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之死 2012年第10期
我再也见不到苏南大哥了，五年前的秋天，这个30多岁的记者，吊死在自家的客厅里。
我打电话给老同事询问消息的真假，那边淡淡地说：“人都烧了，还能是假的？我们刚从火葬场回来。
” 下载论文网 我什么也说不出了。
我要了一个大份的过油肉拌面，接着又连吃了四个免费的白皮面，才算吃饱。
那一次真是饿坏了，苏南大哥还开玩笑说，你看你看，遇上你这样的吃家，人家服务员都不敢过来了。
苏南有一次去采访，天气太冷了——新疆的冬天，有时冷到零下40多摄氏度。
大约是为了拍摄，他强忍着，把一颗牙齿都咬碎了。
但为什么把牙齿咬碎都能坚持，却不能再坚持一下活下去？去世前不久，他还在电话里和老同事谈论着未来。
有的老同事说他曾和老婆吵架，更多的是说他不能再做新闻——有一段时间，他接连写了几件大案，得罪了不少人，他的名字也不能再出现在当地的报纸上，于是他一度化名“张健”，即使熟悉的人也不知道“张健”是谁……最后的时刻，我想一定有什么东西在他内心逐渐坍塌，如一豆灯火，终于熄灭。
2007年秋天，苏南去世的时候，记者行业尤其是调查记者的状况已经不容乐观。
我记得作家余华有一次说，他每天看到网站前几条的新闻——贪污、矿难、上访、爆炸、强拆……他就觉得中国作家已经集体失业了，现实远远比小说精彩。
一面是新闻迭出，另一面是空间越来越逼仄。
当时我已经到了广州工作，编辑常常给我们出差在外的记者打电话，说“回来吧”——有时甚至还没有出发。
这样的状况越来越频繁，不能发表的稿件越来越多，采访也越来越艰难…… 加上网络对纸媒的冲击，记者的收入也比以前有所降低，而走到中年的记者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孩子要吃奶粉，房贷要交，老人要养……曾经我们满怀激情，护送着内心的理想走在路上，有着清晰的准则和生命的目标，而今同行的人越来越少，理想早已不知散落何方。
而我们如何才能拥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呢？我的同行有的深受抑郁症折磨，两年很难走出家门，如果不是一直吃抗抑郁的药物，可能他也走了苏南的老路；有的皈依了佛门——在我的同事中，至少有三位居士，他们有着澹然淡泊的心态，有时说话都让人感觉恍若隔世。
更多的人转行去做生意——我记得有一个去卖保险了，有一个去做了医药销售代表，有一个去卖五粮液了！最有趣的是一个很爱吃的同事，看准了麻辣香锅的生意，立刻辞职和家人回山西开了店，据说生意还很不错。
最厉害的要算是去美国做访问学者回来的那个，他用海外代购的办法在淘宝上卖那些香艳奢华的名包，和其他各种奢侈品，那阵儿正是海外代购的高潮，据说有个月净赚20多万。
三个月前，广州的主任辞职后在新疆旅游了一圈，决定去那儿种葵花！另外两个老记者竟然也加入了这个葵花计划，他们估计，明年秋天这些葵花会卖不少钱，不过他们还没租好地，也没有雇到工人，而且他们仨谁也不会种葵花，所以一位略懂农业的同事已经自告奋勇去当技术员。
报社的实习生说，在复旦大学和中山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里面，现在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学生会做记者。
现实中，我的同事一边发着牢骚，忍着无处可诉的委屈，一边追看美剧《新闻编辑室》，感动于这个行业应有的光荣与梦想，然后像打了鸡血一样没日没夜地去工作……听着谁走了，谁在干什么，我常发出惊叹。
只是有时，我还是会想起当初做实习记者的时光，那时我以为记者是一生的职业，那时我有着奋不顾身的勇气和掏心掏肺的真挚，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职业的生生死死，还不知道有这么多赚钱的活路，比如投资种葵花——新疆的土地辽阔，每到夏季，大片大片的向日葵在金黄色的阳光下随风摇曳，一切像梵高的油画一样动人。
想到这样的美景，就有些伤感，我又想起苏南，我再也没有那样吃过拌面……如果他还活着该有多好，我们就一起去种葵花吧，等那些葵花籽种下去，会开出无数张迎着阳光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