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与历史研究（下）】 《历史研究》在线阅读
历代的官家和史家都十分重视收集和保存前朝或当时的报纸，作为修史时的参考。
五代人修唐史的时候，因“（唐）宣宗以下四朝未有实录”，曾下令两浙荆楚等处“购募野史及除目、朝报、逐朝日历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簿籍上进”⑦。
《旧唐书》有关唐武宗以后的部分，因找不到当时的“实录”作参考，也只好“杂取朝报、吏牍补成之” ⑧。
上述引文中提到的“除目”和“朝报”，就都是当时人对古代官报的别称。
如宋高宗时秘书少监程俱曾经建言：“见修日历，乞下诸州搜访（宋高宗）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以后邸报及所受朝旨文字，……并令据实抄录回报，以凭修纂。
” ⑨这里所说的“日历”，指的是一种专门记载皇帝起居言行的一种官史。
私人撰写的野史如李心传所写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也曾引用过大量的邸报上的资料。
引文的后面一般都注有“见邸报□年□月□日条”等字样。
明人修“实录”时，除查阅“诸司奏牍”外，往往也要参考当时的邸报。
所以有“历代实录仅记邸报所列” ⑩，和“实录所需在邸报”{11}等说法。
“实录”也是一种官史。
至于一般野史的作者，由于不可能参与密勿，又没有条件查阅官方的档案，编写时更离不开邸报。
传世的明时出版的野史，如许重熙的《嘉靖以来注略》、邹漪流的《明季遗闻》、沈国元的《两朝从信录》、吴应箕的《启祯两朝剥复录》、朱长祚的《玉镜新谈》、西湖义士的《皇明中兴圣烈传》、金日升的《颂天胪笔》、佚名的《崇祯新政纪略》等，在记述编写的过程时,也都特别强调“咸本邸报”，“取材邸报”或“悉据邸报”。
{12}其中，《玉镜新谭》的作者甚至声称：“录用章奏字字俱从邸报，不敢窜易一字以欺人”。
{13} 晚明的史学家们，是十分注意收存和利用邸报的。
谈迁为了编写他的《国榷》，曾经查阅过崇祯元年至十七年的邸报。
{14}黄宗羲为了研究南明时期的历史，曾经收藏过福王弘光至桂王永历年间近十几年的邸报。
在自叙中有过“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弘光时邸报，臣蓄之以为史料者也,”{15}等这一类的文字。
顾炎武从祖父那一代起，就注意阅报抄报和藏报。
{16}王世贞家除藏有数以万计的典籍外，“其他即墓铭、朝报，积之如山”。
{17}“朝报”即“邸报”，见前文。
明史专家吴晗在谈及钱龙锡主张利用邸报编写实录一事时，曾经特别强调过邸报的史料价值，认为“龙锡所谓邸报，在明代史料中最为重要。
”{18}此后，清人修明史时，以天启、崇祯两朝的实录颇多缺失，也十分注意征集当时的邸报，作为参考，至于“多方购求，期于必得”。
十九世纪初叶起，近代化报纸大量涌现，报纸的性质和品类日益繁多，中国的报业有了很大的变化。
从北宋到清代中期，士人们能够看到的，基本上只有封建官报和民间报房小报这两类报纸，它们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依存，延续了近一千年。
这种状况，至此完全被打破。
出现了近代化的政府报纸、政党报纸、私营商业报纸、鼓吹维新变法的报纸、鼓吹民主革命的报纸、文人论政的报纸、以市民和妇孺为对象的报纸、教会报纸、外国人办的中外文报纸等各类报纸多元并存的格局。
报纸的内容也由简趋繁。
由旧式邸报的以皇帝谕旨、大臣章奏、官吏任免等三大板块为主，和个别报房报纸的以官吏铨叙遴选、科举中式等方面的信息及突发性的个别市井新闻为主，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信息无所不包。
史家不仅能从报纸上查到各个时期的政情、军情、财政金融和工农业生产等方面的情况，还能从中得到有关民族、社会、哲学、史学、语言、文学、戏曲、音乐、绘画、书法、雕刻、体育、宗教、婚姻、礼俗、风尚、伦理、道德、建筑、医药、交通、服饰、水文、天文、气象等各方面的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有些报纸由于对一些重大事件的全过程，或其中的一个侧面，作过连续的集中的报道，往往可补公私文献资料的不足，对历史研究工作者具有特殊的参考价值。
如《述报》对1884――1885年中法战争时期香港人民抵制来港补给的法舰官兵事件的集中报道，《中国日报》对1900――1911年历次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报道，《大公报》、《京话日报》关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连续报道，申报关于杨月楼案和杨乃武案的连续报道等，都深受历史研究者的关注，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材料。
但是,报纸所提供的材料也有不足,一是常有漏报和误报,二是往往掺杂有不少纯属伪造的稿件。
漏报的情况不胜枚举，误报的事也十分常见。
《万历邸抄》中就有不少误报的情节。
如万历皇帝长子常洛的生母孝靖王太后的忌日，《明史》和《明实录》都记载她死于万历三十九年，而《邸抄》上却说她死于万历三十二年。
顾宪成之卒，《明史》、《明实录》都注明是万历四十年十二月，而《邸抄》上却记为万历三十一年。
{20}这类差错，很可能出于传抄时的笔误。
伪造大臣奏稿的事就更多。
宋哲宗元�三年（公元1091年）就出现过有人用御史贾易的名义伪撰请速严惩任永寿的奏疏，在“邸报”上发表。
后来查出是任的仇家所为。
{21}明嘉靖年间出现过有人伪造海瑞劾张居正疏，被“播之邸抄”，嫌疑人宁国诸生吴仕期因此被置狱，“榜掠七日而卒”。
{22}清乾隆年间则发生过所谓的“传抄伪稿案”，在当时的“邸报”上出现了尚书孙嘉淦谏阻乾隆南巡的奏稿，后来查出是伪造，参与伪造的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等几个人，后来一个被凌迟处死，三个被判斩监候。
伪造者各有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但也使得报纸资料的可信度因而降低。
类似的情况，在近现代报纸中也所在多有。
在报纸的使用上，在利用报纸从事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首先是历代留存下来的报纸不多，不能满足历史研究工作者的需要。
中国的念书人，往往重藏书，轻藏报。
宋元以来，藏书家不胜枚举，藏报家则屈指可数。
因此保存下来的报纸的总数不多。
湖南的新闻史志编写工作者曾经作过一个统计，从十九世纪末叶到解放前，湖南地区共出版过644种报纸，现在还能找到的不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如曾经发表过毛泽东早期文章的《湖南通俗报》和田汉主办的《新长沙报》等，至今都尚未找到。
其他各省市的情况也大抵类此。
多数省份还不如湖南。
其次是残缺不全。
除《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等少数几家报纸由于经营者有较强的实力，当时就注意积存，几家大的图书馆保存得也比较完整外，大部分报纸都残缺不全。
如著名报人胡政之主编的民国初年的《大共和日报》、著名记者邵飘萍主办的1918到1926年的《京报》，现在跑遍全国也凑不完全。
再次是借阅困难。
现存的报纸大多收藏在各地的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这些单位往往重收藏，轻服务，吝于出借。
除少数几种有影印本的和缩微胶卷的，还容易看到外，多数报纸，包括早期出版的《邸报》、《京报》和上个世纪中叶以前出版的一些报纸，审批手续繁多，往往很难借到。
这当然也和前一类报纸较为珍稀，收藏者不轻示人，后一类报纸采用木浆制造的新式新闻纸印刷，不如旧时的宣纸、连史纸等传统的印书纸耐储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收藏，已经发黄、变质、糟朽、一触即碎，需要保护有关。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因此必须保证新闻的真实，必须使所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新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报纸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重视各时期报刊的收集、庋藏、和利用，使古旧报纸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作用，这是值得报纸的收藏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件事。
■ 注释： ⑦见《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后唐明宗纪第九，引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十一月壬午史馆奏。
⑧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十六第307页《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条。
⑨见李心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四《五月已未日条》。
⑩见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焚通纪》条。
{11}见《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
{12}见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十四，许重熙《嘉靖以来注略》卷十四，《启祯两朝剥复录》卷六。
{13}见朱长祚《玉镜新谭》卷十。
{14}见《国榷》6225页附录所载黄宗羲《谈君墓表》。
{15}黄宗羲《明古藏室臣弘光实录自序》。
见神州国光社版《甲申传信录》165页。
{16}见《顾亭林诗文集》第444页。
{17}见谢肇制（制字左边要加三点水）《五杂俎》卷十三。
{18}见吴晗《读史札记》175页《记明实录》。
{19}见《东华录》顺治八年（公元1651年）闰二月癸丑引大学士刚林等奏。
{20}见尹韵公《略论万历邸抄》，刊1989年3月《新闻研究资料》第45期。
{21}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8，转引自朱传誉《宋代新闻史》299页。
{22}见《明史》卷227，《孙维城传》。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