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亿中流 2011年第3期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最大成就，是造就了数十万家颇具特色、经营规模迈过亿元门槛的企业，他们被称为经济健康运行的“一亿中流”。 毕业论文网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日本，曾出现一种独特的国民意识――“一亿中流”，即近1，2亿人口的日本，有一亿日本人被认定为中产阶级，其国民幸福指数之高由此可见一斑。而对“一亿中流”概念的变革式解读，则要归功于中国媒体：在中国，销售或营收达到1亿元级别的企业至少有十万家，这十万家企业是改革开放的最重要的成就，也是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统计中小企业的数量，是个不大不小的难题。根据不完全统计的数据，工商注册的大概有500万家左右，而发改委调查显示则超过4000万家。没有疑问的则是，中小企业解决了中国70％以上的就业，并占了中国99％的经济体量。 当中小企业跨过“平均寿命2，9年”的魔咒并将经济贡献增长到1亿元以后，意味着企业步入了发展的稳定期。在技术进步与解决就业方面，这些企业所起的作用显而易见。 久违的盛宴 2011年1月15日，由本刊和中国企业报社举办的第八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暨中国十大经济人物颁奖典礼在中苑宾馆会议厅和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启。在纵论宏观经济大势的同时，论坛下设的“2010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中国经济十大新闻人物”、“中国经济百名杰出人物”等六项大奖的获奖企业家超过200人，创造了历届之最。 在“十一五”与“十二五”承前启后的关键时刻，这样一次真正以“一亿中流”为主要评介对象的论坛，显得并不高调。华灯初上的长安街头，映衬着人民大会堂的庄严肃穆。夜晚的微寒，未能阻抑近300名企业家获授荣誉时的激动与兴奋。他们济济一堂，分享洞见，绸缪发展，探索向路，中国的企业家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关心政策、放眼国际和调整自身的迫切性。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于平曾论断，看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健康发展要看中小企业。客观而言，在国有经济占主导的中国同样如此。然而，无论是从媒体还是书籍，这些企业至多是以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身影总是被淹没在大企业的光环背后。诚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多次引用《英国简史》作者伍德?沃德的话：“历史涉及的只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极小部分，人民的大部分生活和艰辛创业，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意大利学者克罗齐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认为，作为精神活动的历史，可以穿越时间，活在当下，这也是修史的意义。 从两位学者的话推而广之，不能不为企业史的挂一漏万和浮光掠影而遗憾。每年，公众能看到若干个富豪排行榜和企业排行榜，以胡润百富榜为例，其门槛至少十亿，以财富500强为例，其视线之下的企业都是那些富可敌国的经济量体。中小企业的身影往往是灯下之黑，整体贡献非凡却总被视而不见。 无论从体量而言，还是解决就业和缓解社会矛盾上来说，中小企业所承担的责任与取得的成绩，都难以忽略，让具体中小企业的身影，如同伍德?沃德所感喟的那样，他们的“过去和未来都不会有文字记载”，显然是修史者的厚此薄彼。 在中国经济人物征评活动组委会主任、经济日报中国经济信息杂志社社长王亚东看来，过去的七年，中国经济高峰论坛所做的是为那些被历史所忽略且非常重要的群体，做些记录的工作。从这里，已经有数千名企业家的身影出现，未来还会有更多，他们从另一个向度诠释和见证中国经济的发展。 合适的时机 岁末年初，又逢“十二五”开局，正是总结过去与展望未来的最佳时刻。“刚刚过去的2010年可以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从国际形势来看全球经济从金融危机走上了复苏的轨道，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在速度上依然是一枝独秀，实现了超过10％的增长，同时也迈入了人均收入近4干美元的中等发展阶段。”在颁奖典礼前的致词中，王亚东以2010年中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为开场白，回溯这“极不平凡的一年”。 此次论坛除了是在回望特殊的时间取得的特殊成就之外，最大的特色莫过于众多的跨国企业获得了比以往七届颁奖典礼都要多的荣誉。与论坛同时发布的2010中国十大经济新闻中，“中国引用外资首破千亿、进出口总额近3万亿美元”便是跨国企业身影出现的一个重要注脚。 总结中国的经济成绩，无论如何夸赞改革开放，似乎都不为过。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在中国经济建设中，无疑是重要的杠杆，给中国的速度神话添了必要的砖瓦。从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立至今，中外合资企业正式走过了30个年头。王亚东特别提到，2010年作为中外合资企业第30个年头这一时间关键点，“本届颁奖盛典中有一批中外合资及跨国公司的企业家当选。外籍企业家的身影，也第一次出现在活动中，表彰具有代表性的三资企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做出的贡献”。王亚东说。 空泛地谈论中小企业所占的99％份额和解决的70％以上的就业可能没有多大意义，但出现的鲜活个体则是极具代表性的。当创业成为国家鼓励和公民热衷的向路时，这些荣誉的意义远超其本身。 完成了财富初步积累的企业家，谈得更多的是责任与使命。共享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的两位企业家的获奖感言中，青岛港集团主席常德传说的是如何回报对企业一直以来支持和关注的人们，和在以后如何使这个世界第七大港继续转型升级；中海工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承业，则自解为一个从祖祖辈辈继承和吸取营养并爱上了海洋的中国人，并一直以为“中国的崛起、和平和环保地使用海洋做一个传道授业者”为目标。 邬小蕙担任董事长的中怡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以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保险经纪公司名头，实现了连续七年平均增长率在50％左右的成绩；总部位于丹麦哥本哈根的丹尼克斯集团，在进入中国的15年里，已经在“安全、健康、环境、质量”方面成为食品行业的领军者；由白手起家的陈绍良带领的通用文具，在近50年的时间里成长为行业的隐形冠军…… 讨论中国企业家在责任上的承担，似乎也可以从另一个层面上看。在慈善捐助不断年复一年增长的数额中，企业占主体的60％。 从造富到对企业家责任的理性认识，从被动发展到未雨绸缪地观瞻世界，是中国企业家不断成熟的标志。这种标志，亦代表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 挑战与未来 “去年10月召开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探讨中国经济往何处去，中国企业如何发展，中国企业家如何抉择，将具有给深刻的意义。”在众多企业家眼里，热衷参与中国经济高峰论坛的交流正是探讨一条中国经济的去路。 中国未来的机会在哪里?这是所。
有中国人都在关注的问题。出席论坛的住房与城乡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刘福垣不约而同地给出了“城市化”的答案。回望英国200多年和美国100多年的城市化历史，不难看出中国未来的发展空间。尽管城市化面临弥合城乡差别、避免流于概念等诸多难题待解，但城市化给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企业未来长久生存提供的可能，亦不容置疑。 陈淮认为，中国不乏增长的动力，这是与美国最大的区别。当美国的增长只有技术进步这一个相对的推动力时，中国迎来了一个最好的弯道超车时机。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不担心发展的问题，关键是如何高质量地增长。论坛上，被问到“中国的中小企业怎么办”的问题时，陈淮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列举日本曾经在挑战中如何突围。 1971年的尼克松时代，美国的新经济政策使美元和黄金脱钩。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意味着执行了23年的美元和日元汇率挂钩的体制正式解体，致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日本出口经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增长期。正是在70年代这十年中，世界发生了两次石油危机，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一片箫条。1973年欧佩克的成立和1974年伊朗的石油革命，分别使石油从2美元一桶涨到10美元一桶和从10美元涨到25美元以上。严重依赖能源的日本在世界经济普遍萧条的时候，一致被认为凶多吉少。然而，日本的中小企业群体却成了最有竞争力的企业群体，日本也将挑战转化为机遇，成为质量大国。“日本企业能做到的，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能做不到吗?”陈淮的反问，使200多人的会议厅掌声雷动。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陈淮看来，日本走过的路，恰是中国可以借鉴的路，也足使中国及中国的企业重拾信心。 经济领域最重要的问题，莫过于宏观经济。有识之士皆注意到，十七届五中全会中对“转型”“调整”的重视，超过以往。经济结构调整的呼声，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再一次响起并非偶然。这既关涉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式的转变，亦关联国家层面的产业、地区、城乡等大的宏观方略。 刘福垣以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探讨中国结构调整的现状与未来，他认为，结构调整提了十年，却只停留在战术上。只有在“战略性”这三个字中实现突破，才能弥补浪费了的过去十年。 “十二五”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探讨中国经济往何处去，中国企业如何发展，中国企业家如何抉择，将具有给深刻的意义。 中国B2C网站的规模领袖京东商城的刘强东在经营企业时有一个论断，即规模决定未来，企业达到一定规模并保持一定的利润率，方可无忧。刘强东给京东商城设立的安全线是500亿的年销售额――一个看似短期难以完成的目标。从京东商城的理念来看，一亿的门槛，似乎可以使中国的中小企业从生存迈向健康发展，却不足以使其高枕无忧并向规模以上企业迈进。 看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不仅没有什么实质的利好，而且让企业谈之色变的阴霾早己悬置于前：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过渡的刘易斯拐点，汇率战争所造成的利润削减，劳动力成本在经济增长中的逐步提升……，似乎是悬在中国企业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企业经营者含糊不得。 日本的前路，正是中国的去路。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之后的中国，走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之后，遍地商机的企业黄金时代已一去不返。需要应对的，则是亟待实现的技术革新、发展方式迫切的转型，和无所不在的结构调整。这不仅是宏观经济的大事，亦是微观领域的客观诉求。 对于中国非规模以上的企业来说，所面临的绝不是被动即可生存，而是主动调整和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