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境者的文学景观

林文月曾撰文说她的选择和成就有很多偶然，始终是靠“直觉”。选择读中文系，是因为同学都报考外文系，她为了免俗涂改了志愿，被台大中文系录取。后来也曾尝试转系，被系主任台静农劝返。读完四年本科，林文月再入台大中文系研究所，从事古典文學研究。1969年，三十六岁的林文月获得去京都大学访学的机会。此次访学，林文月是为了撰写有关唐代文化对日本平安文坛影响的论文。与此同时，她接到林海音《纯文学》杂志的邀约撰写域外散文。故而，在完成论文的空隙，以做论文的心态实地勘考，收集资料，完成了散文集《京都一年》的写作。回台湾后，林文月发表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附录了《源氏物语》部分章节的译文，这部分她自己翻译的译文很受读者欢迎。进而，她花费了五年时间，译成这本巨典，获得诸多肯定和荣誉。林文月在台大任教多年，出版学术著作《谢灵运及其诗》 《澄辉集》，是六朝文学研究颇具影响的学者。关于文学生涯，林文月曾在回忆文章中写到，她学生时代也尝试过写小说，被恩师台静农批评为文辞靡丽，不谙世情，不适合写小说。而写作《京都一年》，不经意间却开辟了适合她的散文路径。若仔细去观察林文月几个身份的越境和穿越，清晰可见的是，林文月的成就并非偶然。她研究谢灵运，写作《京都一年》，翻译《源氏物语》和《枕草子》，无一不与她的审美趣味合契。懂得局限，选择得当，故能在几个领域有所成就。

考察林文月的全部创作，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她切入日本文化的方式。《京都一年》参阅大量历史、文学要籍，对旅居暂时“在地”的日本文化进行充分地研究。在此基础上，汲取汉语古典散文的文史互文传统，以空间为经，时间为纬，在文化越境中开始她的文学生涯。作为翻译家，林文月选择翻译的多是与中国古典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文学典籍。对林文月而言，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表层的词汇、语法等的转换，也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翻译活动同时激发和影响林文月的创作活动，我们能够在译者后记读到她对翻译对象同理同情的默契。具体到创作实践，林文月尝试以“拟古”的方式对翻译作品进行文本再造，使得翻译活动和文学创作活动圆融贯通。

一。

《京都一年》主要写京都风物与交游，从内容来看与常见的旅居散文并无二致，值得关注的是林文月的文化越境问题。文化越境的前提是承认世界上不同地理空间文化差异的客观存在。基于这个前提，不同地理空间的旅行者有可能成为不同文化空间的越境旅行者。文化越境，“他者”眼光的获得和文化互看，其深入和深刻程度，首先取决于越境前文化越境者对“我”的文化的浸淫和理解。赴日之前，林文月自台大中文系本科而研究所，专研中国古典文学多年，研究重心为谢灵运诗，亦涉猎《诗经》、曹氏父子诗，陶渊明及白居易研究等，写作学术论文《诗经“国风”中所表现的我国古代妇女》 《曹丕曹植兄弟的文学观》 《陶渊明、孟浩然与王维》 《平冈武夫与《〈白居易〉》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身份和背景使她对“我”的文化传统有清晰和理性的审思，不仅是研究，林文月自觉地选择成为传统文化的“保护者”和“发扬者”。在散文《读中文系的人》中，林文月回顾其求学经历与学术生涯，如此写道：“我想中文系的人最重要的任务是在传递我们的传统文化——从各个角度和立场，小心翼翼承担我们的古典文学的保护者，甚至于发扬者。”a林文月赴京都大学访学，研究唐文化对平安文学的影响，具体来说是研究白居易《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这就是她后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源氏物语 桐壶〉与长恨歌》。意识到林文月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保护者和发扬者身份的自觉体认，自然不会对她的这个文化接受和影响的研究选题感到意外。

因此，写作《京都一年》，作为观察对象进入视域的京都，既是现实的京都，也是渊源中国文化传统的平安王朝的“平安京”。事实上，不只是林文月赴日访学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即便城市快速发展的今天，京都的御所、庭院、祭祀活动，依然留有平安王朝文化风物的痕迹。平安时期是日本贵族文化的全盛时代，平安文学的主体是宫廷女性文学，有书写贵族生活的《源氏物语》和《枕草子》等经典存世。无论是日常生活方式，还是精神世界和审美意识，唐朝大陆文化强烈影响着平安时期贵族阶层的生活。《源氏物语》曾如此写道：“嵯峨帝所书《古万叶集》选集四卷，延喜帝所书《古今和歌集》，纸为唐国浅缥色纸所继，封面裱以绮罗，为同色较浓纹样，同色玉轴，书绳为缎制，作唐式式样，优雅无限。”诸如此类关涉“唐风”雅物的描写在平安文学中很常见，“唐风”被贵族阶层视为“优雅无限”，奉为典雅之范。

其实，稍早的平城京（奈良时代）时期，大陆文化就已经渗透到贵族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所言：“宫廷中的官员穿上大陆风格的礼服;天皇的日常用品使用从大陆船运而来的或者仿制的镜子、小刀、双六盘、屏风等工艺品。”b延展到平安时期更是蔚然成风，修习汉文典籍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政府官员需要在大学学习儒教经典，通过考试才能获得任用。《紫式部日记》中写道：“予兄式部丞少时尝读《史记》，予在侧旁听。”从文学活动看，唐诗汉文在贵族中盛行，平安前期的大江千里编写《句题和歌》，即以一句汉诗为题，翻译该诗句为和歌，平安中期文学鼎盛期的代表作《和汉朗咏集》则收入大量汉诗经典，并由此影响日本古典文学的诸多经典。《源氏物语》的《须磨》卷中，源氏匆忙离京时携带的就是《和汉朗咏集》。奈良时期的平城京已是仿造唐长安建设，拥有带有瓦顶和朱红色立柱的大陆宫殿建筑样式的大内里;到了平安时期，更加成熟全面地学习唐朝大陆文化在都城的格局和建筑上有更多呈现，直接影响着平安京的外部形态。平安京的规划布局与唐长安的规划布局都承周制，以方格网布局为主。他们的形制都来源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c甚至命名上都有重合的“朱雀门”。

《京都一年》记京都游历，写京都的庭院、寺庙等历史遗址，不止步于状写景与物之美，而是细察景物的文化遗存及历史沿革，既优游风景，又行旅文化，是典范的学者散文。《访桂离院及修学院离宫》一篇，谈及游历曼殊院，体会枯山水庭院之美，林文月第一次谈到京都的庭院和中国大陆文化的关系，她敏锐地指出这种白山白水的庭园构想即受由中国传入的禅宗文化影响，融以北宗山水画苦淡雄劲之风。此番发现引发她对京都庭院的兴趣，她有意识地实地游览、查阅资料。另一篇《京都的庭院》，林文月系统梳理了日本庭院传统，阐释历奈良、平安、至镰仓朝代，以“池泉庭园”为主流的庭院设计与中国是有渊源的。她认为庭院起于《古事记》及《日本书纪》上所记载的“坚庭”，具有实用和祭祀两种功能的“庭”，在当时本仅意味着一块平实的坚土，飞鸟时代的苏我氏仰慕大陆文化，模仿中国式的生活，在坚土之上凿池筑岛。《汉书·郊祀志》载：

“其北治大池，渐台高二十馀丈，名曰泰液，池中有蓬莱、方丈、瀛川壶梁，象海中神龟鱼之属。”中国庭院中的池与岛原来是具有象征意味的。到后世，庭院设计逐渐摆脱宗教观念，转为美的追求，更于形式上增添花木、泉石，以求丰富的变化。

《京都的庭院》谈及枯山水庭院的盛起由来，对《访桂离院及修学院离宫》中关涉枯山水庭院的内容作进一步补充。枯山水的发源早在平安时代，而盛于室町末期的东山时代。其时，掌权的足利氏喜爱中华文化，平安朝以来传入的禅宗佛教也历镰仓、室町二期更形昌盛，亦因为受禅宗文化的影响，足利氏爱好搜集趣味枯淡的北宗画，北宗画特重的画面的余白亦符合禅宗以心传心的教义，枯山水即创见地以敷白沙表现余白。枯山水庭院既以北宗山水墨画之山水图为基本精神，故其表现力求雄浑苍劲。

《京都一年》细察文化源流之显在和隐脉，勘探文化存续之肌理和细节，并以细察和勘探的过程结体散文的篇章结构，既清晰呈现日本庭院的形态与审美追求的变迁，亦能阐释源于中国的大陆文化对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如何产生影响;既能因为实地经历的实在实感领悟枯山水作为典型的日式景观所具有的卓绝美感和精湛的工艺要求，同时也能看到景观中所凝聚的中华文化与日本文化的历史交融。一地文化的形成和绵延受历史、地理、人文诸多因素的影响，而不同地域的文化的交流、互补由此存真、革变是自然之事，亦是人类文明形态丰富并进步的方式。作为文化越境者，林文月所游历的京都庭院，是一种特殊观望和理解方式的京都庭院，她不断从中发现古典中国的旧影。

京都多寺院，写京都游历自然要谈及日本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即宗教（禅宗佛教）之传播，伽蓝之建设。《空海 东寺 市集》一文借由书写在空海忌辰探访东寺及市集的游历，引出空海在传递大陆文化时的经历与成就。早年空海以请益僧身份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钻研佛法，受真言密教传法位之灌顶，回到日本后立道场，弘密教，行施济，被奉为弘法大师。空海留学唐土期间，不仅搜集佛理经典，更运输外典，携返大量中国诗文诗集文论，对日本当时及后世汉文诗做出贡献。《鉴真与唐招提寺》一篇书写了鉴真经历艰难的东渡来到日本，建唐招提寺和弘法的经历，与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可为互文。鉴真东渡带来大量佛法典籍，亦带来大量文物书帖，将唐土文化带到日本。唐招提寺保持着鉴真时代唐朝寺庙的风貌，其讲堂是以平安京的东朝集殿迁建的，而昔日平安京宫殿则大体模仿长安宫殿建修。如今，唐朝与平安京的宫殿已经无存，唐招提寺的这座讲堂成了当年宫殿建筑的罕见实例。因此在日本的唐招提寺看到古长安的宫殿遗迹所能引发的幽思自是不言而喻的，正是文化的交流与迁移，保存与更新，才带来具有如此丰富意味的景观和心灵感受。从留学僧、请益僧求学唐土，回归建设，到鉴真东渡帮助日本规范宗教戒律，由此禅宗三宗鼎力，延续至今的盛景，成为日本文化中非常重要的内容。京都的遍地佛寺，鸱尾钟铃，拍掌焚香，有其悠长久远的前因往事。

林文月游历京都，是文化行旅的游目骋怀，带着深厚的“我”的文化情感在异境游历，书写的今世有京都的前史在焉，自然规避了走马观花的游客的慕新和惊奇。值得一提的是林文月书写京都寺院，其文体受中国古文典籍影响，尤受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影响至深，她后来也撰写《〈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加以说明。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经历了叙事的权力从史、乐官的独占向私人著述转移渐下子书的过程，形成史书与子书两种写作传统。子书具有说理、记言与记事相结合的特征，其中故事主要是为了满足叙事功能。林文月认为，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借伽蓝写前朝兴衰，融合了史书和子书的两种特征。他书写伽蓝细部，秉持着史部的“实录”原则进行写作，而写与伽蓝相关的传录异闻则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她在《〈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中说杨衒之：“冷笔以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手握一支冷笔，缜密考覈资料，谨慎安排字句”，“热笔以写时间，……文字随着情感起伏而变得异常热烈激动，他严厉地教训，尖苛地嘲弄，痛快地贬诋，热笔纵横地挥洒起来”d。林文月对此持肯定态度，她在写京都的寺庙时，亦采用了这种冷笔热笔交错的方式，以冷笔精准描绘客观物景，以热笔谈及相关的历史传说个人观感，常抒发对民族文化的种种感怀。《空海·东寺·市集》一文，写到东寺的金堂外观融合和式、唐式及天竺式建筑的特色，灌顶院为真言宗密教神圣道场，据云系当年空海模仿唐青龙寺式样而建造。她陈说，据传空海幼年以神童闻名，年十五熟习《论语》 《孝经》及史传，年十八修《毛诗》 《尚书》 《左氏春秋》。二十剃发受戒，三十一岁入唐土，随唐青龙寺惠果专研佛法。返日后，受嵯峨天皇礼遇，于教王护国寺开创真言宗。当年空海自唐返日，带回大量典籍，据载携返的唐人诗文有《刘夷希集》、王昌龄诗格及诗集等多种，另著有诗文论《文境秘府论》，广收六朝及唐人论著，详析诗文法规，对日本当时及后世汉文汉诗贡献不少。文中写到，二楼陈列空海自唐返日时收藏的袈裟之箱，其中存放的健陀縠子袈裟是由惠果所赠，“已经仅余破损碎片，裱在绢上，这几片零碎的布片，小心地收藏在玻璃柜后”，并感喟“今日我们瞻仰唐代遗物，想象先人的生活，在京都奈良的博物馆中窥其一端”。如此，实与虚，冷与热，均由她精细穿插布局，形成对一段久远历史的体贴再现。

二。

文学翻译是林文月的重要文学活动，也是“越境”体现得特别充分的部分。1973年4月，林文月撰写的论文《〈源氏物语·桐壶〉与〈长恨歌〉》刊登于《中外文学》。彼时《源氏物语》还没有中文版刊布，为了方便读者理解，她在论文后面附译了《源氏物语》的首帖《桐壶》，一并发表。刊发后，引起读者兴趣，要求全译《源氏物语》。以此契机林文月花费了五年时间翻译《源氏物语》，译文在《中外文學》连载，于1978年12月终笔。此间感受，林文月在散文《终点——为〈源氏物语〉完译而写》中谈及：“从来没有这样满足过，却也从来没有这样寂寞过。”。

《源氏物语》是林文月正式翻译活动的开始，她继而翻译出《枕草子》 《和泉式部日记》 《伊势物语》等日本古典文学要籍。翻译理论家刘宓庆在《当代翻译理论》中指出：“语际转换不能忽视语言符号的这种文化信息承载——传递功能，意义的转换必须包括语言文化信息所包含的尽可能完整的内容和特色。否则，意义的语际转换必然是不完全的。”e文化越境者林文月不仅是凭借所从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辨识出日本京都古中国的面影，而且与翻译活动相关联，除了表层的词汇语法的置换，还获得一种超越语言自身的更辽阔的跨文化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