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输入型通胀特征明显

摘　要： 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投资的超预期回报现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通胀本质还是货币过多导致的货币贬值，源头在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恰恰是由于美元的滥发，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中国财富的稀释，使得中国国内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日趋沉重。换句话讲，中国当前的价格上升具有明显的输入型通胀特征。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局，是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体现，当前物价的上涨、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就未来结构性改革而言，笔者认为五方面因素是关键：国家资源收益必须公有化。必须放开私人资本进入垄断产业的限制，形成竞争机制。大幅提高个人收入，大幅降低个人所得税。将过高的政府储蓄率降下来，减少财政对竞争性行业的转移支付。必须通过阻止并扭转房价暴涨来控制通胀预期。

关键词： 输入型通胀特征，结构调整，国际资本，国际收支，流动性过剩，通胀压力 　　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投资的超预期回报现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　　　　一、美国向中国输入通胀　　　　通胀本质还是货币过多导致的货币贬值，源头在于美元本位制下美元的滥发。自2001年美国新经济泡沫破灭后，美国就在不断地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降息，把大量流动性源源不断地注入世界经济体，过去五年全球官方储备增长1.5倍，达到5万亿美元。美元的背后没有黄金的支持，而美国政府债券的背后也没有美国国内储蓄的支持。故此，这种只由纸币而不是黄金支持的信用创造不可避免地经常导致全球范围内以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暴涨为特征的信用泡沫。当增加的美元货币注入到对美贸易顺差国的银行系统时，这些国家就开始了一个制造泡沫的过程。商业银行开始疯狂地扩大信贷，经济空前繁荣，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价格以及企业利润急速上涨。由于每个产业都可以获得低息贷款，它们都建造了多余的生产能力。当投资和经济成长异乎寻常地加速时，资产价格的泡沫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　　从2001年底到2007年9月中旬，反映国际市场核心原材料商品价格波动的CRB指数已经累计上涨了133%，5年来黄金从260美元/盎司上升至760美元/盎司，原油从20美元/桶上升至80美元/桶。美国《生物能源法案》导致用玉米制造乙醇汽油的产能大增，不到两年时间，全球玉米价格同比上升86%。棕榈油价格上升46%。以高等教育、医疗等服务的购买力计算，今年的购买力可能只相当于五年前的几分之一。房价就更加不用说了。　　恰恰是由于美元的滥发，向中国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导致中国财富的稀释（高价原材料输入而低价制成品输出），使得中国国内的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日趋沉重。换句话讲，中国当前的价格上升具有明显的输入型通胀特征。　　　　二、全面通胀还是结构性通胀　　　　有人认为，此次物价上升主要是由短期食品价格上升所带动，中国的核心通胀率并不高，未来很难形成全面的通胀。　　笔者看来，核心通胀率对于一个不是消费需求主导的经济体毫无意义，那个指标是美国人发明出来给他们自己用的。未来是否会形成全面的通胀，关键看预期。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经济体中充斥的货币实在是太多了（或者讲流动性泛滥），没办法，只能寻求一些供给弹性小的资产保值。可以看到，今年年初以来房价暴涨失控，股价暴涨（因为国内股票发行依然是政府强管制，导致供给弹性小），资产价格的持续暴涨给人们以强烈的货币贬值的预期，去年一百万元在北京可以买一套房子，今年可能就只能买半套了。　　一旦这种货币贬值预期强化并扩散，人工成本的压力、地价的压力等等必然会推动制成品价格的全面上升。　　现在我国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根本还没有完全展开，煤电油运价格由于政府还能控制，大大低于国际水平。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而保持低通胀的关键，主要来自于民众对于政府控制价格的信心，但这种信心能维持多久，笔者并不乐观。毕竟中国已经进入了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期，除非把未来要推进的资源要素改革的步伐缓下来（那样情况只可能更糟），否则结构失衡加剧到一定程度，就不仅仅一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了。　　　　三、紧缩能否奏效　　　　中国流动性泛滥的根源实际上应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是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元可以滥发，由于拥有货币权所以可以向剩余世界转移经济调整的成本；另一方面是世界也必须有相应的经济体能够吸收美元贬值的冲击，否则这个游戏就会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嘎然而止。转轨的中国经济无疑充当了这一角色，由于政府对要素配置与定价的高度管制，导致要素市场高度扭曲，降低了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高额的投资超预期回报导致全球的资本向中国涌入。　　如此，我国的产业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问题是我们的投资消费失衡越来越严重，因为政府主导下投资驱动模式的要素分配必然偏向于资本、偏向于企业、偏向于政府。现在企业有很多钱（特别是垄断部门组织），政府有很多钱（特别是地方政府是多数要素资源的最终控制者），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特别是政府直接和间接主导的投资）、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本币升值压力、流动性泛滥等等。一系列结构失衡大大增加了中国经济中长期的风险。　　显然，今天中国面临的困局，是经济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的综合体现，当前物价的上涨、信贷投资扩张、内需不足、流动性过剩、贸易顺差激增等等所有这些矛盾的因果乃是一个有机整体，而非独立存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割裂和单立出其中某一个局部，必须动态地把握内外失衡之间的相互交织、相互转化。　　经济结构失衡所产生的问题根本不是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流动性你收多少，它就能制造多少，因为阀门另一头的控制方不在中国。事实上中国的央行已经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央行了，8个月间7次提高准备金率，5次加息，还有数千亿的定向票据发行。即便央行做到了全部对冲，用不了多久，流动性又会像潮水一般涌来。　　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谁越主动，就意味着谁承担的调整成本越多，这事实上成了一种国家利益的博弈。美国在发生次贷危机后，尽可能把经济调整的成本往外面引，降息、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美元加速贬值。很长时间内，日本能通过低利率的套息交易将流动性拒于国门之外，以避免国内资产泡沫重新膨胀。而中国要从流动性过剩的困境中解脱出来，核心在于必须改变在中国投资的超预期回报现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际资本流向，改善中国的国际收支。　　因此，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成为中国改善经济结构失衡的重中之重。只有当要素市场价格上涨成为投资规模和经济增速的"自动减速器"之时，市场机制才可以说真正得以确立。同时，中国所进行的结构性变革，如资源要素价格、收入分配体系也必然能够改变世界经济格局，使之向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中国要素资源以及制成品价格上涨由此可能导致美国贸易赤字恶化，必然倒逼美联储做出利率调整，全球的需求以及中国外部的流动性都会自然减少，中国出口需求也将减弱，国际收支失衡得以改善，本币升值压力也会减少，有利于改变中国流动性泛滥的局面，资产泡沫也可能实现软着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