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塑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_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

当前,我们强调用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引领当前中国文艺的多样化发展。

这不仅可以对多样化的文艺进行有效的是非判断和价值高下判断,而且可以确保集中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文艺占主导地位。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

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思维;既然他们正是作为一个阶级而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2页。

)因此,当前中国文艺绝不是放任自流各行其是的发展,而是在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引领下发展的。

这种科学的艺术发展观既要弘扬主旋律和发展多样化,也要强调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对多样化文艺的引领。

而只有强调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积极引领作用,才能大力发展进步文艺,才能扶持健康有益文艺,才能努力改造落后文艺,才能坚决抵制腐朽文艺

也就是说,没有那些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优秀文艺作品的积极引领,文艺的多样化发展就失去了发展的方向。

文艺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要是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体系表现出来的。

倡导当前中国文艺积极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是把文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是要求它积极开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涌现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并努力塑造这些英雄人物

这些当代英雄人物充分而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在《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邓小平不但要求当前中国文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而且严格地规定了社会主义新人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由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

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邓小平虽然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仍然肯定并要求当前中国文艺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

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

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

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

”因此,我们需要好的历史题材文艺作品,更需要具有深刻影响力的当代题材文艺作品;我们需要反映历史人物的文艺作品,更需要描绘当代英雄文艺作品,为引导生活、纯洁心灵、推动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力量。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文学所塑造英雄人物,不能只是在历史中寻找,而是应该大力塑造当代英雄人物

马克思恩格斯就高度肯定了那些在把握整个历史运动的基础上写出未来的真正的人的文艺

巴尔扎克在文学创作中反映了整个历史运动,“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2―463页。

)在这个基础上,巴尔扎克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积极描写并肯定了未来的真正的人,即“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

”因此,恩格斯不但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而且认为巴尔扎克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恩格斯之所以严厉批评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就是因为玛・哈克奈斯在《城市姑娘》里没有写出工人阶级形象即“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

“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

”而“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

认为“在文明世界里,任何地方的工人群众都不像伦敦东头的工人群众那样不积极地反抗,那样消极地屈服于命运,那样迟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62―463页。

)无论是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还是对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反抗的工人阶级,都是当时的先进人物。

因此,当前中国文学要积极地塑造当代英雄人物

只有这样,当前中国文学才能不愧我们这个巨大变革的时代。

可是,当前中国文艺界却有人提倡躲避崇高观。

这种躲避崇高观肯定有些作家对真善美的消解。

这种对神圣东西的消解,根本不分辨神圣的东西的真伪和是非,而是将一切神圣的东西一律庸俗化。

有人认为这种对神圣的东西的消解不是消解真崇高、真理想,而是解构假崇高、伪理想。

显然,这不过是以假设的善良动机判断罢了。

歌德说:“对于他人的伟大优点除了敬爱以外,没有别的适宜办法。

”而那些消解神圣的作家对于他人的伟大优点没有丝毫的敬爱心,总是用怀疑别人动机、诬蔑别人伪善的办法,去剥夺别人可敬佩的成就。

他们认为凡别人完成的事业都仅只是外在的表现,而他们内心中却另为不良的动机所推动,如满足虚荣心和私欲等。

他们不满足于朴素的叙述历史上或现实生活里的英雄们所完成的伟大勋绩,并承认这些英雄人物的内心的内容也足以与其勋业相符合,这些作家幻想着他有理由并且有责任去追寻潜藏在这些人物公开的显耀勋业后面的秘密动机,以为这样一来,他愈能揭穿那些前此被称颂尊敬的人物的假面具,把他们的本源和真正的意义贬抑成与凡庸人的同一水平。

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躲避崇高观。

在坚决反对这种躲避崇高观的同时,我们还要避免塑造英雄人物过程中两种不良的创作倾向。

一是孤胆英雄观。

在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英雄人物,但是,他们大多是一些孤胆英雄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英雄人物表现出一种狭隘的青天意识。

这就是当前不少文艺作品在反映和描写现实生活中的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时,无论是写正面的英雄人物反腐败,还是写反面的腐败分子搞腐败,都归结为他们的个人品质问题。

当前不少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这场腐败与反腐败的尖锐斗争不过是人性的善与恶的激烈较量,而不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

显然,这是一种缺乏历史观点的创作倾向。

一些正面描写反腐败斗争的文艺作品,孤立地塑造那些反腐败的英雄人物

这些反腐英雄之所以坚决地反腐败,不是因为有了基层民众的斗争、支持和推动,而是因为他们个人的出污泥而不染的荷花品格和嫉恶如仇的高尚品质。

也就是说,他们的高尚动机不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他们不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不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

人们从这些孤胆英雄的个人命运中是看不到历史的未来的。

正是因为这些反腐英雄大多都是孤胆英雄,所以,不少这类文艺作品表现的社会生活大多是正不压邪的。

即使有些文艺作品着力表现了孤胆英雄打击邪恶势力、扶弱济困的英雄行为,也因为基层民众的痛苦太深,牺牲太大,苦难太长,这些积极努力犹如小石入海,浪花虽美,但消失得太快。

这些文艺作品没有写出基层民众的斗争力量,没有写出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力量,没有写出他们在矛盾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其视野仍然局限在少数个人的身上,而基层民众大多是无力自助,消极地屈服于命运,甚至放弃了任何作出自助的努力。

二是英雄人物塑造的粗鄙化倾向。

这种创作倾向在反映英雄人物的一些英雄行为时突出描写了这些英雄人物的一些粗俗不堪的语言和行为,似乎不描写这些粗俗不堪的语言和行为,英雄人物就不是真实的活人。

黑格尔指出:“惟有当一个人有了外在的表现,这就是说,表现在他的行为里,(当然这并不只是他的肉体的外面),他才算得有了内心。

假如他仅只有内心的倾向,譬如说只在动机方面在意向方面他是良善的,有道德的,而他外表的行为并不和它相符合,则他的外表与他的内面都同样地空虚不实。

”(《小逻辑》,黑格尔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0页。

)如果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些语言和行为上粗俗不堪,那么他的一些英雄行为就很难令人信服。

正如黑格尔所说:“如果历史上的英雄仅单凭一些主观的形式的兴趣支配行为,那么他们将不会完成他们所完成的伟大事业。

如果我们重视内外统一的根本原则,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伟大人物曾志其所行,亦曾行其所志。

”(《小逻辑》,黑格尔著,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90页。

)对于人物形象塑造,黑格尔提出了“清洗”说。

黑格尔认为:“因为艺术要把被偶然性和外在形状玷污的事物还原到它与它的真正概念的和谐,它就要把现象中凡是不符合这概念的东西一齐抛开,只有通过这种清晰,它才能把理想表现出来。

”(《美学》,黑格尔著,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00页。

)而那种将英雄人物粗鄙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没有摆脱人物行为的内外分裂的弊病。

当前中国文学所要塑造当代英雄人物绝不是脱离人民而高高在上的精英,这种当代英雄人物和人民有着血肉的联系。

也就是说,这种当代英雄人物和人民的关系不是启蒙与被启蒙、拯救与被拯救的关系,而是黑格尔所指出的:“人民就是丰收的大地,英雄们像是从大地里长出来的花朵和树干,他们的整个的生存是要受这种土壤制约的。

”其实,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一个英雄人物,都不是孤立成长的。

当代英雄人物不但与广大基层民众的利益一致,而且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要求。

如果不能在当代英雄人物身上看出人民的力量,不能在基层民众身上看见伟大的革命力量和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如果当代英雄人物不能和基层民众的力量和斗争紧密地结合,那么,这种当代英雄人物就是没有力量的孤胆英雄

现在,中华民族正在和平崛起,我们更加需要开拓进取的英雄人物鼓舞人们前进。

因此,当前中国文学要着力挖掘和塑造这种开拓进取的英雄人物,为中国文学增加新的典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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