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
摘 要:本文试图从文学批评与“贾平凹形象”的关系的角度,分析批评是如何通过评价作家作品而建构作家形象的。由于社会思潮的影响,文学批评对作家作品的评价是经常发生变化的。对于被逐步经典化的“成熟作家”来说,这种充满矛盾和分歧点的变化,明显扩充了解释作家作品的层次,丰富了作家创作的内涵,为以后的研究者留下了相当大的空间。文学批评对作家形象的不断改写、修复和定型,也反映出批评家自身知识结构正在调整的讯息。
贾平凹从1978年正式登上文坛到1993年《废都》批判,个人形象经历过多次修改和反复塑造,文学批评无疑在其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对贾平凹和作品的批评反映出批评家对他的看法,这种看法中既包含着那个年代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包含了这些批评家自身文学观念、知识结构和批评方法的变化,有时还会受到作家新作问世的冲击和影响。总而言之,对贾平凹形象的塑造,文学批评不可能停留在某一历史阶段,静止在一种文学观念中,它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过程。正是这种动态式的文学批评,形成了作家形象参差不齐的矿层,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1978年到1993年间多层化的当代文学样态的。下面我想就几种批评方式将问题略做展开。
贾平凹在80年代到达了他前半期文学创作的巅峰状态,一有小说问世就好评如潮,他被戴上了有前途的而且会越写越好的“优秀作家”的桂冠。
孙犁评价贾平凹说:“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个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①。
李陀评价贾平凹说:“如果把他近来发表的有关商州的小说,如《商州世事》等与《商州初录》一起加以研究,则《史记》的影响就相当明显。贾平凹似乎在做将小说与史结合起来的尝试,不过他不是写历史小说,而是使他的写商州的小说有一种地方史的价值。在某个悠远的将来,人们重新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仅会得到一个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会给予读者的那种审美的满足,而且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种种信息。”②。
贾平凹最早“发现者”之一的费秉勋评价说:“很明显,《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这些作品,得到社会广泛热烈的赞誉,这是谁都看到的事实。”③。
孙犁虽然并不认识贾平凹,但他毅然得出了“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的结论。李陀老早就想到贾平凹的小说即使过了很多年,也“必然会给予读者”“那种审美的满足”,“而且一定可以从中得到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种种信息”。批评家费秉勋说的更是事实,80年代贾平凹确实一直处在被人追捧的高潮状态,文学批评、各种媒体、领导和广大读者都在密切关注着这位才华横溢的优秀作家的一举一动。他的作品,甚至还成为街谈巷议和人们饭桌上的热门话题,如《浮躁》等等。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文学批评都在文学层面上,它其实还指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思潮。80年代的社会思潮将如何界定呢?我以为尽管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必须明确的,这就是它的“理想性”。这种理想性一方面表现在文学艺术非常繁荣,另一方面表明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时代生活都充满了“文学性”的色彩。所以,作家尤其是“优秀作家”在80年代社会上的地位非常高,几乎到了众星捧月光芒四射的热烈程度。已逝台湾女作家三毛描述贾平凹“优秀作家”的形象,就像激动的粉丝仰望台上的明星:。
今年开笔的头一封信,写给您:我心极喜爱的大师。恭恭敬敬的。
感谢您的这支笔,带给读者如我,许多个不睡的夜。虽然只看过两本您的大作,《天狗》与《浮躁》,可是反反复复,也看了快二十遍以上,等于四十本书了。
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与您的文笔最有感应,看到后来,看成了某种孤寂……平凹先生,您是大师级的作家,看了您的小说之后,我胸口闷住已有很久,这种情形,在看《红楼梦》,看张爱玲时也出现过,但他们仍不那么“对位”,直到有一次香港有人讲起大陆作家群,其中提到您的名字。一口气买了十数位的,一位一位拜读,到您的书出现,方才松了口气。想长啸起来。对了,是一位大师。一颗巨星的诞生,就是如此。④。
三毛尽管说话夸张而且不太着调,但毕竟从港台读者的角度印证了“贾平凹热”。孙犁、李陀、费秉勋和三毛等人从不同角度热评贾平凹,以一种非常理想性的眼光为我们塑造贾平凹的形象,正像前面我所说,是由于1978—1988年这十年中国人的心态都充满了理想性的时代情绪所导致,人们往往以“文学性”的眼光取舍评价人物、社会历史以致预期未来,当然大多数的苦恼也来自这里。“优秀作家”不过是反映这一巨大社会情绪的“特殊符号”,它是那个时代的晴雨表之一。
当然,透过人们授予贾平凹“优秀作家”称号的象征举动,也揭示出80年代理想性社会思潮中更为深刻的问题。这就是说,80年代的理想性很可能来自人们当时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虚构性”评价,它超越了当时的历史状况,通过“改革开放”这一认识性枢纽,把人们生活的普遍性理解成了摆脱“文革”噩梦、迅速超越70年代末较低经济发展水平的一座光彩夺目的沙盘。这种沙盘终究要发生垮塌,但它的垮塌不会在短暂的80年代,而可能在漫长的90年代。《废都》在此种意义上成为了一部标志性的小说,它生逢其时也难逃此劫。当我在课堂上津津乐道地向学生大讲“80年代文学”的“光荣历史”时,我经常会在学生半信半疑的眼光中遇到“考据的历史学家”那样的问题:“考据的历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再满足于说:‘权威材料是说发生过如此这般的一件事,所以我相信它发生过。’他说:‘权威材料说它发生过,现在就要由我来决定究竟它们所谈的是否真实。’因此,考据的历史学家就必然要问,《新约全书》的叙述在这一点或那一点上是否报导了历史事实,还只是作为一个新宗教派别的传说的组成部分而产生的虚构。”⑤这种质疑确实令人添堵,心情不快。不过,人们越是这样思考问题,我们越应该对人们思考的问题本身加以重温。我想到的是,即使社会思潮中也许存在着某种历史虚构性,也难掩盖授予贾平凹“优秀作家”这一象征性举动带给我们这代人的历史的激动,它似乎并没有因为有人质疑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有任何减弱。因为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不会由于新生活的干扰而逆转方向,它只会在历史中永埋。80年代在塑造贾平凹“优秀作家”形象的同时,实际也为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塑造了理想性的历史想象方式。一个“作家形象”中也许至今还饱含着像李陀所说的“一个逝去的时代的种种信息”,因为即使会遭到“考据的历史学家”的种种质疑,它们也会在“另一群”确实经历过“80年代”的人的心中难以抹去,在那里挣扎着艰难地生存。
我一直想找一个重返“《废都》批判”的机会,但始终未能如愿,原因是我找不到重新进入它的适当路径。所以,我还是摒弃对它的文化考察,主要看文学批评是如何塑造“贾平凹形象”的。
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市场经济兴起,80年代的理想浪漫色彩急剧褪去,人文知识分子所主导的文化市场被书商和各类小报全面占领。贾平凹写作《废都》的真实目的由于争论不休很难裁断,但从当时许多读书人心中弥漫着的浓厚的“废都情绪”却可明察。在强调“文化抵抗”的关键时刻,贾平凹却走到了文化抵抗的反面,这是他招致绝大多数批评家反感的主要原因。在陈晓明眼里,“贾平凹并非不闻世事,只作圣贤文章。只要稍加浏览一下他近十年的作品,不难看出他是个正宗的主流派作家”和“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历史主体叙述人的角色”。他不同意《废都》只是描写了溃败的文化现状的看法,“那未免过于抬高了贾平凹的文化自觉性”;“相反,贾平凹把这次‘自我确认’当成一次重返历史主体的虚假满足,变成一次毫无节制的精神意淫,变成一个自欺欺人的性欲神话”。⑥在李洁非心目中,贾平凹“显然正属于那种才华横溢的作家之列” 。然而在阅读《废都》后他认为:“庄之蝶的这一‘名人角色’的神话风格,更集中体现在小说给他安排的性关系当中。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废都》概括成‘一个男人和许多女人的故事’。”⑦很多批评家都把《废都》看做是“性描写”、“性小说”,这种评价对作家形象的颠覆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从上述批评中我似乎朦胧地看到了一个重返“《废都》批判”的路径,这就是两位批评家关于80年代/90年代的比较性视角。他们对80年代贾平凹“主流派作家”、“才华横溢的作家”的评价与前面孙犁、李陀等的观点基本一致,而90年代他们对贾平凹的恶感则与一部长篇小说密切联系起来。“好的80年代”/“坏的90年代”在人文知识分子那里已经成为一种知识共识,两位批评家正是在这种知识结构中对贾平凹的形象重新做了定位,他们对“90年代思潮”的反感决定了他们对《废都》的看法。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对80年代的过分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也影响到对90年代的简单化的理解。也就是说,“90年代思潮”为什么成为重新塑造“贾平凹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这个问题并没有被放在为什么“这样去塑造”的考虑方案之内,没有被纳入今天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视野当中。因此在我看来,对“90年代思潮”复杂性的全面、细心和客观的研究,也许将来会成为“重审《废都》批判”进而更绵密深入地了解“贾平凹形象”是“如何塑造”的一个必要前提。从“90年代思潮”的众多线索和谜团中才能梳理出纠结在贾平凹形象周围的众多线索和谜团,“90年代思潮”作为一个绳结估计会是我们以后需要一点点去解开的东西。这种认识,其实正是在80年代/90年代的比较性视角中重新被发现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因为今天文学史研究中明显存在的80年代对90年代的话语压抑而影响到对90年代更全面的把握,会由于“《废都》批判”中在京批评家的悉数卷入而忽视了另一种不同批评声音的存在。⑧这种不同声音,使得“贾平凹形象”中内含着异常丰富的差异性。这种不同声音,来自两位“中年批评家”雷达和王富仁。两位批评家不愿意像上述“年轻批评家”以断裂式的批评方式把贾平凹认定为“蜕变为通俗作家”的“性书写者”,他们希望在一座城市和文学史的包容视野里来解读贾平凹的形象。雷达冷静地指出:“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如果从“文学研究的范畴看”,从80年代到90年代,贾平凹一直在“积极进取与感伤迷惘”、“注重社会现实与注重自我精神矛盾”、“温柔敦厚与放纵狂躁”这“两种倾向之间摇荡,《废都》不过是其中一种倾向的走向极端罢了” 。按照这种“创作论”的叙述方式,他认为要理解贾平凹小说的“《废都》意识”,不能仅仅从“现代都市意识”角度,还应看到是庄之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人的观念遭遇了深刻危机。“渗透全书的废都意识,主要还不是对于古玩、丰臀、小脚之类的迷恋,而是被传统文化浸透了骨髓的人们”,“无力应对剧变的现实,在绝望中挣扎的那种心态”。他坚持认为《废都》描写的不是年轻批评家希望看到的那种“现实生活”,而是“关于世情的描绘”:“贾平凹写街景,写市风,写女人勾心斗角,写闲汉说长道短,真是着墨无多,跃跃欲试,他确是得了真经,得了神韵。”这都得自作家古典小说的修养和观察生活的功夫。雷达虽然批评“庄之蝶终究是个缺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正如一些批评者指出的,他缺乏现代性,更像一个被突然捧上声名高位的乡土知识分子,他的活动太多地陷溺于声色玩乐,与几个女人的关系也太闹剧化、轻薄化、感官化了”,“感性的狂潮淹没了精神的求索”等等,但他却主张:“从经典现实主义重视典型性格刻画的眼光来看,庄之蝶并不棱角分明,有些模糊,有些虚飘,但是,若把庄之蝶看作一个精神载体,典型心态的寄寓体,甚至符号化的人,那就很富于底蕴。”⑨如果说雷达上述评论是对贾平凹“性作家”形象的纠正和修复,这种修复也是在“作家创作论”的范围内进行的。这种修复要求批评家给作家尊严感和对小说文本最起码的尊重而不是随意鞭挞。
王富仁是以“王富仁方式”认识贾平凹《废都》的“精神资源”的,这种方式就是将小说纳入“一座城”即西安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视野当中来认识:“我是曾在西安生活三四年的,它就是贾平凹《废都》中的西京,是一座‘废都’。”他对西安的“历史感觉”是:“到了西安,你首先就得进坟墓,昭陵、茂陵、始皇陵,都是古人的坟墓,连半坡遗址都有一片掘开的墓葬地。”“大雁塔、小雁塔,你在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中就能看到它们的照片,它们是美,并且至今不失其雄伟浑厚,但你又总觉得它们是风尘仆仆的,站了一千来年,站得有些累了。”他认为贾平凹的精神气质、小说、审美观念早就沉浸在这种氛围里了,这是认识《废都》精神资源的一个关键。不这样去认识,批评者就无法真正深入到《废都》内部。为此,他认为贾平凹80年代的小说虽然很好,但那些“乡土题材”、“改革题材”对于作家创作来说不过是“文学的衣服”,它们并不真正反映作家贾平凹的内心真实,只是他受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影响的一种结果。于是,“在这里,我得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觉得在贾平凹过去的作品里说话的那个贾平凹更像是真的贾平凹呢,还是在《废都》里说话的这个贾平凹更像真的贾平凹呢?”⑩正是由一个人/一座城的历史文化关系出发,而不是像上述年轻批评家们在批评贾平凹时更多是从80年代/90年代、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和社会转型理论等等的角度出发,王富仁坚定地相信《废都》就是一个生活并深陷在西安这座“坟墓”式的城市和特殊文化记忆中的贾平凹的“一个人的小说”,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和复制的。正是在“与社会产生了精神的裂缝”之后的贾平凹这里,才会出现像《废都》这种无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都很罕见的小说样本。为此,他特别反驳了有人拿《废都》与《金瓶梅》在主题、人物、描写风格上简单类比的做法。
雷达、王富仁与众多年轻批评家在批评贾平凹《废都》时角度不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在80年代/90年代和中国社会转型的知识结构中看待这位作家,而试图从“作家创作论”的角度深入到小说分析当中。如果说在“《废都》批判”中,“贾平凹形象”已经与“性作家”的评价联系在一起,那么雷、王的文学批评显然是对这些结论的一次虽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然而又是非常重要的改写。这是一种不是将80年代与90年代的历史叙述对立起来,而是将二者的叙述重新进行历史联系的文学批评方式。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批评家身上所反映的文学批评的差异性,既是一种知识结构的差异性,也是历史认识的差异性,更是90年代本身已经具有的各种差异性。由于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它使我们在如何进入90年代的历史分析时变得异常犹豫和困难。
三 纵向角度中的“成熟作家”。
“社会思潮”随着80年代、90年代的落幕从文学评价系统中退隐,新世纪标志着中国当代史的又一次转型,因为它在作家评价中加入了冷静、理智的审视眼光。这种眼光更喜欢把作家的创作放在纵向角度的时间长河之中,用阶段性相互比较和细心掂量的方法使这位作家重回他本来拥有的文学史位置。
2004年到2005年,郜元宝和他的学生张冉冉编辑了《贾平凹研究资料》。他在该资料的“序”里写道:。
贾平凹是当代中国风格独特、创作力旺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70年代末至今,他的勤奋见证了近二十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过程。
尽管被称为“奇才”、“怪才”、“鬼才”,但贾平凹登上文坛,靠的还是长期不懈的努力。70年代中期以来,他就积累了大量习作,从现在能够找到的少数发表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由农村基层来到城市的青年知识分子艰苦探索的足迹,和多愁善感的内地青年在匮乏年代的一颗火热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