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私人性文献史料刍议
摘 要：在当代文学的文献史料中，以日记、书信、回忆录、检讨等为主体的私人性文献史料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这些史料有的受到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较大，有的目前还未完全公开，研究者要坚持以历史化的学术眼光整理、研究这些史料，以更好地促进当代文学学术研究走向深入。
近年来，当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成为当代文学学科日渐成熟的标志之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学术界对于以日记、书信、检讨、回忆性文字等私人性史料的关注尚显不足。实际上，这些史料为研究者进入当代作家的精神世界开辟了另一种路径，对于研究者深入了解诸多文坛纠纷、文学事件提供了更为丰富和相对真实的史料依据。在笔者看来，私人性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使之能有效地进入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之中。
所谓私人性文献史料，并非没有公开的私人手稿，而是指与各种公共性政策、文件、报告等史料相对的、在作家较为私人化空间中发生的史料。需要指出的是，因为这些史料涉及诸多私事，又往往夹杂着作者的个人情绪，且由于政治、伦理、道德的限制，其公开及出版也颇费周折；另一方面，自1990年代以来，在文学市场化和科技发达的共同作用下，日趋平面化的精神生态环境使得文人以记日记、写书信精神存在记录的传统已鲜有留存，新媒体的兴起使得私人性史料的载体和存在方式都有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总体而言，私人性文献史料也存在着私人性程度的差距，若按私人性的程度将私人性史料分层设级，那最高的便是文人的日记和书信。如鲁迅所言：“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他自己的简洁的注释。”①应该说，多数作家记日记是为了记录内心世界和自己的生命流程，日记也成为他们日常活动和真实想法的载体，这对于后人编年谱、写传记和做作家论也多有助益。如张桂兴在广泛收集老舍的佚信、佚文、旧体诗的基础上编写了颇受好评的《老舍年谱》，然而，随着老舍的日记陆续公开，他不得不对已出版的《老舍年谱》予以重订，补充进许多新的细节，使之更加完整。
相比于日记，私人书信——尤其是家书——表现出的私人性则是另一重面向。它往往表达了通信者内心的某些真实想法。例如，沈从文在建国前的日记中表示：“文学必然和宣传而唯一，方能具教育多数的意义和效果。……我把自己的对于文学的观点完全摧毁了。”①但他扭转自己的思想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直到1951年10月25日他在给张兆和的家书中说：“希望从这个历史大变中学习靠拢人民，从工作上，得到一种新的勇气，来谨谨慎慎老老实实为国家做几年事情，再学习，再用笔，写一两本新的时代新的人民作品，补一补二十年来关在书房中胡写之失。”②而在挚友之间的书信里，亦可见曾经不为我们所知的细节。
在私人性史料中，有一些史料本就为了出版或发表而写作，如回忆录、回忆文章、自传等等，它们可划为第二类。有学者认为这些回忆录和传记“可能更在乎历史的芜杂、丰富和细节，更带有作者本人那种价值上的‘倾向性’或者某种‘辩护’色彩”③。虽然这些史料带有一些叙事的色彩，但是我们却能从作者的叙事中看出其精神症候。新时期之后，许多作家纷纷出版或发表了回忆性文字，但是不同作家对待历史的心态并不一样。如巴金说：“我一闭上眼睛，那些残酷的人和荒唐的事又出现在面前。我有这样一种感觉：倘使我们不下定决心，十年的悲剧又会重演。”④但是同样被关牛棚的陈白尘感受却恰恰相反：“三年多的干校生活，可歌可泣、可恼可恨的事自然很多，但回忆总是蒙上彩色玻璃似的，因而也是如云如梦，总觉美丽的。”⑤从两人迥异的态度中可以看出许多作家在写作自传或回忆录时，是带有情感倾向性地回忆和叙述过去的事实。不过，在私人性史料中确有作家在文字中留下自己辩护的痕迹，其心态如狄尔泰所言“希望通过原原本本地向人们表明他的精神性生存究竟是什么样子……为这种精神性生存辩护”⑥。例如，在文学史叙述中几乎成了胡风集团“叛徒”代名词的舒芜，在自传中详述了饱受诟病的“交信”问题，希望能洗刷自己的冤屈：
所谓“交信”，根本就不存在，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交过什么信。当时，只是《人民日报》编辑叶遥奉命给我出了一个“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这个题目，向我组稿……我所指的宗派主义，主要是指胡风对于文艺界许多人一概过于否定，过于蔑视。这在他的公开文字中表现得还比较含蓄，在私人通信中就说得很明显。我的文章要说清楚这一点，就不能不引用胡风给我的信。《人民日报》要发表我的文章，叶遥为了核实我文章中所引用的胡风给我的信原文，向我借信去校对……“借出去”和“交上去”这两个性质完全是不一样的。
……。
至于以后的事态发展，那完全非我所愿，非我所料，完全是《人民日报》当时文艺组长袁水拍他们，背着我（叶遥其实也不知道）把信交到林默涵那里，结果搞得不可收拾。这里更没有什么“间接交信”的问题。⑦。
这里之所以不嫌辞费，摘引原文，是因为舒芜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相同的意思，但现在的文学史似乎很少采纳他的说法。舒芜的“解释”自然只是一家之言，历史究竟是怎样，仍然有待考辨。其实，回忆过去的文字很难做到万无一失，即使以严谨而著称的茅盾曾表示“动手写回忆录（我平生经过的事，多方面而又复杂），感到如果不是浮光掠影而是具体且正确，必须查阅大量旧报刊，以资确定事件发生时的年月日，参加其事的人的姓名”⑧，其回忆录也依然没能做到“具体且正确”，沈卫威还是考证出《我走过的道路》中百处错讹①。
笔者以为，在私人性史料中还有一类可谓是“另类”的史料，即个人检讨。当然这里并非贬义，而是指其私人话语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较特殊。一方面，在当代特殊的文化背景中，检讨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自延安时期就已产生，但在当代中国，检讨一度成为一种体制化的机制，因此，作家检讨固然是个人行为，又如有学者所言：“是一种主流话语的调控产物……通过来自‘他者’的检讨，主流政治和主流话语便得到了证明，并巩固了其‘真理性’。”②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检讨是介于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史料，虽然隐含着个人话语，但又要由“组织”或“人民”审查的。正是因为作家要考虑的是检讨以后的效果和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其中的话语策略又带有强烈的个人化考虑。这类史料就如邵燕祥所言：“这一堆当代的活化石，记录着特定历史时期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怎样想、怎样说、怎样做的思维方式、语言方式和行为方式。”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