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指挥 与卡拉扬相伴的日子
引言 作者早年为时尚模特，与指挥大师与卡拉扬结婚后生育了2个女儿。
初遇卡拉扬 圣特罗佩，我最钟爱的地方，那里见证了改变我一生的神奇时刻。
那年我18岁，和母亲一起住在尼斯。
一天，母亲的女友带我坐游艇出海玩。
甲板上的庆典早已拉开帷幕，身着晚礼服的宾客们优雅地聊天、谈话，一派轻松、欢乐的情景。
可惜我无福消受：没过几分钟，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估计是受不了海上颠簸，晕船了。
可这真不是时候啊，身边满是兴致勃勃的客人，而我却……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绝望地躲在角落里。
突然一位和蔼的绅士关切地走过来，亲切地询问我怎么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便明白了事情原委，然后马上带着我悄悄溜下游艇。
这位体贴的绅士不是别人，正是当时已名扬全球的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
他带我走进岸边的一家餐馆。
告别摇曳的甲板，踏在坚实的土地上，我觉得慢慢好些了，才开始真正打量起身边的这位“救世主”。
可以说，从他救我于困境中的第一刻起，我就被他深深迷住了。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印象中的父爱早已慢慢模糊。
但赫伯特・冯・卡拉扬全身上下似乎散发着某种激情、某种近乎令我窒息的魔力。
事后我才得知，他当时刚刚在拜罗伊特指挥演出理夏德・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并大获成功。
我们轻松地用法语交谈，他没有用敬语“您”，直接称呼我“埃列特”；而我觉得自己太年轻，所以称他“先生”。
距离未来的丈夫又近了一步 自从法国南部那次奇妙的邂逅以后，我开始关注报纸上所有关于卡拉扬的消息。
大约过了一年，我们又一次碰面。
那时我是克里斯蒂昂・迪奥的摄影模特，为了拍摄最新专辑，我几乎走遍了大半个欧洲。
因拍摄缘故，我又回到伦敦小住。
一天，一位朋友邀我一起去参加伦敦爱乐乐团音乐会，指挥一栏赫然写着“赫伯特・冯・卡拉扬”的名字。
晚上8点，在全场观众雷鸣般的掌声中，大师从容不迫地走上舞台。
正当他预备像往常一样闭上双眼、全心全意投入音乐中时，忽然迟疑了一下，随后向我的位置望了一眼，嘴角露出淡淡一笑：他认出了我。
朋友是卡拉扬的超级“乐迷”，而我则不无自豪地告诉他，我早就结识了这位卡拉扬先生。
“他认识你？那你确定他会给我签名吗？亲爱的埃列特，求求你，就让我们试试吧！”朋友真切地恳求道。
很多年以后，赫伯特告诉我，音乐会开始前，他曾嘱咐自己的帮手马托尼：“假如有一位法国金发女孩来找我，就让她进来！”那天，我们走出音乐厅时都心满意足：朋友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签名，而我则距离未来的丈夫又更近了一步。
尽管日程排得满满当当，我们俩仍然寻找各种机会见面。
一次，我去一个录音棚见他。
我踮着脚尖，悄悄溜进门，挑了个不起眼的位子坐下，看着他全神贯注地工作。
那时我并不知道他的排练规矩：不允许任何与音乐无关的人进入排练大厅。
可谁能逃得过乐队成员的目光呢？乐手们互相暗示，有的抬起乐器、有的动动眉毛；他们的表情显然在说：看呐，那不是杂志和伦敦街头大幅海报上的模特吗？乐队继续排练，卡拉扬显然觉察到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依旧背对着我。
他意识到我进来了吗？ 一次，赫伯特・冯・卡拉扬邀请我一起去拜访瓦尔特・莱格和女友。
走进客厅后，他悠闲、放松地靠在壁炉边。
炉内的火苗跳跃着，他优雅地为我点着烟，那姿势令人不由得想到法国著名影星让・加班。
赫伯特用迷人的蓝眼睛深情地望着我，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就是我梦中的丈夫。
一天晚上，我应邀参加一个私人派对，可到达后没几分钟，我的小腹突然钻心似地痛起来。
大家急忙叫来救护车把我送进医院，动手术切除盲肠：再次醒来时，一大捧鲜花首先映入眼帘。
透过花丛，我见到赫伯特关切的面孔。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见到我如此孤立无援。
虽然这次他未能像第一次在船上那样，扮演我的“救世主”，可他那惊恐的神情和无微不至的关切，彻底泄露了我在他心中的地位。
一个世界上最忙碌的男子在第一时间赶到你的病榻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作为爱情的明证呢？从那一刻起，我决定听从心灵的召唤，理智被彻底剥夺了话语权。
补过蜜月 1959年10月中旬，维也纳爱乐乐团在世界开始巡回演出。
”听到这话，我既兴奋又怀疑。
赫伯特每排练一部新作品，无论是歌剧或交响曲，我都会全程参与；不仅是出于爱好，更在于我希望能成为他的对话伙伴。
每拿到一部新作品，赫伯特和乐队无一例外会对总谱深度研究；仅在极少情况下，才会听一下其他人的录音唱片。
而我这个“跟着感觉走的人”则采取完全迥异的理解方式。
那些赫伯特凭借犀利的理性判断和超强的读谱能力，直接印射在脑海中的东西，也就是所谓作品的深度和内在含义，通过我对于真实人性的特有感觉，却可以得到另一种诠释。
在这点上，我们俩配合得天衣无缝。
40多年过去了，当年旅途中的某些记忆也已渐渐淡去，但有些却始终清晰得恍如昨日：圣萨维耶学院的音乐会门票早已抢购一空，大厅内座无虚席，观众们甚至挤在台阶上或地板上，连我都不知道该坐哪儿了，赫伯特坚持我必须到场。
那时每晚我们都在讨论演出、讨论我的印象――所以我完全可以在幕后听完整场音乐会。
赫伯特当机立断：“埃列特，你就坐在乐队里！”演奏家们只好再挤挤，最后，我坐在竖琴手身后。
巡演第五站是日本，10月27日我们顺利地降落在东京机场。
一阵不适突然袭来。
在我的请求下，奥地利驻日本大使夫人陪我去了一家诊所。
原来，我即将成为一位母亲了，而赫伯特也将第一次成为父亲！赫伯特在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他眼中闪耀的光辉和脸庞焕发出的光芒将永生永世印刻在我的心底，不会泯灭。
我们都明白，孕妇不适合继续长途旅行。
第二天，乐团前往名古屋，我则飞回巴黎。
女儿拥有115位“教父” 我们的第一个小宝贝就要降临人世了。
赫伯特的紧张丝毫不亚于我，经历了两次婚姻的他至今没有孩子，所以某种意义上这也成为他的另一种“首演”。
当时还不流行丈夫陪产，但赫伯特却坚持陪在我身边，直到我被推进产房。
8月14日，我们在位于奥本多夫的小教堂里为孩子举行洗礼仪式。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师们带来一个特殊的惊喜：洗礼进行到一半，乐队突然奏起了莫扎特《单簧管五重奏》，而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的一曲巴赫古诺的《圣母颂》更是催人泪下。
当乐团全体成员宣布要担任我女儿的教父时，仪式达到了最高潮。
伊莎贝尔就此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115位教父的女孩…… 日理万机的赫伯特，工作之余将所有时间都给了我和伊莎贝尔，每晚他必定会在婴儿床边坐上一会儿，仔细端详婴儿熟睡的脸庞后才上床就寝。
周日往往是我们的“神圣假日”。
早餐之后，他的目光永远停留在伊莎贝尔身上，抱她在怀里，哼唱一两支曲调，喂她午饭，再送她午睡。
赫伯特不善于表达情感，但他是一位体贴的慈父，全身心爱着家人。
他享受给女儿讲故事的时刻，带女儿们散步，教她们游泳。
对于音乐发展，他并不强求，但他坚持伊莎贝尔和阿拉贝尔必须学弹钢琴，因为他相信适时的培养和督促必然有助于她们日后对音乐的兴趣。
伊莎贝尔和阿拉贝尔都继承了赫伯特的艺术天赋，伊莎贝尔在巴黎跟随让・洛朗・科歇学成毕业后，成了一名演员。
素以严格著称的赫伯特看到伊莎贝尔在舞台上的精湛演技，禁不住热泪盈眶。
赫伯特出现后，我的生命轨迹一下子改变了。
如今，我已成为一位快乐的母亲和一个神奇男人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