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中国命题”与儒家思想
摘要：马克斯?韦伯是社会学的大家，《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研究东方学的典范。
他提出了著名的“中国命题”，即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
围绕“中国命题”的解读，并不能单单落到 “文化决定论”的观点，他指出传统中国存在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因素，但恰恰是社会伦理――儒家思想妨碍了这一发展，因此，儒家的士人阶层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成为他考察的核心。
上世纪末期，亚洲经济崛起，中国命题受到了挑战，而儒家思想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中国命题；士人阶层；传统主义；新儒家观念 马克斯?韦伯的《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是英译本 《The Religion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的中文译名，原著为德文，名为《儒家与道家》，完成于1913年，是韦伯首部研究东方的巨著。
研究的译本是简惠美根据Girth 1964年出版的英译本译出。
一、西方理性化是韦伯中国学的理论出发点 韦伯终其一生都在回答，近代西方文明为何具有显著的“理性”素质？也就是说合理性（rationality）何以变成西方近代文明的特色？【1】对于理性化问题的回答，首先体现在韦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研究上，他想要说明合乎理性的资本主义运作制度，背后却由一套极不合理性的新教伦理所支撑着。
【2】对于西方的关注，才引发了韦伯对于东方文化的关注，他试图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厘清西方新教伦理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意义。
其次，韦伯生活的时代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社会发生变革最多的时代，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很大，韦伯在1929年宣称，韦伯的《新教伦理》意于以历史例证来反驳马克思的理论。
在本书中，韦伯曾数度指摘“历史唯物论”或“经济决定论”的谬误。
原则上，韦伯是一个历史因果多元论者，他从来不相信单一因素可以解释所有历史现象或事实的整体。
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历史因果多元论者的思想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韦伯关于“中国命题”在书中的诠释 韦伯的“中国命题”试图概括，为何中国的儒教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尽管中国拥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成立的条件，却无法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他认为基本上，中国人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
特别是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
【3】士人阶层愈趋向和平主义发展，传统主义不断加深，资本主义的现象一点也没有被激发出来。
12世纪以来，士人阶层通过科举制度，战胜了以往世袭的贵族阶层，而士人所受到的教育也是一种纯粹的俗世教育，一方面具有一种仪式、典礼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具有传统主义、伦理的特性。
士人阶层通过经世致用的做学问成为官员或者成为官员的递补者，他们在几个方面获得了特权，在获取地位的晋升和正式的收入的前提下积极谋求出仕。
随着俸禄的稳定化，士人的自主精神也就停止发展。
【4】 （二）制度因素：家产官僚体制加深了传统主义。
韦伯并没有把文化因素孤立，而是先分析了中国的家产官僚体制的制度根源，韦伯认为官僚与宗族结合的制度决定了中国主导阶层的特殊性。
他指出，政治—精神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一样，是由中国主导阶层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这阶层包括拥有官吏身份者以及拥有官职之候补者身份的人（官绅）。
【5】中国独特的家产官僚制的体制，造成了一个巨大的“食利阶级”，他们坐食地利，任何锐意进行中央集权制的改革者都遭到了反对和打压。
在家产官僚体制的约制下，支配阶层的竞技完全只限于受俸者进和士人猎取功名禄位的竞争，其他的追求都被窒息了。
【6】 （三）儒家的理性主义的性格。
从中西方文化比较的意义上，韦伯指出：“儒家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适应世界，清教的理性主义意指理性地支配世界”。
中国的儒教具有理性主义的一面，但是这种理性主义主要是一种生活取向和态度，理性化在科学、艺术活动、神学、法律、医药学、自然科学或者工艺学上都没有取得进展。
根源于强大的官僚体系的儒教伦理，只有考虑到宗族内部传统所具有的势力以及鬼神信仰时，才受到限制。
【7】 三、韦伯的“中国命题”遭遇挑战与儒家思想的新内涵 一心引导人们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内圣”功夫导致儒家专注内在道德修养和个人人格的完善，由于缺少类似清教徒的“预定论”、“天职观”那种中介式的转化，再加上家产官僚制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儒家忽视外在事功，使科学和民主无法长足发展。
【8】韦伯为传统中国的发展或者“停滞”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
20世纪后半期，亚洲“四小龙”经济的崛起，在有些学术与非学术的讨论中，儒家伦理已经被视为东亚社会经济的根本动力【9】，韦伯曾断言的“中国命题”范式受到广泛质疑。
学者们在批判和吸收韦伯的理论基础上不断赋予儒家思想新的内涵。
金耀基认为，儒家伦理之重“礼”，重和谐，绝不如韦伯所言之事表面或面子的事。
儒家并不缺少个人与世界的紧张性（天理与人欲之挣扎），儒家的伦理有“理性之转化”和“道德的动力”。
【10】 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主张否定那些阻碍在中国产生、形成科学和民主的不利因素，“中国文化的运用表现高于架构表现，而理性的运用表现和架构表现都要出来”【11】，解决儒学的危机。
在本土精神传统的内部涌现出了以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马一浮、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为代表的新儒家，他们在中西对比的框架中，不断重新界定着中国文化的价值本位，儒家，则成为把握全部中国事实之不可或缺的价值支点。
【12】韦伯语境中的“儒家”与中国命题需要不断地认识和批判，由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实践赋予新的理论内涵。
参考文献： [1]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M].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 [2]【德】马克斯?韦伯.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3]苏国勋.马克思?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J].社会，2007（5）. [4]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M]，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 [5]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6]刘东.韦伯与儒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2001（1）. 作者简介：罗凤云（1987―），女，河南省浚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专业2011级博士生，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流动，农村社会学，2014—2015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本研究项目访问学者。
注释： 【1】黄进兴，韦伯论中国的宗教：一个比较研究的典范，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陕西师大出版社，1998年，第55页. 【2】同上，第57—58页. 【3】【德】韦伯，康乐，简惠美译，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第162—162页. 【4】同上，第171页. 【5】同上，第103页. 【6】同上，第218页. 【7】同上，第219页. 【8】苏国勋，马克思?韦伯：基于中国语境的再研究，社会，2007年第5期，第7页. 【9】同上，第309页. 【10】金耀基，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韦伯学说的重探，台湾学者论中国文化，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年，第305页. 【11】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161页. 【12】刘东，韦伯与儒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