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提高]怎样提高免疫力
科学工作的任务是普及还是提高？本来这不成什么问题，可是在十年浩劫中居然一度使我们大家糊涂起来，一连争论了多年。
当时在这个争论中占上风的意见认为，科学研究工作要为工农兵服务，所以它的任务是普及，并且只能是普及。
如果有人认为是提高，那就是反对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代表者。
这种思想使人们怀疑科学机关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大专院校的许多学科到底为何而设。
当时没有人能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也没有人敢回答，于是纷纷被撤消。
还没有被撤消的，也都奄奄一息，而且必须把“为工农兵服务”当作争取生存的口号。
科学工作实际上完全停顿了。
这些使我们党和国家遭到全面破坏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以“革命”的名义，推行愚民政策。
现在我们应当澄清林彪、江青一伙造成的这种混乱，肯定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提高。
可能高深的学问不会是多数人都能懂得的，但是决不能得出结论说，科学认识的提高对他们不利或者不为他们所需要，因此不能为他们服务。
林彪、江青一伙对我国科学文化的连续十多年的大破坏，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普及有赖于提高。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采取民族形式使之通俗化普及到群众中去的，有据以建立制度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去的，内容和形式都依实践的发展而变化。
而且要求提高得快，还必须承认分工。
首先要承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承认在科学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学科的分工。
没有脑力劳动的高度发达，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不可能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林彪、江青一伙采取消灭分工和消灭知识分子的方法来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采取合并学科的方法来标榜所谓“教育革命”，都是与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的胡作非为，其结果达到了他们的一个目的，就是使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在大范围内走上了倒退的道路。
过去我们曾经认为科学研究大搞群众运动可收集思广益之效，其实不然。
研究人员在工作过程中的协作，互通情报，与外国同行交流思想和资料，举办全国性或者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等等，都是必要的。
但所有这些活动都不能大搞群众运动。
事实表明，在科学工作不发达甚至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很少进步，那就只能普及一些早已为现代科学发展证明是不确切的、错误的东西，而且普及的手段也必定是陈腐和落后的。
这种所谓普及，自然很难对现代化有所推进。
林彪、江青一伙横行时期，他们反对恢复科学工作，反对出版学术著作，只许出版一些号称“普及”然而并不为工农兵所欢迎的小册子。
除了出版这种不受欢迎的小册子以外，还做了一件至今只能使人苦笑的事情。
这就是所谓“注释”法家著作。
本来注释法家著作也是一件应当做的工作。
但是不能成为普及工作的内容。
“四人帮”以玩弄阴谋诡计为能事，所以醉心于宣传法家著作。
流毒所至，使社会风气为之败坏，广泛地播下了不安定、不团结的种子。
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我国思想领域中的一次从所未见的大反动。
这个事实使我们深感如果不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如果这种研究不以提高人们的认识为主要任务，空喊什么为工农兵服务，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
由于我国社会科学在过去走过的曲折的道路，提高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国家设立科学机关和大专院校，其目的本来就是为了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
倘若不是为了提高，办这些科学机关和大学干什么呢？如果仅仅要求满足一般识字算帐的需要，有了小学不就够了吗？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决不能满足于消灭文盲，它必须有一支高水平的科学工作者的队伍奋力从事科学技术的提高。
而且社会科学工作者还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在前头，在思想上起扫清道路的作用。
什么叫高？所谓高，是因时而异的。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说，总是日新又新，后来居上。
此时为高，异时为低。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但是决非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这样。
马克思就曾经指出，艺术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
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例如希腊艺术和史诗，就“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二，第一一三页)。
这就是说，在艺术发展中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高。
中国历史上也有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的水平，受“四人帮”的破坏太大了，太严重了，时间太长了，本来并不强大的知识分子队伍遭到的损害太惨了。
决不能降低要求。
降低要求，就不成其为科学。
目前摆在我国社会科学面前的最重大的课题，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应用于研究现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和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斗争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的说明和解决。
如果我们继续拘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百数十年前的现成结论，那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反对的教条主义者。
马克思还在刚开始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就已经宣布：“我不主张我们竖起教条主义的旗帜。
”恩格斯说，把马克思的结论当作僵死的经院哲学，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十足的嘲弄”。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
我们正处在一个发展变化异常迅速的时代，应当致力于新问题的研究，并得出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来。
在这里，正如恩格斯所说：“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侈谈什么科学，也不可能达到什么样的高水平。
当然，真正完成对当代社会现象的科学认识，不但要有勇气，而且也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依靠积年累月的冷静的研究。
任何华而不实之谈都不过是过眼烟云。
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专家。
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一些非常错误的批评，都是以专家为对象的。
研究所是研究专门学科的科学机关，不由专家来办，由谁来办呢？由不懂科学的人来办。
二十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办法已经使得我国社会科学遭到破坏，至今人才寥落，远远赶不上客观需要。
当然，难免有人要问，专家办所如何实现党的领导？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把党的领导看做仅仅是党员个人的领导，对专家不论是党员和非党员概不信任。
这样一种对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解，现在看来，无疑是狭仄了。
党的领导作用首先表现在党中央的政策路线能否贯彻执行。
党员在工作中起这个作用，固然体现了党的领导；忠诚社会主义事业的非党专家认真按照党中央的政策路线办事，也应当承认是体现了党的领导。
党的政策路线的领导在中央，而不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权力是否掌握在党员手里。
党员掌握了权力，不照党的政策路线办事，还是不能体现党的领导。
专家办所是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
任何专家都必须在政治上和学术上使人们信得过，才有可能当选为领导。
而且不是固定不变的，胜任的可以经过选举连任，不胜任的就另选了。
这样一种选举领导的办法比由上级委派领导的办法有一个显著的优点，就是它有利于培养更多的人才，并可使领导力量经常得到更新和补充。
实行这个办法是一种进步。
反对“成名成家”。
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例证之多，教育史家们会如数家珍，一一讲得出来。
我们对从外国到来的著名专家是很崇拜的，经常突出地宣传他们的成就，领导尤为重视，但是我们的社会风尚反对重视我们自己的专家，尤其反对青年“成名成家”。
偶有勉励青年努力学点本领的言论，也必定使人忧心忡忡，指为“毒害下一代”，“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等等。
这样一种愚妄无知的批评，无异宣布停止把青年培养成新的专家，只许他们安于做碌碌无所成就的人。
这无疑是平均主义思想渗透到科学和教育领域来了，它要求把不同的才能和智力拉平，禁止有任何出类拔萃的人物出现。
这种思想与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完全背道而驰，是非常有害的。
反对“白专道路”。
这个口号在学校特别盛行。
什么人努力学习，就批评他走到“白专道路”上去了。
什么叫“白专”？内战时期有“白区”，即反革命统治地区。
“白专”之“白”与“白区”之“白”意义并无不同，指摘“白专”即是把努力学习看做是反革命行为。
所以“红专”只剩了“红”，就是在政治上不厌其烦地作革命的自我表白，而把“专”视为畏途，谈“专”色变，仿佛一专就白。
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极力迎合这种幼稚可笑的思想，还进一步加以发挥，说是“知识越多越反动”。
按照这个逻辑，当然是越没有知识越进步，越革命了。
这算什么马克思主义？一点气味都没有。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观点恰好相反，他们认为资产阶级“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这是无产阶级获得阶级觉悟的开始。
至于建设社会主义，那就非有高度知识化的劳动者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反对“个人奋斗”。
所谓“个人奋斗”，是对努力求知的青年的批评。
其实，任何一个人努力求知，都是值得称赞的。
青年和中年努力求知，有钻劲，是向上的表现。
老年人不知老之将至，努力钻研，孜孜不倦，尤其可贵。
即使动机是为了满足个人的什么需要，精神境界未免低了，但毕竟还不是干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在物质生活条件逐步改善的前提下，是可以经过教育使之提高的。
林彪、江青一伙把个人看作是根本不能允许存在的东西，一定要“大破一个‘私’字”，他们自己却怀着最自私的目的，不惜剥夺全国人民的幸福来谋自己的“幸福”，甚至牺牲人民的生命来充当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
过去批评个人奋斗的一个显著的效果，就是使青年无所作为，白白地成为受害者。
指摘他们都是知识的私有者。
实际上，凡属愿为中国现代化效力的知识分子都不能认为是知识的私有者。
否则就只有把知识关在书本里，书本关在图书馆里，才叫“知识公有”了。
我们在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的努力中所感受到的人才缺乏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远离马克思主义，也远离事实，专讲歪道理的批评带来的恶果。
现在我们确认社会科学当务之急是提高，那么，廓清这种专讲歪道理的批评造成的混乱，解放思想，使广大青年重新走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学习的正轨，就成了非常必要的一步。
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的青年已经被糟踏得够了，不能允许再多糟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