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大臣的一次大规模出国考察】五大臣出洋考察
日本明治维新期间，为实现富国强兵，派出了规模巨大的“岩仓使节团”进行海外考察，历时1年10个月。
使团成员回国之后制定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3大国策，日本的近代化事业由此而继往开来。
当时清政府的很多朝廷大员们也看出了日本的变化。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也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和欧美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并在政治政体方面做出了顺应民意、锐意改革的姿态。
对政府此举，“五洲人士咸属耳目”，外报惊呼此乃当今“世界之要事”。
对于出洋考察的经费，当时的户部无力支付，便与外务部联合发电求助于南、北洋大臣，及地方大员。
各省虽然经费困难，但也都纷纷响应，南洋大臣筹解经费1万两；湖广总督、河南巡抚则分别认筹了5万两，直隶、江苏又各认领10万两作为今后几年的出使费用。
2个月的时间，80多万两经费被各地认领。
但是已改制的“度支部”（原户部）对很多省份未能如数解交，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从清政府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到颁发圣旨的这段时间，出洋大臣的人选问题一直变化不定，朝廷也害怕“所派非人”。
最终确定下来了以下5位官员，他们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
他们有的是来自皇室宗亲，代表了宗室贵族利益，有的是来自地方改革势力，有的是来自掌管财政和工商业的大臣，也有统筹军事方面的官员。
出国考察宪政最初计划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等带领，考察俄、美、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家，另一部分由徐世昌和端方等率领去考察英、德、法、比利时等国家。
1905年9月24日，第一路考察大臣在亲友、大臣、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车出发，人潮涌动，社会各界群集相送。
突然，“闻轰炸之声发于前车，人声喧闹，不知所为”。
原来在开车前，革命党人吴樾混上了火车，他在怀里藏着自制的炸弹。
但炸弹提前爆炸，硝烟散去，共炸死3人，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绍英伤势较重，吴樾也当场身亡。
10月8日，早已进入筹备阶段的巡警部提前成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尚书。
因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的政治考察活动表示欢迎，并做了妥善安排。
端方认为：如果因为一颗炸弹就导致活动迟缓，有损国家威严。
1905年12月，派遣大臣出国考察的事宜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这次出行，仍然是兵分两路。
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等人赴英、法、比利时、日本等国家；另一路，则由戴鸿慈、端方等人前往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
考察团暗中部署，分期启程，沿途由袁世凯负责周密布置。
鉴于上次出行的教训，此次出发时，北京前门火车站采取了严密的保护措施，实行全面戒严，所有无关人等一概不得入内，车站稽查严密。
第一路考察团正式团员33人，各省选派考察人员4人，赴美留学生11人，另有听差、杂役等人。
他们从秦皇岛乘 “海圻”号兵舰，到达上海海面，泊于吴淞口，此时行队伍又增至40余人。
12月19日下午2时，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载着全部考察人员，向日本方向驶去。
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的考察团于1906年1月14日乘法国轮船扬帆启程。
此路计划先赴日本，再转欧洲诸国。
在这路考察团中，有各省选派随团人员6人、留学生1人。
另有先期赴日者7人，先期赴英国者8人、学生2人，先期在比利时者1人，留守上海者3人。
考察团的行程遍布日、美、英、法、比、德、奥、丹麦、瑞典、挪威10国。
考察团成员整理大量有关各国宪政的文章，随时送回国内，在官报上发表，并不间断汇报考察成果。
端方在载泽之前先期到达日本，寓居日本的梁启超与端方频以书札往还，梁启超在考察前后代端方等朝廷官员草拟了有关宪政启动的奏折，数量高达“二十万言内外”。
在日本，宪法学家穗积八束等人给中国的考察大臣们提出了许多意见。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既详细讲解了《日本宪法》，又对载泽等人就立宪国君主在任免官吏、统率军队及宣战、媾和、签约、发布命令等方面所提出的权限问题，做了详细解答。
载泽在日本考察完毕后向清廷报告时总结说：“大抵日本立国之方，公议共之臣民，政柄操之君上，民无不通之隐，君有独尊之权。
”他对日本的整体性评价是：不耻效人，不轻舍己，故能合欧化汉学，熔铸而成日本之特色。
在英国，他们注意到“议员分为政府党与非政府党两派。
政府党与政府同意，非政府党则每事指驳，务使折中至当，而彼此不得争执。
诚所谓争公理、不争意气者，亦法之可贵者也”。
在意大利考察时，戴鸿慈等官员看到意大利议会中往往由议院就可以决定国王任命大臣之去留，此事让他们感到十分诧异和佩服。
戴鸿慈等人在德国考察时也注意到该国立宪政治之中对于军队力量的重视，因此不无感慨地说：“立宪之要在自治，自治之要在民兵。
” 到俄国后，考察宪政的大臣们尤其重视俄国人对于中国实行立宪的意见。
因为中、俄两国领土相接，且都历史悠久，加之俄国政治也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考察宪政之余，成员们也对日本和欧美社会的物质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样的社会氛围对于他们非常重要，因为“宪政”为抽象的政治概念，而眼前令人耳目一新的物质社会对他们的冲击更大更直观，他们更感到了中国改革的迫切。
考察团还考察了很多社会部门和机构，包括政府机关、邮局、铸币局这样的行政管理和服务部门，还考察了商肆、工厂、矿场。
在美国期间，船抵檀香山时，迎接考察团的是人山人海的美国市民以及在美华人，檀香山的官员身穿礼服立于岸旁，华侨们则手持国旗，夹道欢迎，清一色的华人学生乐队也奏起《迎宾曲》。
这使考察团大为感动。
在戴鸿慈等人看来，在这些实行宪政的国家中，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为了国家利益做出的沟通以及君主和议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让他们耳目一新。
李鸿章在“庚子事件”前访美期间就批判了美国的“排华政策”。
数年之后，华人仍旧寄人篱下，时刻担忧被驱逐出境，这也使考察大臣们大为伤心。
他们调查了华人的生活状况，并迅速成文，希望回国后引起重视。
稍后，载泽考察团也到达美国，华侨纷纷向考察团诉苦，声泪俱下，纷纷表达共同心声：希望中国富强。
1906年夏秋之际，历时半年的海外考察，两批出洋大臣先后回国。
5大臣考察欧、美、日各国，切身感受到立宪政治已成为时代潮流。
此一行，也更强调了日本政体对中国的适应性。
他们认为：美国大抵“以工商立国，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设官分职“非中国政体所宜”；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其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我相近”。
此前梁启超和杨度等立宪派首领人物在东京事先写好的有关实行宪政的意见书，考察大臣们全盘接受。
由此看来，海内外立宪派和开明官僚们在促请清政府仿行宪政的问题上，无形之中产生了“共振”。
出洋大臣们据此草拟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并且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
考察大臣们在《奏请宣布立宪折》中告诫朝廷，立宪政治不仅势在必行，而且时不我待。
（摘自黄山书社《辛亥前夜――大清帝国最后十年》 作者：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