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桃培李，薪尽火传
摘要从接受美学的视角，通过金陵大学及北京大学的刘国钧先生的弟子们的回忆，借助若干新发现的资料，重点阐述了刘国钧先生致力敬业于金陵大学及北京大学教育事业的人文精神，呈现了其作为现代图书馆学教育家著书立说、教书育人的斐然业绩，及其中、晚年满怀奉献热诚却未尽其才的人生悲剧。文章呼吁：在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研讨会举办之后，宜以“著名图书馆学家、教育家及中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全面完整学术头衔，来认定刘国钧先生毕生的事功，并以此作为编纂《刘国钧文集》及撰著《刘国钧评传》的常识基础和知识核心。
分类号G259.29。
DOI10.16603/j.issn1002—1027.2019.06.002。
大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和《图书馆学百科全书》的问世发行，有关刘国钧先生（1899—1980年）的业绩评价，似乎被“中国图书馆学家”这7个字盖棺论定了[1]。然而仔细考究一下，才发现这两部权威工具书有关刘国钧的业绩介绍，都出自同一位撰稿人，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1960届毕业的李修宇先生（1933—2015年）之手。他在条目中写道，刘国钧“一生从事图书馆实践与研究，共发表论著、译著130余种，后半生致力于图书馆学研究，培育了大批图书馆学人才。他在文献编目、文献分类学、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和书史研究等方面成绩卓著，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和图书馆事业建设作出了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从略——引用者注）。此外，刘国钧还有一些哲学和道教史著述，以《老子神话（应为‘神化’）考略》（1935年）最为著名。”[2]显然，其中被轻易忽略掉了刘国钧“图书馆学教育家”这一重要头衔。
1999年秋，在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及甘肃省图书馆联合举办的刘国钧先生100周年誕辰纪念研讨会前夕，杭州图书馆研究馆员李明华先生撰写了一篇独具视角的文章，题为《薪火相传 事业兴旺——弟子们发扬刘国钧先生学说述略》。该文开宗明义道：“刘国钧先生是20世纪中国一位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杰出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不但在其对图书馆学许多领域的开创性建树，泽被后世，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数十载教坛耕耘，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培育了大批栋梁之材。”[3]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孟昭晋、王锦贵、李国新先生也在联合撰文中提出，刘国钧先生既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又是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还是“现代中国目录学史上屈指可数的目录学家”[4]。
虽然李明华、孟昭晋等先生的两篇文章，都认定刘国钧先生为当之无愧的“杰出的（或‘著名的’）图书馆学教育家”，但同样都还存在着遗憾之处，即各位作者受制于评价视角及文献史料等方面的局限，对刘国钧1925年夏留学归国后在母校金陵大学倾力服务近20年的教书育人功绩，及其1951年调动进京后的晚年人生遭遇，尤其是其才学未尽这一点，都少有笔墨道及。
1问题的提出。
纵观刘国钧先生的一生，他在金陵大学求学3年（1917—1920年），毕业后先是留校在图书馆工作了2年（1920—1922年），然后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3年（1922—1925年），并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继续服务于母校金陵大学，其工作总时长近20载。在此期间，他历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书籍部主任、代馆长、馆长，校文理科长、文学院院长及校秘书长，以及金陵大学哲学、图书馆学系教授，兼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导师，正是其理论与实践并进、学问与智慧俱长的人生华彩时期。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业已名高权重的刘国钧为时迁成都的金陵大学文学院内部人事所缠苦，而校长陈裕光（1893—1989年）与之原有的信任倚重关系也日趋淡薄[5]，遂告别金陵大学，于1943年6月以“理事”身份，接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推荐及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聘任，负责筹建并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该馆于次年7月7日开馆接待读者。1951年夏，刘国钧从兰州人民图书馆副馆长任上调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担任教授兼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这一段在兰州工作的时长是8年。在世俗的尘埃落定之后，陈裕光校长在其《回忆金陵大学》一文中评价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管理和图书的收藏、整理，是与图书馆学专家、美国人克莱门斯（即第一任馆长克乃文先生——引用者注），中国教授刘国钧、李小缘等人的努力分不开的。他们为丰富金陵大学图书，鞠躬尽瘁，值得人们深深怀念。”[6]。
刘国钧先生调至北京大学做图书馆学专职教授时，已年过半百，历经人生之沧桑。殊不知，更加坎坷的人生却将不期而遇。虽说他在北京大学，历任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代系主任、主任，直至1980年因病去世，其在京的人生总时长达到29年，但除去前7年在校内外的图书馆学专业领域还能有所作为外，其余本应更加专业有为、志业大成的年岁，却严重受挫于1958年在高等教育界进行的所谓“插红旗，拔白旗”运动，又在1966—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运动中，身心再受严重伤害。
当1978年12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明确提出了拨乱反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等新时期的发展国策时，刘国钧先生却已病入膏肓，回天无望了。1980年6月27日凌晨，刘国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任上不幸去世，享年81岁。次月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由此可见，刘国钧在到京以后，能够自主发挥专家学者及高校人师作用的时期，不过是短短的7年时间。
因此，在对刘国钧的生平事功研究中，应先直面这一客观的社会现实和不幸的人生史实。有了在人生时间尺度上的这一基本认知，才有可能努力接近于刘国钧晚年真实的心理世界和精神空间，进而更深度地理解他何以会前瞻性地，同样具有近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在1983年10月1日为北京景山学校的题词）的图书馆学专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