相互之间的民众为了谋生跨越彼此的省界，形成了许多民族往来的路线，像陕西、山西等民众前往内蒙古、外蒙古的走西口路线。再有，直隶、河北、山东等省民众前往东北的闯关东路线等。这些行为，一方面形成了地区之间民族嵌入式居住格局，另一方面密切了民族之间的交往。波兰尼认为将经济融入社会的主要途径有三种：互惠、再分配和交换。民族之间的业缘关系充分体现了这三种途径。可以说民族之间业务往来的过程中，这三种途径都得到了充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