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棒”指向何方
高考、中考“指挥棒”左右着教育事业，左右着数以亿计青少年的生存状况，这是中国当前社会的现状，也是不争的事实。
“指挥棒”在十九世纪末，逐渐成为我国教育选拔人才的传统制度，因为它的公开公平性，已经被广大群众认可。可是近二十多年来，特别进入21世纪，举国上下却对高、中考“指挥棒”痛加指责，一些教育专家、学者也万炮齐轰“指挥棒”。甚至有人还发出了 “救救孩子”的呼声。
“救救孩子！”。
提起我国中小学教育，说复杂是十分复杂，说简单就是一道公式（从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到高三毕业）：1+100=!?“１”代表一门功课，“100”代表100分的模拟试题，一周两份试题，寒暑假30份试题。然后不停考试，有月考、季考、阶段考、期末、班级、年级会考。再就是不停公布分数，排名次，开家长座谈会，公布学生成绩叫“亮相”，初三、高三教室后边黑板上天天公布“离高（中）考还有x天！”真是战鼓紧摧,号声震耳。孩子们就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下生活。清晨他们匆匆骑着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每天晚上，家长看电视，孩子们又进入紧张攻读战斗中去。一次次的演习性的考试，中学生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一样，让孩子们和家长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涌来，题海把孩子们淹没了，学生脑袋麻木了。一次次考试受挫扼杀了孩子们的自信，大量的厌学孩子产生了。学校、家长,大家都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对孩子们构成了压迫和摧残。在中小学校园中分数挂帅，已把分数从原来是促进教师和学生学习的一种强有力手段，异化为控制教师工作和学生学习的极可怕的魔杖。
在“分是命根”的重压下，在本应该充满欢乐和幸福的校园里，一幕幕悲剧的发生就十分自然了。
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据广州市公安局统计，平均11名犯罪人员中，就有一名是中小学生。一些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对后进生动辄开除或勒令退学。这些流失生大多在13~17岁之间，处在成长的关健时期, 极易染上恶习，在物质金钱诱惑下，在坏人的教唆下极易走上邪路。
北京市心理危急与干预中心曾公布：每年全国有28.7万人死于自杀，有200万人自杀未遂，自杀已成15～34岁人群首位死因。在中国青少年人群中女性人群是自杀的主要群体。北京大学儿童青少年卫生研究所公布的《中学生自杀现象调查分析报告》显示：中学生5个人中就有一名曾经考虑过自杀，占样本总数的20.4%，而为自杀作过计划的占6.5%。专家分析指出，压力过大、早恋等都是导致中学生考虑以自杀来终结生命的原因。
“分数第一、升学第一”使教育方针、素质教育长期游移，贯彻不力。题海战术像一副沉重的枷锁，套在中小学生身上，广大学生身体素质下降，视力下降严重，教师身体素质堪忧，家长也不得安生。据《广州日报》载：2004年广州高考生体检仅一成达标，其中考76%视力未达标，30%身高体重不合格，89%的考生受到报考志愿的限制。据老师反映，现在学生耐力极差，每周升旗十多分钟，就有多名学生晕倒。有一首校园诗歌：“呃，是从哪一天开始呀，中小学生变得这样单调，抄抄算算，没完没了；重点、重点、重点，初考、中考、高考—————————‘倒计时’表真叫人烦恼。”笔者曾采访过一位重点中学高一女生的家长。这位家长告诉笔者：我以为刚考进高一，就可以松口气，可是这所重点中学一开始就抓得很紧，我的姑娘每天晚上做作业到12点才能上床睡觉。开始我还暗自高兴，孩子考大学没问题。一天晚上十点多，我见女儿去厕所，有半个小时不出来，我急了，把厕所打开。“妈，我拉不下。”当妈的好心疼，后来我问女儿，她说班上有多半女孩都拉不下，成天做不完的作业，一点活动时间也没有。从这以后，我每天给女儿多吃青菜，吃药调理，再不催女儿学习了。
在单纯追求升学率重压下，青少年思想负担沉重，教师也不堪重负，新课改，素质教育也因此败倒在“指挥棒”的脚下。
偏离的根子。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它历来重视教育的发展。几千年前，孔子就提出“刚、 毅、 木、 纳、 仁”以及“孝、悌、忠、信、勤;义、勇、 敬、 诚、 恕;温、 良、 恭、 俭、 让;谦、 和、 宽、 敏、 惠 ”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孔子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出的学思结合辩证原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善于启发、触类旁通，相互切磋、教学相长，联系实际的人评和时评等,至今为人所称颂。在近代，民主革命家陶行知先生，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生活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他对教育改革创造性地提出了六大解放的主张：使小孩子的头脑从道德、成见、 曲解、幻想中解放出来；解放小孩子的双手，从“这也不许动，那也不许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解放小孩子的嘴，使小孩子有提问的自由；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接触大自然、大社会，以扩大眼界，从鸟笼子似的学校中解放出来；解放小孩子们的时间，学校不要把儿童的时间排得太紧；让学生从过分的考试制度下解放出来。他抨击旧教育“一是读死书，二是死读书，三是读书死”。他主张“用活书、活用书、用书活”。陶先生的教育思想、观点，对当前全国所掀起新课改的浪潮，该是多么深刻的启迪啊。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家教育部等部门，都对教育问题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和规定。但是至今全国基础教育的现状，却仍是“春风未度玉门关”，仍败在“指挥棒”的脚下。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动地，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分数挂帅的“魔鬼”仍然压抑着广大师生，使广大师生喘不过气来。
中国基础教育偏离的根子到底在哪里？
根子之一：“标准化试题”。不要小看了它的“魔力”。这位“魔神”于1982年从美国引进，属于“混血儿”，力大无穷。标准化考试及其试题是工业化时代教育的评价方式，它在中国扎根后，有时叫“量化”。我国引进这种考试在1982年，然而到了1983年美国根据本国工业化教育存在的大量问题，发表了《国家在危险中：迫切需要教育改革》，紧接着1984年发表了《赫拉斯折衷方案：美国中学的困境》，美国由此开始了波及全国的教育转型，考试也抛弃了标准化，变为对学生综合评价。而我国在美国抛弃标准化考试后，却从美国引进了这位“魔神”，先从广东开始，接着很快推向全国。至此使高、中考这根指挥棒产生了空前的指挥效应。标准化考试这位“魔神”在中华大地张牙舞爪，促使全国基础教育都得跟着应试教育走，把评价学生们富有特色的、千差万别的、生动活泼的答案表达都交给了机器，这无异成了扼杀学生个性的杀手。
根子之二：分数挂帅。 “分”成为评定教育优劣的唯一根据。用“分”来管理教育，是一种“有效的、简捷的，又有丰厚利益”的管理方法。在中国，鉴别一所重点中、小学优劣的基本方法，是考入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有多少学生，出国留洋在哈佛、剑桥等名校有多少留学生；一些市县召开教育表彰会，对考入名校，总分高的学校、教师动辙几万、几十万的奖励；教师在评职称、国家省市级优秀教师、特级教师和晋工资时，中考、高考的名次成为重要的条件。学生的“好坏”，也是以分来区别。分数的作用就这样被人为地推向极至。
根子之三： “教育产业化”。教育成了发财致富的“摇钱树”。学校周围，特别是重点中、小学周围，“教育书店”越办越红火，复习资料，标准化试题集，中、小学各科的辞典、字典、练习册，寒暑假作业，各级教育单位、协会组织的各类竞赛题集，各科教师“赛教”资料等等，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链。
“指挥棒”是“弃”还是“留”的争论已有多年。笔者认为，既然暂时无法“弃”，就应着力考虑如何让“指挥棒”造福于数以亿计的青少年，使他们在基础教育阶段能健康成长。笔者也采访了方方面面关注中国教育发展的人士，不妨汇集一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对策之一：改造高考试题出题权限，建议执行“721”制，即：在全国统考试题上中央出题占70％，各省市占20％，各市县占10％。理由是：新课改教材内容有中央级、省市级、校本级的；另外中国地大物博、地域辽阔、东西南北中地域中，环境、气候、物产、经济、风俗习惯等差异较大，命题权的部分下放，对广大中、小学生关注本省本区经济发展，教材内容走向都有积极推动作用。
对策之二：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为什么喊了十几年，却落不实，而且孩子们负担越来越重呢？这个问题答案比较复杂，建议先从高、中考试时间改革开刀。每门应考科目高考的时间改为语文不超过两小时，其他每门不超过一个半小时，中考每门考试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小学生五、六年级考试每门不超过45分钟，1－4四年级学生考试不超过30分钟。
对策之三：高考和中考科目应该压成综合科，语文政治历史为“文科”考试，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为“理科”考试，再分别加上数学、英语。即文科学生考三门，理科学生考三门。增加体育高考科目，占高考总分10％；增加“选考”课目，在以下科目中考生可选报一门课目考试，其分数按10％计入高考总分，如：“设计构想”、“建议”、“信息”、“环境保护”、“生存发展”、“音乐”、“美术”等特长栏目，任选一门参加考试。这样高、中考科目共四门。
对策之四：新课改改动最大的是“科学”课，它将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综合为“科学”课，但在实际教学中最需要改革的是“语文”，更明确一点，是“语言”课。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十二年的中、小学教育中语文课时最多，学生花费心血最大，而在“指挥棒”引导下，在标准化试题反复揉磨下，高中生毕业了却连一封信、一篇应用文都拿不下，这种现象让人忧虑。历史是一面镜子，借鉴历史是建设更加美好社会的重要途径。政治教学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人的重要学科。而语文、政治、历史三科它的交融关系十分紧密，可以成为综合科目 “文科”。以高中语文课《邹忌讽齐王纳谏》为例，这篇文章几十年都被选为高中语文课文，该文选自《战国策》。《战国策》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向根据有关战国的史料整理校订而成的。所以该文是“历史”课教学内容；但它又是“政治”课内容，邹忌不肯偏听偏信，在一片奉承声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视客观实际，进而找出别人奉承的原因加以警惕,并大胆向齐王进谏。两千年以前，邹忌尚能尊重客观，不偏听偏信，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又敢于提出建议。这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扬民主，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以加快四化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它更是语文课的内容，全文用了设喻方法，论述入情入理，语气委婉恳切，语言优美动人，结构非常紧凑。在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中，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又是政治的作品比比皆是，它们以语言为纽带，可以给学生带来各方面的教益。
对策之五：修正学生“作业”的概念。在当前基础教育中，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接触最多、听得最多的词就是“作业”，在学校、在家里、在饭桌上，“作业完成了吗？”“作业都没做完你玩什么玩呢？” ……孩子就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笔者和一些教育行家议论到 “作业”时，却听到另一种解释：老师布置课本练习算“作业”。但“作业”还应该包含：读课外书籍，看一些有意义的影视片，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和调查，参加一些体育、艺术、娱乐活动，比如给1～3年级学生假日布置跳绳、游戏、滑旱冰等，对高年级学生布置爬山、游泳、球类等活动；在家参加清扫、洗衣，和妈妈学烹饪手艺，去公园、敬老院做志愿者等都称为“作业”。 要让孩子依据课改内容，到工厂、农村、社区参观，搞社会调查，包括一些适合青少年的生产劳动，包括在校园办“小银行”、“小商店”（适合学生的百货、文具、服装、食品等），还包括给广大农村学校分配必需农业、家禽等生产所需的基地资金等。一位老教师风趣地告诉笔者，当学生高呼：“作业，我爱你”，主动告诉妈妈 “我还有一点作业要完成”的时候，我们的新课改就成功了一大半。
对策之六：改革评价体系。对于在教育界内评比模范、评职称、评特级、树典型等奖励时，高、中考试中学生的成绩、名次只应该是参考条件。下决心取消各种尖子班、“重点校”。素质教育的具体落实，务必建立在对教育行政官员和各类学校校长们的素质“改造”上，否则，想改造“指挥棒”,想解脱中国教育的困境，那才是异想天开的事情。
对策之七：对中、小学生家长进行培训。家长是孩子第一任老师，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以校为单位，成立家长委员会，参与新课改活动。全国数以亿计的家长，他们基本对新课改的意义、内涵，特别是青春期教育，青少年心理教育等知识知之甚少。大多数家长只想到孩子考大学、拿高薪。“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对青年自主就业，当一名有技术特长的普通劳动者则不屑一顾。所以培训学生家长，改变他们的观念已迫在眉睫。
对策之八： “教育公平”。面向全国学生，不管学生是城市的或农村的，发达地区或不发达地区的，重点学校或非重点学校的，所有中、小学生应有公平地享受教育的权利。落实这个权利的核心是“财权”。必须将教育经费分配权限高度集中：“收回省管！”分配经费的标准也只能有一条，即按学生人数和学生比例的教师人数分配。
考试制度改革是个大课题，希望全社会的人都来研究它，因为，这是一件有益于民族、有益于未来的国家大事。
责任编辑 吕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