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吾 [李健吾拟印未果的《力余集》]
1933年8月底，结束了两年的留学生活后，李健吾回到了古都北平。
直到1935年8月又离平赴沪任教，这满满的两年间，他苦苦笔耕，一方面固然为生活的重压所迫(爱人辍学，自己又无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学成归来，也想一展雄才。
这两年是他一生中创作最为勤奋的时期，也是最为丰产的时期，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包括剧本《这不过是春天》和专著《福楼拜评传》。
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写作，为其奠定了一生的名声。
然而，说是创作的丰产期，数数看，仅出版了长篇小说《心病》(1933年11月开明书店初版)和三幕剧《梁允达》(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10月初版)，前一部作品还是他读清华大学时就已完稿了的。
那么，发表在报刊上的那些诗文，就没有结集出版的可能么?其实是有的，李健吾为此写过一篇序，遗憾的是，不知何因，这部书最终未能出版，这篇序也未见收入李健吾任何作品集，乃是一篇集外文。
现抄录如下： 《力余集》序 一个人活着别无所长，意有所树而力未逮，似乎只有过往的自我还比较可以依恋。
不敢妄想做到克腊西克精神的地步，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
我的意思是，绝不徒事感伤。
然而这却也真正折磨情感，因为情感，一种徘徊于故址废墟的苦修士，绝不会容许自己和平。
其结局，得不到正当的发展，进不足为士大夫道，退不足以语众氓，终则上不上，下不下，逃不出中产阶级的气质，正好一个字可以网尽：“俗”。
每逢分析自己的时光，“俗”这个字最先来到我的意识边。
聊自解嘲的是，这里不尽是习俗之俗，虽说更是世俗之俗，留恋尘世，染有不少现实的泥腥。
我并不感觉这要不得，然而有时因之脸红却也不假。
我这本集子，包括三间小屋，其实正中只有一个大红匾额，曰：“未能免俗”。
这三间小屋，最神秘(或者最浅显)，最粗陋，也最应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锁的，就是那十二首无以名之，名之曰诗歌的一间。
因为别无更好的名词，只得听其债眉了。
然而可以誓之天日的，起首仅仅将这当做一种宣泄，底稿草成，便当做一种练习，好来捶凝那些茫无所归的纷繁的情绪。
很有些披露了的，自然因为下述的三个原因：发表些情诗，希望感动对方，朋友勒索，不得不应付，因为的确，热衷于发表，无论如何，朋友大半不晓得我写新诗，即使晓得，也相信我写不好的。
这末一点我全然同意。
几乎难得一首可以说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个圈圈儿的。
完全付之一炬，未免心酸，踌躇再四，终于选出十二首，不负此青春一度。
而这十二首之中，有两首隔了六七年，未曾一见天日。
另外一间小屋，便是游简那一部分，原本仅只预备一个人住的。
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兴公开了。
至于散文，除去朱大柑一篇年月较远，下余全是两年来的意外收获。
凡年月在朱大相一篇以前，如今统统删去，所以也仅只得到十二篇，实际依旧露出习作的马脚，算不得什么文章。
不脱中产阶级的积习，我终于打开三间隔板，改作一道走廊，任凭过往来客游憩，但求不要兴来题字，勿令我失掉我之为我，那就是一座假山的本色，也就是我这俗子的特色了。
七月十八日 这篇序刊在1935年9月12日曹葆华主编的《诗与批评》第61期上。
《诗与批评》1933年10月2日创刊，1936年3月26日出版第74期后停刊。
它借用的是《北平晨报》副刊《北平学园》的版面，由曹葆华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编刊，最初设想每隔十日出版一期，每月逢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出版，但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未能严格执行。
这是一个以刊发诗歌创作和介绍西方现代诗论为主的副刊，曹葆华、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叶公超、陈敬容、常风、南星等都有作品在上面刊登。
《力余集》的书名，典出《论语・学而》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李氏用此典，有不是正业的意思，这里是一种客气的说法。
这部书虽未出版，序中透露的信息倒是应当注意的，它对理解李先生的作品很有帮助。
如“我有时主张把情感缩的紧紧的，多留些空当，做为一己自由活动的园囿”，意思说他很少将自己赤裸裸地献给读者，当然，这不是说他没有感情，而是表明他是用理智来驾驭感情，“绝不徒事感伤”。
《力余集》序中，我感兴趣的还是这三间房中到底储藏了哪些具体的东西，且试着做些索解。
先拣容易的说。
文中云：“一间小屋，便是游简那一部分。
”李健吾回国前，写过一组游记散文，记其在意大利几个城市的游踪，内容即是后来出版的那册《意大利游简》(1936年4月开明书店初版)。
在《李健吾创作评论选集》的序中，作者写道：“《意大利游简》是我从国外给我未婚妻的书信，回国后，她把这些书信又给了我，我就交给开明书店出版”。
所以，文中有云“原本仅只预备一个人住的。
然而情不自禁，也就索兴公开了”。
另一间是被作者称为“最神秘(或者最浅显)，最粗陋，也最应理知趣，加以永久封锁的，就是那十二首无以名之，名之日诗歌的一间”。
熟悉李健吾作品的读者都清楚，他是一位剧作家，有《这不过是春天》等多种剧本留下；是翻译家，有《福楼拜短篇小说集》等译著留下；是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有《福楼拜评传》等专著留下；是小说家，有《一个兵和他的老婆》等若干小说集留下；或许感觉到自己涉猎的面太广了，写文学评论时他便署了“刘西渭”的名字，也有《咀华集》两册留下。
可是没人称他是诗人，但他确确实实写过诗，只是发表的不多，序里说选出12首，其中还有两首未曾一见天日，也就是说公开发表有10首。
我斗胆地估摸一下，试着列出篇目： 1930年10月27日《骆驼草》第25期《进行曲》； 1933年10月23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期《无题》； 1933年12月1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7期《An African in love》； 1933年12月1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8期《随笔》； 1934年4月23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21期《嫉妒》； 1934年6月1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26期《反动》； 1934年11月2日《北平晨报・诗与批评》第39期《诞生》； 刊发李健吾诗歌的《骆驼草》由废名所编，《诗与批评》是曹葆华编，两人都是他的朋友，提供诗稿固然有“朋友勒索”的因素，恐怕也有自己“热衷于发表”的成分在。
由此离十首之数已经不远，余下的还得从序中寻找线索，特别是“发表些情诗，希望感动对方”一语更不应轻易放过。
应该强调的是，这些情诗并不是写给后来他的夫人尤淑芬的，而是另有其人。
这是韩石山先生首先发现的，他的《李健吾传》之《中学时期》一章写到了这个女孩，“女孩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张国淦的女儿，名张传真，甚俊秀，中学时期与李健吾同班，相恋，李健吾考入 清华大学前后，两人断绝关系”。
李健吾曾以“醉于川针”、“川针”的署名发表过诗篇，以此来感动对方，“川针”即“传真”的谐音，署前者名是1925年3月21日在《晨报副刊》上的《邻花》，署后者名的是1927年11月《清华文艺》第3期上的《过巴沟桥西行》。
1927年《现代评论》第六卷第137期李健吾发表的新诗《最后一信》，或许是与这位心上人作的最后诀别。
三首诗收在这个集子里，盖有“不负此青春一度”的意味。
至于序中“几乎难得一首可以说做好，值得佩弦夫子加个圈圈儿的”当是作者的谦辞。
我不懂诗，也无资格评价李先生的诗，不过想换个角度看，比如，您得承认曹葆华是诗人吧，编刊自有其选诗标准，而一再向李“勒索”诗稿，若全是为了照顾朋友的情分，这样的悬测多少有些牵强，此其一；其二，看看与李健吾在同一版面发表诗歌的还有哪几位，他们是何其芳、方敬、罗念生等人，这几位您也得承认是诗人吧，李健吾与他们在同版发表诗歌，作品时而还被放在显著的位置上，质量当不会差到哪去。
现引录一首名为《随笔》的短诗，供读者评析。
随笔 太阳没有光， 只是白， 只是白， 覆着热上心来的灰沙， 在午梦的夏日， 仿佛我的销沈的岁月， 嘘着枯寒的黄叶， 吸入雪样的忧郁。
捎带说一句，李健吾在1936年7月19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还发表过诗歌《化石》；1936年12月出版的《新诗》一卷3期上发表过《暮春》、《这不过是春天》；1937年2月出版的《新诗》一卷5期发表过《囚犯》。
这几首，当然不能归入《力余集》，但李健吾所写诗歌不多，同上面12首合并，几乎就是他诗歌创作的全部了，作为资料，藉足保存。
剩下的一间就是散文了。
序中说：“除去朱大相一篇年月较远，下余全是两年来的意外收获。
凡年月在朱大柑一篇以前，如今统统删去，所以也仅只得到十二篇。
”朱大柑的那篇写于1931年5月，后收入到《咀华二集》，篇名《朱大柑的诗》，另外的11篇均写于他在北平的这两年。
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大概是这样的几篇： 1934年6月《中学生》第56期《家长》； 1934年10月《水星》一卷1期《艺术家》； 1934年11月《水星》一卷2期《看坟人》； 1935年1月《水星》一卷4期《车窗外的西伯利亚―旅欧零简》； 1935年2月《水星》一卷6期《牛皋》； 1935年4月《水星》二卷2期《搬家》； 《家长》、《看坟人》、《牛皋》、《搬家》4篇后来被收入到散文集《希伯先生》一书(1939年1月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于此才过其半，老实讲，我也就查到了这些，遗漏的几篇呢?这里，我尝试着进行推论。
比如写朱大相的那篇，他说是散文，可是后来却收在了《咀华二集》中，换谁也得说这是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呀。
我以为，后来他是将这12篇散文一分为三了，将评论意味强的收入到《咀华集》，把纪事意味强的归入到《希伯先生》，另有不多的几篇则放弃了。
这里，主要是要认定，他的散文是一种宽泛的散文，也就是后来有些研究者讲他的评论具有散文的意味，或者说是印象式的评论。
絮絮叨叨地说了上面的话，其间又是翻检资料，又是查考出处，折腾来折腾去，为的却是一册未能出版的作品，恐怕只有我这样无聊的人才干这事，我是不是闲得有些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