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泉历史文化名人酒泉历史文化名人
教学目标。
激发学生对家乡的自豪感及热爱之情。
课时安排：三课时。
一 古代人物。
1、西汉农学家汜胜之。
汜胜之，又名汜胜，敦煌人，西汉著名农学家。汉成帝时，官至议郎，曾奉命监督长安一带的老百姓试种小麦成功，然后在关中平原推广，使这里小麦连年丰收。当时务农的人把他奉为尊师，虚心向他求教。后来，汜胜之做了御史，有机会写成《农书》十八篇，这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农学著作，专门探讨农作物的栽培管理、收获的科学方法，为我国农业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玉海》给予高度的评价：“汉时农书有数家，汜胜为上。”汜胜累官至黄门侍郎，儿子汜辑任敦煌太守。从此，世居敦煌，是河西著名的大姓。
2、“草圣”张芝及其书法家族。
张芝，字伯英，敦煌渊泉（今安西县境内）人，是东汉著名的书法家，我国古代草书的奠基人，被称为“草圣”。
张芝的父亲张奂，也是东汉时期文韬武略兼具的官吏，擅长书法，为官清正，政绩卓然，官至武威郡太守、大司农、护匈奴中郎将等。
张芝虽出身宦门，却无纨绔气，勤学上进，潜心书法。相传他用旧的帛衣写字，所以“家有衣帛，必书而后练，临池染翰，水为之墨”。唐写本《沙州图经》记载，敦煌县城东北一里效谷府东南五十步，为“张芝墨池”的地方，掘得“一石砚，长二尺，阔一尺五寸”。
张芝的书法，意随笔舞，欣赏之时使人心旷神怡，精劲绝妙，以行、隶见长，尤精草书。其书体一笔到底，连缀不断，气脉通联，好比惊蛇入草，飞鸟入林，古人谓之“一笔飞白”。唐代书法学理论家孙过庭认为“张芝草圣，专精一体，以致绝伦”。
张芝书迹保存在《淳化帖》里有五贴，其中《秋凉平善帖》可以说是“张草”的典范，为世所宝，他著有《笔心论》，今已佚。
张芝的兄弟张昶，字文舒，也善草书，又极二八分书（汉隶的别名），时称“亚圣”。张昶书有《西岳华山堂阙碑铭》传世至今。
张芝姐姐的孙子索靖，字幼安，所书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笔力雄健，是张芝草书的继承者，还著有《草字决》一书，把今草的实践升华到理论高度。
３、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精英。
五凉时期河西地区便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学术成就上居于领先地位的代表性人物。如郭瑀、刘昞、索靖、索敞、索袭、索紞、索绥、张穆、张斌、张湛、祁嘉、宋繇、宋纤、汜腾、阚骃等。他们不但自己勤奋好学，纷纷著书立说，而且还兴办学校，聚徒授业，传播和发展了传统文化，以其多样的学术活动营造了浓厚的学术空气，为河西文化圈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取得的丰硕的学术成果标示着当时河西地区文化发展的历史高度。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少年游学受业于张掖郭荷，尽得其传。他“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郭荷去世后，他守孝三年，然后隐居于临松薤谷（今张掖马蹄寺景区），从事于撰著和教学，著有《春秋墨说》、《孝经错纬》等，受业学生多达千余人，名噪于时。张天锡派人具书持节，前去征召，他指着飞翔于天际的大雁说：“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使者拘系了他的弟子，乃出而就征。后仍归隐于南山。前秦时，苻坚又派人去征聘他，正遇上他父亲去世而罢休。太守辛章派遣书生三百人前去受业。苻秦末年，王穆起兵酒泉，郭瑀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响应。王穆任用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他“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后卒于酒泉南山赤崖阁。刘昞字延明，敦煌人，大儒郭瑀的女婿和得意门生，曾经隐居于酒泉，从事讲学和著述，远近从其受业者，多达数百人。刘昞生历西凉、北凉和北魏三朝，都受到最高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刘昞在西凉朝任儒林祭酒、中郎、护军等职，深得西凉王李暠的重视。其得刘昞，用比三国蜀主刘备之得诸葛亮。西凉为北凉沮渠氏所灭，刘昞再入于北凉，沮渠蒙逊拜其为秘书郎，掌管著书证史工作，并在西苑之中建造“陆沉观”作为学府，供其教授学生之用。沮渠蒙逊死后，其子沮渠茂虔对刘昞的尊重更是有增无减，尊其为国师，并令文武百官一律听其讲学。北凉时期，还将所著的《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作为河西文化的典范作品，献于南朝的刘宋。可见刘昞影响之大。在公元5世纪，北魏灭掉偏处河西的北凉政权，年近古稀的刘昞再入北魏，被拜为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刘昞对于北魏政权朝政和文物制度的建立多有贡献。后于凉州患病而卒。在其卒亡之后，在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年），太保崔光奏称：“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23]刘昞一生著有《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二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疏《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书。其中《略记》、《凉书》和《敦煌实录》，是三种不同体裁的著作，各具特色；特别是《敦煌实录》，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实录性的史书，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这些著作，即可见出刘昞学问之渊薮。说其为南北朝时期敦煌乃至全国的一位大儒、大学者，当是不谬的。阚骃字元阴，敦煌人，著名史地学家。祖父阚倞，父亲阚玖，都是当时河西的著名学者。阚骃“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儒”。在沮渠蒙逊的北凉政权中，他官至秘书考课郎中。公元436年，北魏灭北凉，占据河西走廊，阚骃官拜北魏乐平王拓跋丕的从事中郎。乐平王死后，他流落到北魏的首都平城，“家甚贫敝”，饥寒而卒。他生前曾注疏王朗的《易传》，撰《十三州志》等。《十三州志》是一部继《后汉书·郡国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书中对河流山川、地名物产等都作了认真的考证，在很多地方纠正了前人的错谬，是一部极具学术价值的巨著，备受学者的重视。索靖（230—303年）字幼安，敦煌人，西晋著名书法家。生于累世宦族之家，在西晋王朝曾任驸马都尉、雁门都尉、酒泉太守等职。公元303年，率秦、雍、凉三州之军讨伐司马颙的叛军，受伤身亡。被追赠为“司空”，封安乐亭侯。索靖为人有胆有识，人称其有“逸群之量”。曾与同乡人汜衷、张甝、索玠、索永同在太学学习，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他博通经史，在文学和书法艺术上造诣尤深，受到士林极高的赞誉。其书法浅浓适度，气势雄厚，古朴似汉隶，转折似今草，在我国书法史上享有较高的声誉。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索子》、《晋诗》以及书法学专著《草书状》等。
祁嘉，字孔宾，酒泉人。少清贫，好学。二十多岁时，西游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后又“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拜他为儒林祭酒，让他传授儒学。他性情宽厚温和，教诲学生、传授知识从不倦怠，“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著作有《二九神经》。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东晋时期著名的经学大师、教育家，节高德隆，颇为人所重，弟子受业者三千余人。前凉敦煌太守杨宣画其像于壁以奉之，并作颂曰：“为枕何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亦为当时之名士，备礼仪欲求见，纤则入处高楼重阁，拒而不见，马岌退而喟然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今而后知先生人中龙耳。”遂题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室迩人遐，实劳我心。”此后张祚数遣人征聘，拒之不就，所赠财物亦皆不受。宋纤勤奋好学，年八十仍笃学不倦，所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宋繇字休业，敦煌人。婴孩时，父母先后亡，事伯母张氏以孝闻。少有宏志，随张彦至酒泉，“追师就学，闭室读书，昼夜不倦，博通经史；诸子群言，糜不综览”。后凉吕光据凉州时，官为郎中。后奔段业，官散骑常侍。后又奔敦煌太守李暠，佐暠成霸业，历位通显。公元420年，北凉沮渠蒙逊灭西凉后，曾感慨地说：“孤不喜克李歆，欣得宋繇耳。”遂任繇为尚书吏部郎中，委以考核官吏之重任。蒙逊临终时又将其子沮渠牧犍托付于宋繇，令其辅佐。牧犍以其为左丞。北魏灭北凉后，繇随牧犍到平城并卒于平城。宋繇酷爱读书，尊重知识和人才，“每闻儒士在门，常倒屣出迎，停寝政事，引谈经籍”。在处理政务上，是非分明，秉公无私。虽官居显位，但家无余财。蒙逊平酒泉，“于繇室得书千卷，盐米数十斛而已”。索绥字士艾，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幼时家贫好学，前凉时举孝廉，后因母丧而去官。后又举秀才，为儒林祭酒。在前凉张骏时，任搜集内外大事之官。著作有《凉春秋》五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余篇。以著述之功，被封为平乐侯。
赵，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历学家。曾任北凉太史令。著有《七曜历数算经》、《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在英人李约瑟所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赵被列为中国古代科学家之一。索袭字伟祖，敦煌人，十六国时期著名学者。常常闭门读书，不交当世。精通阴阳之术，著有天文、地理方面的著作数十篇。除了上述以儒学见称的文人学士外，河西文化圈还孕育出了一大批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的高僧大德。如凉州人宝云、智严、竺道曼、道泰，酒泉人慧览，张掖人沮渠京声，金城人玄畅等。他们不辞艰辛，跋涉于冰天雪地和荒漠沙碛之中，西行求经，瞻仰圣迹。归来时又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在河西境内开窟建寺，或聚徒讲经，或从事译著，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使佛学成为河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代表人物是被后人称为“敦煌菩萨”的竺法护。十六国时期的两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和昙无谶都在河西有过活动并对河西地区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鸠摩罗什（344年—413年）龟兹人，早年深受小乘佛学的影响，青年时改宗大乘，尔后主要从事弘扬大乘佛学的活动。他的弘法活动，曾对当时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的佛教产生过巨大影响。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苻坚派大将吕光率军进攻西域，次年，吕光进军龟兹，大破龟兹诸国联军，东归时，将高僧鸠摩罗什带到凉州。途经敦煌时，罗什所骑的白马病死，葬于沙州城内，并留下了一个神奇的传说，至今还在敦煌一带流传。为此，后人特意建塔纪念，名“白马塔”。此塔经历代维修，至今仍耸立在沙州古城东南隅。白马的传说及白马塔的修建，说明罗什对敦煌地区的佛教确实产生过影响。罗什在敦煌稍事停留后，便随吕光到达凉州，建精舍，授弟子，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使凉州佛教盛行一时。弘始三年（401年）后秦主姚兴亦好佛教，遂出兵凉州，从吕光手中夺得鸠摩罗什，罗什被请到长安，继续从事佛经的翻译。罗什在凉州与长安共译经74部384卷[32]，现存39部313卷。主要有《大品般若》、《法华经》、《弥陀经》、《金刚经》等大乘经典；《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等禅宗经典及《十诵律》、《大智度论》、《成实论》、《马鸣传》、《龙树传》等律本、论著和传记，这些佛典成为后来中国佛学学派和宗派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学说的基本依据，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人将他和唐玄奘、义净并称为古代的三大翻译家。昙无谶早习小乘，后从一白头禅师改习大乘，喜其义理，于是专攻大乘。他主持翻译的11部佛经，都属于宣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大乘教经，其中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以《大般涅槃经》最为重要。据记载：“谶既达此（凉州），以玄始十年，岁次大梁十二月二十三日，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令译。谶手执梵文，口宣秦言。其人神情既锐，而为法殷重。临译敬慎，殆无遗隐；搜研本正，务存经旨，惟恨胡本分离残缺未备耳。”此经进一步发展了大乘教的佛性说，不仅承认“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而且还进一步认为，断灭一切善根的“一阐提”（缺乏信心者）也都有佛性，皆能成佛。这一新的提法，是对佛教思想的一大突破，在中国佛教史和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大般涅槃经序》译成后，在河西等地广为抄写流传，对大乘佛教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河西佛教文化的兴盛不仅表现在佛经翻译和聚徒讲经上，还表现在开窟建寺和静坐苦修方面。河西地区现存的石窟寺之多，在全国是少有的。这些石窟寺虽没有兴盛于汉魏，但若追溯其建窟渊源，则大都产生于十六国时期。《高僧传·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罽宾人也……博贯群经，特深禅法……遂渡流沙进到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柰千株，开园百亩。房阁池林，极为严静。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凉州石窟开凿时说：“凉州石崖瑞相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据有凉土……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尤其是著名的敦煌莫高窟，虽盛于隋唐，下迨宋元，但其开窟建寺之始，却在十六国时期：“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366年），有沙门乐僔，戒行清虚，执心恬静，尝杖锡林野，行止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窟一龛。”[36]这些活动同讲经说法、翻译佛经一样也有力地推动了佛教文化的发展，并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可资考证研究的洞窟壁画及其他实物资料。伴随着河西地区佛经翻译和开窟建寺等活动，十六国时期，一度出现了“西天取经”热。河西地接西域，成为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西行求法者，不仅有河西僧人，也有中原、江南的僧人，东晋著名僧人法显就是从河西经敦煌到达西域的。《法显传》记载：“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西秦统治者乞伏乾归的都城，先后设在金城和苑川）夏坐。夏坐讫，前行至耨檀国（南凉）。度养楼山（今青海西宁市北、大通河南之山脉）至张掖镇。张掖大乱，道路不通。张掖王段业遂留为作檀越。于是与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相遇，欣于同志，便共夏坐。”“夏坐讫，复进到敦煌。有塞，东西可八十里，南北四十里。共停一月余日。法显等五人随使先发，复与宝云等别。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由于凉州是北方的译经中心，中原、江南僧人也有到河西取经的，河西僧人也有东去南下，对中原、江南的佛教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如北魏太武帝灭佛，至文成帝兴佛，其领导佛教复兴的重要人物师贤、昙曜等大多原为北凉僧人，他们对北朝佛教禅学及戒律方面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昙曜与现存大大同云岗石窟的开凿与兴盛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十六国时期，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佛教，在中国佛教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综上所述，河西从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组织实施对匈奴的反击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开始，历代统治者相继采取移民实边和屯田垦荒的正确措施，经过六七百年的开发和经营，再加上它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地处中西交通孔道的优越地理位置，到东晋十六国时期，已持续发展成为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一个地区。在当时北方大混乱的情况下，中原文人学士的大量涌入，不仅使固有的汉晋文化得以保存、继承，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有长足的发展，使河西一度成为汉文化的中心；佛教东渐，河西又得近水楼台之便，沙门僧人西上东下、求法译经、开窟建寺使这里成为佛教的圣地；五凉各政权的执政者对儒家文化教育和佛教文化的崇尚倡导更为河西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外部条件。终于，河西地区孕育出了独具特色的学术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文化圈，涌现出了一大批硕儒高僧，以其卓越的文化活动创造出了光照千秋、泽被后世的文化成果，为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书写了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351年—417年） 字玄盛，小字长生，原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县南）人。是前汉将军李广的第十六代孙子，后凉吕光末年，担任敦煌效谷县令，继任北凉敦煌太守，移家敦煌遂成为敦煌人，他虽然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封建统治者，但他治理国家很有成就。《凉武昭王玄盛载记》称他：“为群雄所奉，遂起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足见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才能的人。他还有一个特点是知人善任，虚衿下士，广招英俊，在他统治期间，西凉境内一些文人名流，如史地学家阚骃、经学家宋繇、教育家刘昞、科学家赵[匪文]等，都投靠他，使西凉文化热蓬勃兴起。东晋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北凉晋昌太守唐瑶，联合敦煌、酒泉、凉兴、建康、祁连和晋昌六郡，公推时任北凉敦煌太守的李暠为冠军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建元庚子，定都敦煌（后迁都酒泉），是为西凉。当时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一时于阗致玉，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这时的酒泉敦煌成为西北割据政权的政治中心，其控制范围直达西域乃至中亚，可谓盛矣。
李暠建立政权后，首先扩大疆域，在原敦煌郡的基础上，又占领了东自建康（今甘肃高台一带）西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甚至于中亚的一些地方，所辖郡县可考者有：西海（今居延地）、建康、凉宁（今甘肃金塔县）、祁连（今甘肃临泽县）、酒泉、会稽（今甘肃玉门市境内）、晋昌（今甘肃玉门镇西）、凉兴、广夏（今安西踏实）、敦煌、高昌等十一个郡约十八个县，另设武威、武兴、张掖三个侨置郡。
西凉迁都酒泉后，李暠积极整军修武，励精图治，修筑了敦煌的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西南二围，以防南虏。故北凉虽数次对西凉用兵，均未得逞。双方修好于西凉建初六年，（公元410年）订立“盟约”，宣布罢兵，自此以后，西凉国势日益强盛，百姓乐业，国内安富，曾一时出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在此期间，西凉积极实行振兴文教的措施，在敦煌南门外建筑一座厅堂，起名“靖恭堂”做为议论朝政、检阅武事、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地方。在堂内画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玄盛亲为序颂，以明鉴戒之义”，同时还在敦煌、酒泉设立县学、州学和医学，就读的学生各有五百余人，使文风大兴。
李暠还是我国文学史上有较高地位的文学家，有名的作品《述志赋》是五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李暠个人生活俭朴，常以勤俭素德为荣，他夫人尹氏也俭朴自励，身勤蚕绩，对自己子女的教育也很严格，告诫子女“诫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慎而后举”。
西凉建初十年（公元417年），李暠病卒，享年六十五岁，死后谥为凉武昭王，葬于酒泉城西15里处，现已被发掘。他的一生是励精图治的一生，他以结束河西分裂局面统一中原为已任，无论武功还是文治都有突出表现。唐天宝十三年，唐玄宗李隆基以李氏宗族追封他为兴圣皇帝。唐写本《敦煌七咏》歌颂这位英贤说：
昔时兴圣帝，遗庙在敦煌。
叱咤雄千古，英威静一方。
牧童歌冢上，狐兔门坟傍。
晋史传韬略，留名播五凉。
5、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赵[匪文]。
赵匪文 酒泉敦煌人，担任过北凉国太史令。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
赵匪文在精研前人历法著作的基础上，结合河西地区的实际，撰写了一卷《七曜历书算经》。“七曜”是指日、月和水、土、火、木、金七星，在国外称“七曜日”，也即七日一周的名字，以每日第一小时属于某曜日。如日曜、月曜及水、火、木、金、土曜。赵还著有《河西甲寅之历》，《阴阳历书》等科技著作。对于西部地区的天文、占候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英国著名科技史学者李约瑟博士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把赵[匪文]列为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之一。
中国著名的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的唐玄奘，他在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的帮助下，历尽九九八十一难，终于从西天取回了三藏真经。然而，在现实中确有玄奘赴印度取经这件盛事，而且，其遭遇的艰难险阻远比神话中更甚，特别从天水经过河西走廊，经凉州、过肃州、抵瓜州、渡葫芦河（布隆吉河）到玉门关、偷越五峰，在甘肃这段行程，历尽艰险，才达伊吾。
玄奘姓陈，是我国初唐时期的一位高僧，大翻译家、旅行家；俗名陈祎，（公元600年———664年）河南緱氏人（今偃师县境），全父陈慧，孝廉出身，玄奘是幼子。玄奘少年时聪颖过人，十岁丧父，随二兄陈素（法名长捷）迁居洛阳净土寺，为少年行者。13岁出家，法名玄奘，从师习读佛传经书6年。公元618年瓦岗起义军兵临洛阳，隋亡唐兴，李渊继位长安，玄奘乃随兄奔长安。旋入蜀赴成都，从名师研经5年；因他”敬惜寸阴，励精无怠”因而学业大进。乃复思东下，咨访高人。公元623年后，云游荆州、扬州、相州、赵州等地佛寺向各派经师学习经论，27岁时返回长安，住大庄严寺，从法常、僧辨两位大师继续研究经论。两大德号为佛学权威，声驰海外，从学如云。于摄大乘论，造诣尤深。玄奘随众听采，亦是一拾即尽。两大师对之并加称赏，赞为“释门千里之驹”。而玄奘对当时流传的佛经，多残缺不全，经文译述又拙劣晦涩，加之各派经师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又各持异说，使他迷惑不解和无所适从，于是就产生了赴西天取经的意愿和决心。听说天竺（今印度半岛）的摩揭陀国有世界上最大的佛寺那烂陀寺，是佛教的最高学府，由著名的佛学泰斗戒贤法师主持，于是他结侣上表，申请到天竺求法取经。可是当时正值唐朝政局初定，北疆突厥强盛，时有入侵，边疆尚不安宁，而中原地区又在兵乱之后频遇霜旱，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形势比较严重，政府对边防控制甚严，“禁约百姓，不许出塞”。然而玄奘出国取经的决心已定，决不动摇。当时西域小国林立，行路艰险，他一面“广就诸蕃，遍学书语”。一面以人间的种种苦痛磨练自己，历练身心。
（1）趁机会兼程奔凉州。
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玄奘已27岁，他终于等到了时机，因长安频年霜旱，朝廷“下敕道俗，随丰四出”，他趁“畿内户口，并就关外”的好时机，决定步法显后尘，只身西行取经。恰巧遇到在长安学《涅槃经》的秦州僧人孝达功毕返乡，便和他结伴同行去秦州，没想到很地就到了甘肃东南重镇秦州（今天水市）。只匆匆歇了一宵，翌日即随西行商旅直赴兰州。抵兰州后，又巧遇“凉州送官马归者”，即于次日兼程随行渡黄河北上，直奔河西商贸重镇，佛教中心凉州城（今武威市凉州区），行程约两千里，历时半月有余，一路顺利，无人查问，玄奘心中窃喜。
（2）吐真情首程遇阻。
为了打听出关和西行的途径，筹措行资，玄奘决定在凉州佛寺停歇一段时间。期间，他结识了河西佛教的领袖慧威法师，法师对这位京师大庄严寺名僧法常之弟子玄奘深为敬重。旋即应当地僧俗的请求，请玄奘开讲了《涅槃》、《般若》诸经，玄奘以其渊博的知识，精辟的解说，搏得当地和过往僧俗佛徒的赞许和尊敬，所获布施亦甚丰厚。在他讲经中，也不时吐露了他要步法显后尘，西行印度求法取经的意愿和决心，从而引起了新任凉州都督李大亮的注意。都督问明了玄奘来凉准备西行的意图之后，乃令玄奘立即离凉返回长安，不让他西行出关。这样，玄奘在凉州住了一个多月就呆不下去了，随即把佛教所施赠的财物除留用者外，均施舍给当地各个寺院，并向慧威法师请教离凉西行之策。
（3）慧威智助入瓜州。
慧威法师对这位青年唐僧的学识和只身西游取经的宏愿深为赞许，就积极为他西行出谋划策，并对玄奘说，大师若决意出关西行，必需躲过沿途官廷耳目，夜行昼伏，潜行至瓜州。那里的剌史是我佛门弟子，他会给你方便和帮助的，但不可透露出关取经的事，可相机而行，偷渡出关。现都督已令你立即离凉返京，白天行动目标太大，只能连夜出行了。我派慧琳，道整两个小徒弟护送你去瓜州，沿途佛寺有我弟子关照，定能顺利通行。愿大师珍重。玄奘拜谢了慧威法师，于当夜偕二小和尚逃离凉州，昼伏夜行，赶路西奔。
（4）州吏义释促西行。
玄奘三人依计潜行，穿过甘州（张掖）、肃州（酒泉），经玉门直赴瓜州城（今锁阳故城），由于有沿途佛寺僧徒的帮助，终于顺利地到了瓜州城，在一寺院安了身。瓜州剌史独孤达倒是一位热情好客、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从京师远道而来的高僧极为尊重，接待颇为殷诚。玄奘也吸取了在凉州失言的教训，慎言谨行，平时在寺内诵经礼佛，暗地却打听出关西行的途径，积极物色向导、准备行装。他见随行的两个小和尚年幼体弱不堪远行，就让慧琳回他老家沙州、遣道整速返凉州。不久，他从礼佛的过路商人处打听了出关的路线，获悉从瓜州北行五十余里即抵玉门关，关临瓠芦河，下阔上窄，水深不可渡，行旅均需从关门进出。出关西北行，有五烽，有官兵把守，各烽相距百里，途中无水草，五烽之西出莫贺延碛，即可达伊吾。一日，有一胡僧进寺礼佛，听说有京师来的高僧，执意要拜玄奘为师，玄奘见此人身体壮实，虔诚恭顺，就为他授“五戒”，收他为俗家第一个弟子，此人名叫石槃陀，很可能是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原型。在榆林窟的壁画中有一幅唐僧取经图的师徒二人同行，即源出于这段故事。
胡僧石槃陀受戒后即回家备上素果斋饼，送给师父。当胡僧进一步问及生活起居有何难处，玄奘乘机将他准备西行取经，无人可作向导的说了出来，胡僧听后，当即表示愿意护送师父出五烽，玄奘听了非常高兴，乃与胡僧商议买马，准备行装以及偷渡出关的事，并约定时日，立即启程。
正在这时，从凉州发来的追捕玄奘的文书也传到瓜州了。瓜州州吏李昌也是个笃信佛教的佛教徒，他一见到“有僧字玄奘，欲入西蕃，所在州县，宜严候捉”的追捕文书，就猜出剌史大人热情接待的青年和尚就是玄奘了。他把唐僧请至州所，把公文给玄奘看，问是不是欲入西蕃之人？唐僧惊惶失措，未敢承认。李昌见状就说：“法师只管说实话，若真是，弟子当竭力为法师设法。”玄奘无奈，只好如实说出真情。州吏听了，深为他的诚心求法精神所感动。当着玄奘的面，撕毁了追捕文书，劝他快作准备，速速离开瓜州，出关西行。
（５）惊险夜渡瓠芦河。
第二天傍晚，玄奘与石槃陀准备停当，约定翌日在城外荒草滩汇合后，立即启程出关。第二天胡僧石槃陀牵着马、驮着行装，并偕一骑赤色瘦马的老翁来到约定地点，他向玄奘介绍说：此翁去过伊吾三十余次，对这段路熟悉，特邀请他来介绍点情况，出些主意。唐僧扶老翁下马，席地而坐，诚心地请老者赐教。老翁一见西行的法师竟是个青年僧人，就劝他道：从这里出关西行去伊吾的路途极其险恶，关外五烽各距百里，无水草，只五烽下有泉，有兵卒戌守；五烽之外横着八百里的沙碛，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其间无有水草和道路，行旅只能凭尸骨、马粪作路标摸索前行，有不少成群结队的商旅尚且迷失方向而葬身沙海中，你却孤身一人，这太危险了。我劝你还是打消西行念头，返回长安的好！玄奘随即向老翁表白只身赴印求法取经的宿愿与誓不后退的决心，也说出了违禁潜行至瓜州，如何躲过朝廷追捕，决意西行的经过。老翁见玄奘意志坚定，就建议道：法师既决意西行，必须绕过玉门关，从瓠芦河上游十多里处过河，那里的水面较窄，也不易被人发觉；不过你买的稚口壮马，腿脚虽健，却不识沙海途径，也没有穿越沙碛的经历，恐怕难于将你送过沙海。别看我这匹老瘦的红马，牠曾往返伊吾间十五次，脚力仍很矫健，且识路途。玄奘觉得言之在理，就将他新买的壮马与老翁的老瘦的赤色老马作了交换，然后向老翁拜谢，祈祷告别，与胡僧石槃陀一道向玉门关方向行进。
一路上，师徒二人默默地趁着朦胧的月色匆匆忙忙向前赶路。可是胡僧在静听了老翁与玄奘的一席对话之后，思绪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时他才知道这位师父正是凉州违禁西行，被追捕的越关出蕃的危险人物，对自己护送他偷渡出关，感到有些后怕；加上老翁所言，又加深了他对过五烽边卡和茫茫沙海中死神的恐怖，他边走边想，越想越害怕越是后悔，只是碍于自己已出口的诺言，不好马上改口而已。玄奘则一心专注向前赶路，想尽快绕过玉门关，连夜渡过瓠芦河，再行休息，没有注意胡僧的沮丧神情。约至三更时分，他俩已抵瓠芦河上游河畔，西面十多里外的玉门关隐隐可辨，这儿的河面仅一丈多宽，岸边有数株胡杨树，他叫胡僧下马砍树架桥，依次将人马行装引渡到河北岸，找一隐蔽僻静处，就地歇卧休息。胡僧卸下行装，举目四顾是茫茫沙碛、死气沉沉的荒野，他的心却像一口沸腾的锅，左思右想要继续送玄奘，定是死路一条。前面的五烽都有官兵戌守，若避开五烽，绕道前行，会迷失方向，死于沙海，若过五烽，不论在哪一烽被发现抓回来，都是死罪，他独身一人无有牵挂，而我却要祸及全家，想劝师父回去吧，他又铁了心誓不回去的，如此翻来覆去，一宵未能合眼，开刚拂晓，胡僧心急如焚，想玄奘一起身就要催促赶路前行了。于是心一横，拔刀而起悄悄地向玄奘身边走去，心想把他杀了，自己逃回瓜州去。刚走几步，又犹豫起来，想师父与我冒昧平生，素无仇怨，而且还是自己受戒的师尊，又不忍心下手了；又怕冤杀无辜会遭报应，自己将永世受罪，不得超脱，也是令人恐惧的。所以踱来踱去，一直未敢下手。这时的玄奘也已听到有了动静，睁开眼瞟了胡僧一眼，见其持刀踱步，知石槃陀起了异心，他定了定神，起身打坐，眯着眼观察动静，口里不停地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为他消灾免难，保佑他平安地西行取经。胡僧见状，知玄奘已察觉他的异态，只好放下刀，上前向师父跪下，如实讲出了他一夜未眠所忧虑的隐情，恳请师父可怜他这俗家弟子。一人死不足惜，我还拖家带口，全仗我抚养，还是求师父同我一道回去吧！玄奘一见险情有了转机，知胡僧不想再送他出五烽了，乃重申了他决意出蕃取经誓言，应允胡僧返程回瓜州，并赠他一匹马和一些银钱食物作为酬劳。石槃陀站起身来，望着这倔犟的和尚，又犹豫了半响，对玄奘说：师父决意西行，弟子就恕不奉送了，只恐师父过五烽时，若被捉住，供出弟子的姓名来，岂不害了我一家老小性命。玄奘听了，立即起誓，表示决不说出他的名姓，让其安心回去。就这样师徒分手，各奔东西了。一场惊险的生死别，终于化险为夷，平安地度过来了。
（6）王祥仗义相护送。
胡僧走后，玄奘自己收拾好行装，又孑然一身，骑上赤色老马，向西北方浩翰沙海中的第一烽前进。
这是一个特别睛朗的日子，玄奘在一场虚惊之后，心慢慢地静下来，回想起老翁和胡僧的劝告和充满死亡恐怖的征程，心中不免有点忐忑不安起来，环顾这连着天际的乱石荒滩，更显得自己的渺小、凄凉和孤寂，不觉默默地沿着有马粪、骨骸的碛道走过几十里路了。一轮红日已高高地悬挂在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中，忽然他看见前方的天际有数百队军卒，身着毛皮的衣服，骑着驼马，手持长矛，还打着旌旗大纛在沙碛中行进，忽而停止，忽而前行，倏忽万变。远看时却很清楚，一逼近点又不见了。玄奘心虚，以为是遇到追捕他的军队或者盗贼了，只得暗自叫苦，嘴里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保佑了。念了一阵之后，见天际的影踪消失得无形无迹了，心想这可能就是沙海中的妖孽了，被菩萨赶跑了。忽然又听到天空中有叫喊声：“不要怕！不要怕！”这时他才合掌打十从恐怖的感觉中定下神来。其实玄奘在今安西疏勒河北戈壁滩中所见到的，就是大漠中的“海市蜃楼”之幻景。他亲身经历的这段精彩的记述，使1300年后的现代人读起来，仍感到十分真实和亲切，这《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对瀚海幻景的记述，恐怕是世界各古籍上最早而最详细具体的记述了。唐以前的某些古籍中虽也曾有过沙碛中有热风恶鬼的简单记述，却未有该传中如此形象而逼真的描写。这真是珍贵难得的一份科学考察史料，很有学术价值的。玄奘走了八十多里，就见到第一烽了。他恐被候卒发现，就隐伏在附近沙沟里休息，等到天黑了，他才去烽西的水泉取水，刚洗手饮毕，欲取皮囊装水时，忽有一箭射于膝帝，接着又是一箭，玄奘知已被发现，乃向烽上喊道：“我是从京师来的和尚，诸莫射我！”随即起身牵马向烽前走去，烽内戌卒也开门走了出来，将他引入烽内，去见校尉王祥。王祥在炬光下一看玄奘的服式就确定不是河西僧人，是从长安一带来的和尚，他尚不知凉州有到瓜州的追捕玄奘的公文，只是听到从凉州去西域的商人传说京师玄奘法师准备出蕃取经，在凉州受阻返京了。一问法师姓名，玄奘如实通报了，王祥听了深感惊异，说：“我听说法师已东返京师了，怎样竟来这里了？”玄奘把自己求法取经的意愿与决心表述了一番，王祥见如此年青的和尚竟是在凉州讲经的大法师，心中十分敬重，又见他只身违禁出关远行，乃好言相劝道：法师一人离烽西行，道路遥远而极艰险，恐难到达，不如送你回瓜州，可不以违禁出关治罪；如法师不愿返京，弟子可伴你去敦煌，那是我老家，有一个张皎法师，钦贤尚德，法师若去那里讲经礼佛，他一定是很欢迎的。玄奘一听王祥也是虔诚的佛门弟子，心中暗喜，乃坦诚地说出了自己十多年来从国内名师学研经论，如何下定决心，不顾生命危险出关取经的过程，婉言谢绝了回瓜州，去敦煌的建议，并表示若要拘留，愿听任施加刑罚，还立下了“宁肯西行一步死，决不东退一步生”的誓言。王祥见法师陈词恳切，意志坚定，无意东返，深表赞许与同情，忙回答道：师父说哪里话来，弟子能在此见到法师，实三生有幸，心里十分高兴，怎敢非礼！师父今天旅途劳累了，就在烽内早点休息吧！待弟子明日送师父去烽，并指明西行去路如何？于是命戌卒备餐，安置玄奘休歇。翌晨拂晓，让法师漱洗就餐毕，王祥告曰：师父从此西北行，可绕过二、三烽，直奔第四烽，该烽校尉姓王名伯陇，也是敦煌人，还是弟子的本家，此人心善信佛。抵烽后就说是弟子遣你来找他的，他定会帮你出五烽的。接着王祥把准备好的烧饼与水囊送给玄奘，并亲自送出烽外十多里，才挥泪拜别。
玄奘遵照王祥指引的方向策马急行，果然于天黑前安然到达第四烽，他担心被留难，就想悄悄地从水泉装上些水过烽赶路算了。不料刚走到水泉边，就有箭射来了。玄奘只得下马向烽上人通报自己的姓名身份。戌卒出烽来将玄奘引入，见烽官王伯陇，王问法师何来？玄奘如实相告：小僧玄奘，从京师来，要去印度取经，途经贵烽，是王祥校尉嘱我从这里过的。伯陇听了十分高兴，毫不置疑，留玄奘住了一宵，第二天临行时，又给他送了一个大水囊和马料，并嘱咐法师不可去第五烽，因该烽烽官性情粗暴，恐生恶念刁难师父，可绕烽向西行百里去野马泉取水，再西行八百余里，穿过莫贺延碛，就可达伊吾国了，玄奘上马合十致谢拜别。
（7）九死一生抵伊吾。
玄奘按照王伯陇指引的方向绕过了第五烽，果然进入了不见水草，上无飞鸟、下无走兽、无路可循的茫茫大沙碛之中，除了天上的骄阳和自身的孤独身影外，找不到一点分辨方向的景物，老翁的劝告仍在耳边作响，频添了他心中的恐惧和不安。他只得不停地念观世音菩萨，随着老马向前走。他只见在身前马后，不时出现千奇百怪的“热风恶鬼”，环绕而行（可能是旋风尘柱之类），他就高声地念观世音菩萨，却不能将其驱散，他启诵《般若心经》，诵经毕，那些古怪的影迹就消失不见了。玄奘在这种惶恐的气氛中走出了百余里，却没找见野马泉的踪影，这才发觉已迷失方向了，这时他已非常口渴和疲乏，加之迷了路，心烦意乱、焦躁不安，想下马休息一下，喝点水解解乏。不料从马背上取囊喝水时，一失手就把王伯陇给他盛水的大皮囊中的水全部洒失到地上了。真是祸不单行，气得他蹲坐在地上，自怨自艾，茫然不知所措。他明知没有饮水，是不能穿过这八百里黄沙的。于是策马东行，想返回第四烽盛上水，询问野马泉方向再西行。约走了十多里路，忽又想起了自己立的“不达印度，决不东返一步”的誓言。只好硬着头皮，拨转马着，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此时玄奘的心情真是坏透了。在埋头赶路中，对那妖魔幻影，热风鬼火，都无所顾及了。只是口干舌燥极难忍受，过了几天连干粮也吞不下去了；三天以后，人疲马乏，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一直熬了四夜五天，人和马都因极度干渴和疲困而步履难艰了。玄奘望着这干瘦的老马卧倒了，心里暗暗叫苦，他自己只得面向西天跪下，祈请观世音菩萨道：弟子此次冒着生命危险，违禁西行，不图个人名利，只求能取得真经和无尚正法，今弟子已在沙海遇难，困苦到了绝境，难道大慈大悲的菩萨还不知道吗？祈祷菩萨速速显灵，救弟子出此苦海，早日平安抵达西天。祷毕即合掌打坐，心中默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不止，最后因过于干渴疲困，人马均昏厥在沙碛中了。
不知在荒野昏卧了多少时辰，到当晚的半夜，忽然刮来了一股带潮气的凉风，像一盆冷水洒在快干枯的花草上一样，一下子使昏迷中的玄奘和老马清醒过来了，他坐起来，揉了揉干枯的眼睛，定了定神，心想定是菩萨派神人搭救他来了，一看昏倒的老马也站立起来了，心中大喜，立即起来跟在马后，慢慢地向西进发。大约走了十来里路，那老马突然加快了步伐，朝偏北方向奔跑，玄奘勒不住马缰，只得尾随而去。又赶了好几里路，忽见前面出现一片青草地，真是喜从天降，玄奘拖着无力的双腿，踉踉跄跄地奔上前去，又发现了水泉，急忙爬到泉边向西跪拜，谢菩萨救命之恩，痛快地饱饮了一通。一看那马儿早已饮饱了水正悠闲地在泉边草地上吃青草呢。于是走过去取下水囊和干粮袋，就地坐下来，填一填那空扁了的肚子。为了恢复恢复元气，让马都解解乏，玄奘在此休歇了两天，第三天，他把大水囊装满了水，又用空袋装了些青草，满怀信心地上路了。
原来，在离烽后的头两三天，人马脚力尚健，在惶恐中只顾急忙赶路，已走过了沙碛的大半路，离伊吾已比较近了。幸运的是，玄奘人马昏倒的地方离这无名水草地不远，是夜间含有水汽的凉风将其吹醒，恢复了他们的神智，这匹经历丰富的“识途老马”，凭着它那对水草气息的敏锐嗅觉，找到了几十里外的水泉地。他想起了老翁送别交换马匹时说的话，今天真是老马救了他的命，使他绝境逢生。不然，唐僧的西游记就不能再写下去了。
离开这“救命泉”，在荒凉的沙碛中又艰苦地向西赶了两天路程，伊吾城就出现在眼前了。玄奘欣喜过望，策马进城，在一有三个汉僧的寺庙里住下了。总算是九死一生，逃出了这令人难忘而充满恐怖的莫贺延碛大沙海。至于那救过唐僧生命的泉滩在哪里？不少考古学者和地理学家都作过探究，大多认定在今新疆东境，有人认为在今甘新公路和红柳井至苦水塘或烟墩之间，也有人认为在今野马泉西北之梧桐窝子泉一带，也可能是野马泉西南的旱草湖，这个泉湖距今哈密（即唐伊吾）约一百多公里，与两日之行程相近。不过，这个古史之迷，至今尚无定论。
7、马可·波罗过酒泉。
马可·波罗（约公元1254—1324年），是意大利威尼斯人，出身于贵族商人家庭。在他东行之前，他的父亲和叔父兄弟二人已经到过中国一次。约在公元1271年11月，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父一行三人，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开始了迢迢万里的中国之行。一路上他们或骑马或乘船或徒步行走，跋山涉水，备尝艰辛，经过叙利亚两河流域和伊朗，北上阿姆河上游之地，穿过中亚沙漠地带，越过帕米尔高原，进入我国新疆。1275年5月，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元蒙帝国的上都和林（今内蒙多伦北），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重用，并在中国供职十三年。归国后，由于他的中国之旅以及广博见闻，成为意大利各城邦受人尊敬的闻人。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一场战争中，他自己组织的一支舰队失败了，虽然他被俘入了热那亚监狱，但采访他的各界人士络绎不绝，热那亚尤其是对他的广博见闻十分珍视，专门派人到狱中为他整理成书，即《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
马可·波罗东行必经之地沙州（敦煌）、肃州（酒泉），在游记中列专节叙述。
他到达酒泉的时间是1274年初，在此停留数日后，行九站（驿站）到甘州（张掖），因故停留一年（据考证因负有宗教使命），在这期间他奉罗马教会之命，北行额济纳直至海边（贝加尔湖），此行往返六十日又返回张掖，再经凉州（武威），取道宁夏东行到达上都和林。
马可·波罗到达酒泉之时，正值元蒙从西夏手中夺回河西之初，战乱初定。河西地区正是吐蕃、党项以及中亚各国商贾工匠聚居之地。马可·波罗在沙州及肃州所接触的居民多有偶像教（佛教）徒、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他特别对沙州的佛事以及当地居民礼佛祭神的习惯做了比较详尽的叙述：“境内有寺庙不少，其中布满各种偶像，居民虔诚大礼供奉。”把居民持羊祭奠佛像，为子女求福的细节也做了具体描述：“例如凡有子女者，为偶像蓄养羊一只。年终或偶像节庆日，蓄羊者携其子女携羊至偶像前拜，拜后，烤煮羊肉使之熟，复礼奉偶像前陈之。”另外还有焚尸的葬仪以及尸体出殡时不能从门出而是破墙而出的记载，正是我国古代一些少数民族及汉族风俗。
谈到酒泉的经济状况时指出：“居民恃土产之麦为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说酒泉南部祁连山中盛产大黄，由商人运销世界各地。还讲到肃州居民恃耕地牲畜为生，商人经过这里必须换乘此地牲畜。原因据说是这一带水草甚茂，地间毒草杂其中，外来牲畜不能辨，食之蹄脱。其实是本地道路多卵石，远行之畜，蹄易磨损。因此《肃州志》记载，本地养畜之法中有驴蹄包皮，马蹄窍木，以防行路磨损。由马可·波罗见闻中，我们对元代酒泉风土人情可窥一斑，并与我国史籍记载互相印证。
8、永驻长城脚下的葡萄牙旅行家鄂本笃。
公元一九八Ｏ年秋天，美国著名作家，卡特总统的发言撰稿人史密思及摄影师一行到酒泉旅游，在嘉峪关城楼上，作家浮想联翩，突然向陪同的中国人员问道：“肃州在什么地方？”后来又在当地政府组织的座谈会上，郑重其事的问道：“在马可波罗之后，葡萄牙人鄂本笃来到中国，经过嘉峪关，你们知道不知道？在当地人民中有什么传说？中国文献有什么记载没有？”当他听到鄂本笃病逝酒泉，并安葬在长城附近时，感到有意外的新收获。作家又提出能不能去看看鄂本笃的墓地。其实这位西方知明度较高的旅行家，在十七世纪初，不畏艰险，跋涉千山万水，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客逝酒泉，而且留下过踪迹，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纪念他更有新的意义。
鄂本笃葡萄牙人，一五六一年生于葡萄牙的圣格尔岛。轻年时代充当水兵长驻印度，是耶稣会的一名修士，他聪明能干，精通印度、波斯语，熟悉中亚的历史、地理以及风土人情，受到印度莫卧尔王朝的皇帝阿克巴的器重。也给葡属印度总督，大主教毕孟太等人以突出的印象，成为他们探索丝路、调查中国的理想人选。
元朝时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回国后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世界掀起一浪高一浪的“中国热”。再西方人心目中，中国是个“黄金遍地、奶油盈河”的即富庶又神秘的国家，人人向往的“天堂”。直到十六世纪，回回商人，不断的从中亚沿丝绸之路来北京从事贸易活动，传递着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文化的诸方面信息。欧洲的传教士纷纷东进，如利玛窦等人，凭他们在科学文化方面的才华，在中国受到明朝皇帝的礼遇，并同印度、欧洲传教士们联系紧密。为了弄清楚马可—波罗描述的契丹是不是中国，汗八里是不是北京等这类使西方人争论不休的问题，鄂本笃奉命东行，执行调查任务，并与耶稣会在北京的传教士利玛窦联系。
为了这次东行的顺利，鄂本笃作了精心的安排，他留起长长的头发和松密的长胡须，长衣缠头，腰挂弯刀，背负弓与箭筒，乔装成亚美尼亚商人，并取了个亚美尼亚的名字“依色阿伯德拉”。莫卧尔皇帝阿克巴对耶稣会一向友好，加之喜欢鄂本笃，他不仅对此行给了许多赞助，而且给御笔亲书多件，或致他的好朋友，或给来贡的藩王，下令沿途保护。并购得许多货物随行，这样一来是更像商人，二来沿途把货物售出可作旅费。为此又配备了两名助手。一名叫李俄格力曼奴斯，他是一名熟悉沿途风土人情的教士；一名是经商有道的戴梅忒流斯。还有仆役人员四名都是伊斯兰教徒，其中有个最忠诚的亚美尼亚人，叫亦撒克，他随鄂氏千辛万苦、无怨无悔。鄂本笃于一六O三年正月六日（明万历三十一年）告别了长官，从拉合尔启程，一路上他们和到中国做生意的商人结队同行，人数竟达五百人之多。他们带有大量骡马、骆驼和车辆，经白沙瓦到可不里（今阿富汗喀布尔），这里“百物荟萃、商贾云集”，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业中心之一。鄂本笃在这里遇到了从麦加朝圣归来的喀什王的妹妹，也即和阗王的母亲爱智哈努姆，因王妹路费短缺，故转向商人借贷，并答应归国后，加重利偿还。鄂本笃考虑到走契丹必经喀什葛尔国境，而且这里不在莫队尔皇帝控制之下，为了取得他们的保护，认为这是个绝好的机遇，于是把货物售出，借给王妹黄金六百锭，并立了契约，注明不收利息。并与之结伴而行。王妹为人宽宏大度，到喀什葛尔后，把当地特产玉石送给鄂本笃，其价值是借贷黄金的好几倍。他们的商队越过兴都库什山，向东北行进入葱岭，经塔什干到叶尔羌。
叶尔羌当时“商贾如鲫、百货交汇”是南疆的重镇，也是丝绸之路上货物集散的贸易中心，从喀布尔来的商队的大部分人就是在这里进行贸易的。
鄂本笃在叶尔羌又与其它商人共同组织了一个新的商队。按照这里的习惯商人往内地贸易，必须组成商队始发给护照。每一个商队要推举一个首领，在途中经管全队事务。首领要向叶尔羌王交纳一定的税金，被正式任命后，就可以以叶尔羌王代表的身份，对全队人员拥有生杀予夺之权。而且参加该商队的商人又须付给商队首领若干报酬，始能参加商队，得到保护。鄂本笃在叶尔羌所参加的那个商队，共有商人172名，许多商人携带玉石，鄂本笃也将货物换成玉石。他们从叶尔羌起程，向东北经阿克苏、库车到焉耆。在这里他们遇到了几个冒充使者的中亚商人，从内地返回。这些商人谈到明朝内地的情况及利玛窦等人在北京的传教活动，使鄂本笃恍然大悟：马可波罗所说的契丹就是他们所说的支那，从陆上亦可通行。鄂本笃怀着及其喜悦兴奋的心情，同商队一起从焉耆起程，继续东行，经过吐鲁番，于一六O五年十一月十七日抵达哈密。然后他们沿着河西走廊继续前行，不久，他们看到雄伟壮丽的嘉峪关和长城的雄姿，鄂本笃欢欣鼓舞，一行人在嘉峪关住了二十五天。陕西总督批准鄂本笃等人进入内地，他们东行一日，于一六O五年底到打肃州（酒泉），在肃州他们从回回（伊斯兰教徒）商人处得知，利马窦传教士确实在北京，关于契丹、汗八里的疑问彻底解决了。便立即给利玛窦写信、叙述他们探索丝路、了解中国的旅行目的，请求予以帮助。并将此信委托一位酒泉的回民带到北京。
利玛窦二年前从朋友信中得知鄂本笃东行的信息，现在果然安抵中国的酒泉，心情十分高兴，希望尽快见到鄂本笃。
为了沿途的安全和方便，利玛窦立即委派了懂得西班牙语的华籍修士钟鸣礼（有的称庄民利）前往肃州迎接鄂本笃。
钟鸣利以最快的速度抄近道赶到肃州（酒泉）时，已经是一六O七年三月三十一日了。在酒泉大街上碰到亦撒克，把他们引进简陋的住室，鄂本笃已大病缠身，卧床不起，且昏迷不醒。当鄂本笃依稀听到乡音葡语时，精神为之一振，睁眼相看，方觉不是在梦中，心情异常激动，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能听到向他问好的乡音，足以使他孤悬异乡，疲惫不堪的灵魂得到蔚籍。鄂本笃热泪盈眶，把钟鸣礼带来的书信吻了又吻。
钟鸣礼和亦撒克，日夜守护在鄂本笃的身旁，给他延医疗病，侍奉汤药、调理饮食。还告诉他北京教士的生活、工作及学术活动，传达了教士们对他的致意和期望。鼓励他北上相聚。
然而，鄂氏千里迢迢、风尘仆仆、攀高山、涉西湖、越冰山、过草原、穿沙漠、斗盗贼，风风雨雨、寒苦劳碌、疲惫饥渴，各种艰难困苦一下侵袭到他身上，终于使他病危不起，一六O七年四月十一日，在钟鸣礼的手臂上，鄂氏安然的离开了人间。终年四十六岁。
鄂本笃病逝的消息传开，肃州（酒泉）人民为之痛惜，明朝肃州官员组织人民，把他安葬在酒泉长城的北郊，在以后的三百年中，当地的回族人民，经常祭祀和怀念这位平格非凡的西方使者。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都到他的幕地举行“很有趣为的典礼”。
华籍修士钟鸣礼在安葬了鄂本笃以后就整理行装，带着亦撒克，拿着鄂本笃的残存日记和金纸十字架一付，以及和阗、喀什、叶尔羌等三王颁给他的护照，返回北京。利玛窦看到鄂氏日记后，编成三章《鄂本笃访契丹记》收入自己笔记中，出版后在世界各地传播，产生了深刻的社会影响。
然而美国作家史密斯先生提出看鄂本笃墓地的要求还没最终满足。二十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沿丝绸之路探险中亚及我国西部地区时，曾到酒泉专门探访鄂本笃墓地时，当然是没有找到。
然而笔者作为几十年的酒泉居民，对此问题也断断续续进行十几年的思索和调查，借撰此文时，抛出自己见闻，以求方家鉴定。我在酒泉中学读高中时，学校农场没在当时新城乡拱北梁（今属于嘉峪关市管辖）出于好奇心，访问当地农民，得知这里的拱北就是回族人建筑在传教者坟墓上庙亭。而且我们住宿的帐蓬就旁依这个墓地而扎。我专意观察这个墓地，，尽管已剩断壁残砖，但从规模不小的土夯围墙可知墓地最少有二百平方米。从被农民拉运遗落的残砖上精美的装饰雕刻，可知当年该墓地一定很有气魄，雕梁画栋的雄姿可见一斑。里面的残留砖砌围墙以及举行仪式的平台都很讲究。由于这个印象，后来在我上大学时，得知鄂本笃葬处是长城的北郊,位置正是此处。近几年我和几位爱好文史的同事，又考察过几次，这儿已经被嘉峪关市打工的临夏的回民修成了名副其实的回族上人的拱北，并成了气势宏大的一处旅游景点，而且每年甘肃青海各地穆斯林不远千里来朝拜典礼。但他们拜的不是葡萄牙耶稣会修士鄂本笃，而是他们说的十八世纪，从叶尔羌来内地的伊斯兰教上人“香大人”，而且为了证实这个墓葬是“香大人”墓，他们进行了挖掘，在我们设法看到的挖掘报告中，说该墓葬香气四溢，但有棺木。并且从各方面论证这个墓葬就是香大人的墓，可见对这个墓地的主人是谁以前早有过争议。也是从发掘报告中得知，持不同意见者认为，当地群众传说墓葬中有红十字、花棺材，这不是回教葬仪应具备的，而更像耶稣教葬礼，因为鄂本笃本人是打扮成亚美尼亚回回商人的耶稣教修士。而且更有人传说此处地名野蔴湾是耶曼湾的讹传。因为此地从不长野蔴（罗布蔴）。耶曼不就可理解为耶稣教男子吗？当然笔者只是把客观史实摆出来，如何用更专业的方法鉴别真伪只能另当别论。
9、造福一方的酒泉地方官——曹赟。
曹赟系明初肃州卫（辖区相当于现在河西五市），酒泉人，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任千户（千户是明地方官，设于卫之下正五品，相当于现在地级干部）。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0—1435年），率军征讨时，以身殉职。
他任千户期间，率酒泉民众在酒泉城南祁连山下开垦农田一千多亩，扩大了耕地面积，就是现在肃州区东洞和西洞两乡。他主持在红水河两岸开凿了两处水利灌溉工程，大大地改进了酒泉的农田水利条件，促进了酒泉农业的发展。
红水河两岸，虽然层层是沃土，但因崖高水低，形成人在岸上望，水在崖下流的景况，无法进行灌溉。曹赟以前的历任地方官只能望水兴叹，无能为力。曹任千户时，几经周折，克服困难，在东、西两崖下的河床处开始，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穿凿地下隧道两条，各长十来里，并沿隧道走向，每隔不远处开凿天井一座，以便出土和通风透光。这两条地下水道，就是相沿至今的东洞坝和西洞坝。以其穿凿艰难闻名河西，是酒泉地方的首创。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编篡地方志《肃镇志》时，被载入史册，以示纪念；并且以“红水穿碉”的美名，列为肃州八景之一。
曹赟一生，职微权小，但他在任期间却尽其所能，为当地农田的开发，以及水利建设做了开拓性的事业。可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精神可嘉。
二 近现代人物。
1“酒泉又见阎百诗，骊歌写贵洛阳纸。”——参加过“公车上书”酒泉籍爱国诗人阎毓善。
阎毓善（1872——1933年） 字庆皆，别名庆阶，甘肃省酒泉县红山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出生于肃州丰乐中截（即今酒泉市丰乐乡二坝村）。乳名“成才娃”。远祖系明初从山西五台移民至此。祖父曾任教谕，辛勤课士，颇有声望。光绪初，陕甘总督左宗棠驻镇肃州，指挥大军收复新疆，号召地方捐助军费。并向肃州所属民众，晓谕讨伐阿古柏、收复新疆的重大意义，促进绅民踊跃捐资，支援左师西征。其祖父激于爱国热情，率先捐献，左宗棠遂题赠“捐资助饷，异常出力”奖状，予对褒扬。
阎毓善自幼聪颖，笃志好学。领悟力强。一日，家中人上地干活，因其田地距家较远，午间让他到地头送饭。干活的人等不到午饭，来家中询问，说是已让成才娃送去。可是，为何饭未送到又不见人？家人急忙四处寻找。后来发现他正爬在沟里的沙滩上练习写字，问他“咋不去送饭？”答曰：“走着，走着，想起了几个字，到沟里沙滩上去写。写着，写着，却忘记了送饭。”。
四岁时，祖父带他骑驴到郊外，和风蕙畅，白杨摇曳，好雨如丝。祖父乘兴用“风摇树”出题让他对下联，恰巧经过刚割浆的罂栗田，毓善随口用“雨淋浆”应对。不仅遣词工整，平仄协调，而且符合眼前情景。祖父认为孺子可教，渐长，毓善便随祖父到学馆悉心培养，从附近几处私塾直至肃州北乡一带的学馆，他一直带着毓善传业授教。由于毓善学习用功，学业长进很快，先在肃州举院中秀才。又经父亲多方奔走，为他筹措了银两赴兰州举院应试。毓善终不负家人所望，得以中举。
阎毓善之父，字友三，有一弟，均读经业儒。勤俭治家，家道日殷，尤重教育，附近子弟就读者很多，他对毓善的成长，影响殊深。弟为贡生，治学严谨，为人廉洁奉公，一丝不苟，声誉远及城乡。
（1）参加“公车上书”。
光绪二十年（1894年），阎毓善在兰州考中甲午科举人，次年赴北京会试。正值甲午战败，清廷被迫将要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朝野震惊，抗议声势日隆。四月初六、初七，各省应试举人聚会北京松筠庵，广东应试举人康有为率先起草请愿书，十六省的六百零三名应试举人愤而在请愿书上署名。其中，签的甘肃举人共有６１名，按人数计算，居全国第五位，仅次于广西，贵州、广东、四川诸省。呈文正准备提交时，听到《马关条约》已经批准的消息，只好搁置下来。北洋政府。
2、鲁迅赞扬过的教育家——胡文炳。
前清时期，酒泉地区有一位博学多识、志洁行廉、饮誉教坛、献身桑梓的著名学者、教育家，他就是出生在肃州王子庄（今金塔）官坝村的胡文炳。由于他在自己著作中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大胆批判，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高度评价。
胡文炳少年时代由于家境窘迫，父亲只身一人在新疆奇台教书度日，使他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直到十四岁时父亲才返家对他进行启蒙教育。不幸两年后父亲病逝，他只有靠刻苦自学，钻研四书五经。三年后即考中生员。从此后，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边教私塾，边赴乡试，虽然屡试不中，但他博览群书，学业大进。1849年他考中道光已酉科举人，后又三次赴北京会试，同治元年（1862年）以大挑一等资格，分发湖南，先后任湘乡、汇同知县。在任数年政绩卓著。但由于清王朝政治腐败，胡文炳生性耿直，不善阿谀，因而终遭诬陷，被革职归乡。
胡文炳在酒泉从教期间，被地方长官聘请为山长（教育督导），先后主讲肃州的柳堤、金泉、酒泉书院，安西州的玉门书院。针对边远地区文教落后，教材、师资馈乏，陈规陋习根深蒂固的现实，他革故鼎新，致力改革，采取措施，培养教师，编写教材，分课讲授，因材施教，德智并重，品学兼顾。他执教之处，别开生面，教风大振，吸引临县学子，纷纷投其门下，奉他为泰斗。他花费十六年时间为酒泉培养了一批优秀教师。
他编写的《二百卅孝图》，揭露了封建道学家提倡的愚孝的残酷性，批判和剔除了诸如“郭巨埋儿”、“割股剖肝，庐墓改毁，一死殉节”等矫枉过正而刻意求名者，认为这些作法“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训”。
他的大胆批判精神，得到了鲁迅先生的首肯。鲁迅先生在《朝华夕拾·后记》中这样评述：“……如光绪已卯（1879）肃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卅孝图》……我所反对的郭巨埋儿，他在我还未曾出世的前几年，已经删去了。这位肃州胡先生的勇决，委实令我佩服了。”。
3、郭元亨情系万佛峡。
郭元亨（1896年—1976年），俗名永科，甘肃省高台县南华乡人。1927年流浪到安西县著名石窟寺万佛峡，也即敦煌艺术宝窟之一的榆林窟。拜道教主持马荣贵为师。师徒开荒百余亩，自食其力。马荣贵藏有象牙佛像一尊，1941年经中央研究院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的专家夏鼐、向达、阎文儒等人考证，认定此像为印度恒河上游犍陀罗佛教雕品，雕刻时间约在巴拉胡王朝——相当于中国初唐时期。考古学家命名为“象牙造像”。后来被土匪侦知，用酷刑胁迫荣贵交出此像，烤烧濒死，荣贵宁死不屈，保住了象牙，临终时，他把象牙埋藏地点告诉了郭元亨。
新中国成立后，郭元亨被聘为榆林石窟（即万佛峡）文物保护组长，于1950年自动将埋藏多年的象牙佛捐献给安西县人民政府。1954年由安西县人民政府移交给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1956年转交甘肃省博物馆，1958年甘肃省上交中国历史博物馆永久珍藏。1984年12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复制件交安西县博物馆保存。
另外，郭元亨还有一件为人称道的支援西路红军的佳话。
1937年4月22日，经过浴血奋战，从敌人围追堵截中突围到安西蘑菇台的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程世才率领下，准备在蘑菇台作暂短的休整。附近榆林窟的住持，就是郭元亨道长，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不惊不扰，长途跋涉，备受艰苦的情景，非常同情。他不但仔细安排部队宿营，而且对红军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物质援助。支援左支队小麦2石4斗、黄米6斗、面粉20余斤、胡麻油30斤、硝盐4口袋、羊20只、牛2头、骡子1头、马1匹。程世才给郭元亨写了收到支援粮食、牲畜的清单证明一张，并代表左支队全体指战员向郭元亨表示谢意，他说：“将来不管我在不在，只要有这张条子，是一定能找到革命队伍的，那时大家总会帮助你的。”部队休整了两天后和郭元亨依依惜别。
4、敦煌艺术宝库的守护神——常书鸿。
常书鸿（1904—1994年），浙江杭州市人，著名画家，敦煌学家，第一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他为敦煌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倾注了终生的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常书鸿先生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又是一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所以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奈，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画家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在那里学到许多知识。为了进一步深造，1927年他去了法国，在哪里学习法文和绘画，留学十年，由于他的刻苦、勤奋、智慧，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金奖或被国家博物院收藏。尽管他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荣誉和各种优越条件，但他始终不忘报效祖国。
1935年的一个秋天，常书鸿先生在巴黎塞纳河畔的一个旧书滩上，偶尔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一部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全书共六册，约400幅有关敦煌石窟和塑像的照片，他十分惊奇，方知中国还有这样一座艺术宝库埋没在戈壁沙漠深处，现在遭到外国劫掠，他感到震惊。为了敦煌艺术宝库，他毅然放弃法国优越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回到了自己祖国。回国后，他一直挂念莫高窟的保护工作，向往去敦煌实现自己的抱负。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于右任先生的建议及奔走呼吁，终于使国民政府答应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先生担任了第一任所长。
1943年3月27日，常书鸿肩负着“敦煌艺术研究所”的重任，和几位热爱祖国敦煌艺术的热血青年画家，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长途跋涉，终于来到藏在黄沙漫天的戈壁大漠深处的莫高窟。初到莫高窟，他心旷神怡，犹如步入仙境，心情非常激动，彻夜难眠，但这种感觉很快就被接踵而至的重重困难挤跑了，居住在不遮风雨的旧庙，不说蔬菜连粮食供应都上顿接不上下顿……。
用常书鸿自己的话说：“从我们到达莫高窟第一天起，就感到有种遭遗弃和判‘徒刑’的感觉。”但为了艺术他忘记了这一切。正当干得正起劲的时候，因政局不稳，财力紧张，教育部又宣布解散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敦煌艺术研究所”。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常先生并未动摇，他毫不犹豫地领着大家继续干下去。他说：“我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全凭自己的力量干起来的，研究所的撤消与否意义不大。”紧接着他妻子忍受不了这里艰苦的生活，决然离家出走，丢下两个孩子无人照顾，这对常书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但他的决心仍然没动摇，把工作坚持下来。
建国后，敦煌文物研究所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和支持，各方面条件大为改善，但极“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常书鸿多次蒙受不白之冤。但他相信党和人民，矢志不移地坚守在自己神圣的岗位上，硬是把敦煌研究的头把交椅从外国人手中夺了过来。
几十年来，他义无反顾地为保护莫高窟奉献着。修复壁画，整理搜集流散文物，撰写和编辑了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临摹了大批壁画，开展了洞窟及壁画保护的科学研究工作，各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敦煌艺术的“保护神”。
5、玉门油田的开拓者——孙健初。
油都玉门是我国蓬勃发展的石油工业的摇篮，正如诗人李季的诗句所说：“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在我们已经甩掉了“贫油国”帽子的当今，我们怎能忘记玉门油田的开拓人，著名地质学家孙健初先生呢？
孙健初，字子乾，河南濮阳人，生于1897年，1929年毕业于山西大学，精研地质勘探工作20余年，足迹遍及黄河两岸，大江南北以及东北等十几个省。
1934年，孙健初在艰苦条件下，自青海门源越重山以达张掖，横跨祁连，勘探甘青两省矿藏资原，1936年至玉门老君庙，发现丰富油田。孙健初呼吁国内石油地质人员一再努力开发，终于在1938年建成玉门油矿。
孙健初先生勤于著述，所著《甘肃玉门油田地质》、《祁连山一带地质史纲要》、《绥远及察哈尔西南部地质志》、《河南禹县密县煤田地质》、《湖北大冶铁矿》、《湖北鄂城灵乡铁矿》等书，对中国地质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国民党军队于西北溃退时，孙健初在兰州组织力量，不避艰难，保全了所有仪器和资料，使解放后的石油勘探工作迅速恢复。为此特受到彭德怀、贺龙将军的表彰，并膺任兰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1950年担任玉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擘划钻研不遗余力，对外国先进的经验竭力推行，使我国石油勘探工作大有改进。
1952年11月14日不幸逝世，享年55岁。中央人民政府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玉门矿务局决定在玉门油矿建碑勒石，以为纪念。
6、铁人王进喜。
王进喜，1923年出生于甘肃省玉门市赤金乡和平村。少年时期，家境十分贫寒，6岁时拿着棍子领着双目失明的父亲四处讨饭。15岁被拉去当了民夫，后到玉门油矿运输队赶马车。1949年9月，玉门油矿解放，王进喜成为一名钻井工人，两年后当上了副司钻，因工作吃苦，成绩突出，随后升为司钻。1956年王进喜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贝乌五队队长。在他带领下，经过两年奋战克服重重困难，把个一度落后的贝乌五队，带成了石油战线有名气的“钢铁钻井队”，1958年王进喜也成为石油行业的“钻井闯将”、省劳模、全国劳模。第二年，王进喜参加了全国工交系统的群英会，在北京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
1960年，东北发现我国最大的油田——大庆油田。松辽会战拉开序幕。3月王进喜率领钻进队奔赴东北大庆参加松辽石油会战。冬季的东北，滴水成冰，搬运机械未到，60多吨重的钻机怎么从车上卸下成了难题，王进喜不等不靠，和全队职工硬是靠人拉肩扛将钻机从火车上卸了下来，只用3天3夜就把40多米高的井架和钻机矗立在大荒原上。没有罐车，水管线也没有安好，王进喜和工人们又一次不等不靠，更是砸冰取水，端来了二百多吨水，战胜了漏层，用5天零4小时打出了第一口质量全优的油井，创造了油田钻井速度的最高纪录。他带领全队工人，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感动得房东老大娘称他为“铁人”。随即“铁人”的名字传遍了油田，成了王进喜的代称。“五一”节万人誓师大会上，王进喜被树为“五大标兵之一”。会战总部发出“向王铁人学习”的号召。
在打第二口井时发生了井喷，时值冬季，泥浆池结有薄冰，泥浆搅拌不开，如果凝固，就会出现钻杆被凝固到井里的事故。危机时刻，受伤未愈的王进喜甩掉双拐，跳进齐胸深的泥浆池中，用身体搅拌泥浆，七八个工人也跟着跳进去，经过3个多小时的努力，他们终于压住了井喷，在没有别的手段和条件的情况下，王进喜和工人们，用生命抢救了国家财产，制止了事故发生。就这样，王进喜在松辽会战期间，立下了“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誓言，率领钻井队，克服了重重困难，年年超额完成任务，为大庆油田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经过一代石油工人的艰苦创业，1964年，我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使用“洋油”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同年王进喜出席了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1965年，王进喜担任大庆油田钻井指挥部副指挥，他仍然坚守在创业第一线。他同他的队员们，创出了月进尺8000米的成绩，再一次刷新全国钻井月进尺纪录。实现了在玉门油田未能实现的梦想。1968年，王进喜担任大庆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第二年出席党的“九大”，并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4月，王进喜带病参加石油部玉门现场会议期间，胃癌发作，回北京住院，周恩来和其他中央领导先后看望了这位石油工人的楷模和功臣，1970年11月5日，王进喜在北京逝世，年仅47岁。至今在酒泉市玉门清泉乡有铁人纪念馆。
7、航天英雄杨利伟。
杨利伟男，汉族，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人，大学文化程度，身高1.68米，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特级航天员。历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副主任，载人航天工程航天员系统副总指挥，现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他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航天员，在中共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杨利伟在原空军部队安全飞行1,350小时。2003年10月15日北京时间9时，杨利伟乘由长征二号F火箭运载的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太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