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取得时效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取得时效是传统民法的一种重要制度，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现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中都确立了取得时效制度。本文从取得时效的历史缘起引出其价值，论证了取得时效的存在价值，并通过对构成要件、客体、效力的论述廓清了取得时效制度的基本框架，阐述了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必要性并指出我国应当建立合理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是指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持续占有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定期间即可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一项法律制度。”[1]取得时效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起源于罗马法时代，并被各个时代的民法典吸收、发展，成为民法一项重要的制度，并继续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完善着。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特别是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之际，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讨论，对我们理解这一制度以及《民法典》的制定都是大有裨益的。
取得时效是起源于古罗马的一项极为古老的制度。据亨利‘梅因爵士考证，早在罗马国家第一部成文法《十二铜表法》出现以前，古罗马便有对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凡曾被不断地持有一定时期的商品即成为占有人的财产，占有的期间是极短促的——一年或二年视商品的性质而定。但是最早以成文法规定取得时效制度却起源于《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第六表第三条规定：使用土地的取得时效为2年，其他物为1年，但使用人必须为罗马市民，外国人不能适用。伴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加之统治阶级的重视，“在帝政时期以及优士丁尼时代，立法者和法学家及时总结取得时效制度建立以来的法律实践经验，使取得时效制度不断完善。” [2]但取得时效并未因此而一帆风顺地发展下去，随着西罗马帝国被日耳曼民族所灭，古罗马辉煌的法律制度也为以氏族习惯为基础的日耳曼法所取代。由于中世纪落后的封建经济，商品经济不发达，以及古日耳曼法中独特的“物权”体系和基督教在中世纪强大的影响共同导致了取得时效制度的灭亡。随着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蓬勃开展，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利益最大化”和及时、迅速、高效的交易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的，而这种目的实现的最重要的前提便是“交易人为真权利人”，但现实中却存在着大量的“非权利人占有他人之物”的情形，这样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由此促成了沉寂许久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觉醒，以《法国民法典》为始，取得时效制度在此后的《民法典》中不断得到发展。
通过取得时效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取得时效制度是以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条件的，同时取得时效也是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此外取得时效与一国的法律传统和现实国情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联系。而这些无疑都是我国建立取得制度不可忽视的问题。
我国民事立法由于受苏联民事立法的影响，长期存在着认为取得时效制度是鼓励“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美德相违背，因此虽然有学者支持，但并未写进《民法通则》。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法制观念也不断得到更新，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已成为了共识，并有学者攥文专门来论述取得时效的价值，以为其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对取得时效的价值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1）取得时效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真权利人丧失权利，进而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促进物尽其用；（2）取得时效制度尊重长期形成的社会秩序，因而能够维护交易安全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从而稳定社会秩序；（3）取得时效可以避免因时间久远而证据湮灭所造成的当事人取证和法院调查证据的困难。可以说取得时效体现了“法律帮助勤勉人不帮助睡眠人，不让权利人枕着权利睡觉的基本立场。”[3]综观取得时效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取得时效的价值，结合我国现实国情，可以说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取得时效制度既可能同时也是必要的。
取得时效构成要件是判断是否构成取得时效的依据，也是权利人权利受保护的证明依据和法院裁判的依据。对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通常认为有两个方面，一是占有，二是法定时间的经过。
占有是指对占有物所具有的事实上的管领力。占有状态包括自主占有、和平占有和公然占有这三个方面。对占有的主观要件即善意占有亦或恶意占有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规定：德国、瑞士的动产取得时效和法国、日本的短期时效均以占有人之善意为要件，而德国、瑞士不动产取得时效，法国的普通时效本的长期时效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则不以善意为要件。由此可以看出，对通常价值不大的动产通常不以善意为要件，而对价值较大的不动产则有主观要件的要求。笔者以为取得时效不应以善意占有为要件。首先就取得时效建立的本旨来看，“时效制度是法律反复较量私的所有与共同生活秩序的和平与稳定的结果。”[4]既然真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法律就应尊重“非权利人”长期使用的事实，否则取得时效的建立就毫无意义。其次就占有的前三个条件来看，自主、和平、公然这些要件足以显示出占有人的正当性；此外，善意、恶意本身就是个难以区别的概念，以此为要件只会徒增法律适用的难度。因此，取得时效不以善意为要件为上。并且取得时效的完成通常要经过一定长的时间，这既是对真权利人的保护期也是对非权利人无偿取得的要求，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至于期间的长短则因所取得客体性质不同而不同。
取得时效的客体是取得时效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共同指向的对象，即财产。研究取得时效客体就是研究哪些财产可依取得时效而取得的问题。对此应首先明确民法上物的概念和分类。对于物，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将物分为有体物（res corporales）和无体物（res incorporales）。有体物指客观存在能为人感官所感知之物，如土地、房屋、牲畜等等；无体物是指没有实体存在，而仅仅是由法律主观拟制为物的权利，如地益权、用益物权、继承权、各种债权等等。德国民法从根本上否认了罗马法系关于物的传统分类，区分了了物和财产这两个在法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概念的界限。德国民法鲜明地坚持物必有体的原则。德国民法中的物不包括权利和思想。“虽然广义的物，也就是财产的概念具有贴近一般民众的日常认识水平的优点，然而广义概念将权利等无体物纳入作为法律关系客体（或者说权利标的）的物的范畴之中，而权利本身有是法律关系的内容，这样一来，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与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出现了意义的重叠，权利本身有成了权利的标的，这势必造成逻辑的混乱和法理上的冲突，不但物上的支配关系难于区分，而且物权与债权等其他财产权利的界限也无法确定，进而影响法律关系理论和法律实务操作。”[5]因此对于物应采狭义概念，同时取财产作为其上位概念，即财产包括有体物和无体物， “无体物是相对于有体物而言的，是指没有物理意义的形体，但是具有财产意义的一切现实存在。”[6]主要指知识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