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
; 论文提要：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程序，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死刑复核程序制度的设计及被严格遵守，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死刑的准确适用和严格适用问题。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我国目前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难以实现立法的初衷。本文试从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现状着手，分析现有死刑复核程序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弊端，进而探索其出路。
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我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坚持不废除死刑，但要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我国不仅在实体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普通刑事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第二审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必须经过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审，只有经过复核并且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执行，这是二审终审的例外。2002年在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的董伟案，首次引起法学界人士对死刑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的讨论。董伟一案反映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化、形式化；而不久前发生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则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和现状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经过秦汉发展到北魏时期，死刑案件基本上由皇帝最后核定，到了隋朝，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复核案件的秋审、朝审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最关键的是核准权（又称死刑复核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此问题上曾几次变化（详见下表）相关法律、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死缓案件 备注1979年7月1日通过 刑事诉讼法 所有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1980年3月6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80）人大常委会字第10号通知 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当处死刑的案件 在1980年内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1993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广东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广东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广东省高院一审判决和涉外的毒品死刑案件除外1996年3月17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202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1997年3月14日 修改后的刑法第48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死刑案件除外1997年9月2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刑法分则第一、三、八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刑法分则第二、四、五、六（毒品除外）、七、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以行使以上死刑复核权的变化表明：第一，我国的死刑复核权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第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更多的是基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第三，不同类型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归属不同。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打击犯罪的及时，但与之相连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不同地方死刑标准不同，使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减少偏差、保证公正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不利于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由于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均为实践中多发、量大的犯罪，实际造成了我国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大多数由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并下发执行命令。从审级上讲，被授权核准死刑的法院，也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审理中实际上是将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因此，对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被取消了。
作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组成部分的死刑复核程序，其设计的初衷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为犯罪人多提供一层的保护，以期达到对人类生命的珍重，与国际人权接轨。因为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在使得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受到上级法院的两次司法审查，并使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获得两次独立的司法救济，因此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仔细审视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便会发现其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一）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单方控制，沿用书面秘密审核方式进行，缺乏透明度，有违公正的价值理念。死刑复核程序不是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中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而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方式、期限和复核后的处理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欠缺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律采取不开庭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材料报送的过程。这种过程几乎是秘密的，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不开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无从表达意愿，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主导着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而控辩双方只能被动等待裁决的结果，无法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牵制，诉讼方特别是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申辩的机会落空。
（二）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启动，与司法权的中立性相违背，难以保持司法权应有的公正形象。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由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在人民法院内部自行运作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过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纵然死刑案件是一类特殊案件，司法权运作方为达到对其慎重处理的目的，对此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以牺牲司法权的特性为代价。死刑复核程序由于司法权的主动性而在一定程序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在主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司法权可能会丧失中立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冷静与自律，容易怀有偏见，其裁决结论也难以获得控辩双方普遍认同，司法权存在于公众之中的公正形象也会失去。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忽视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动摇了司法权的基础。死刑复核程序的下放，客观上避免了案件的积压，缓解了最高法院的压力，使案件可以较为迅速得以审结，避免了诉讼的拖延，有助于及时惩罚犯罪。但在关注效率的同时，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如何保障？适度追求效率，使当事人受到及时的审判，避免长时间的讼累，是司法现代化的体现，也是司法体制正常运作的必然要求。但是，提高诉讼效率毕竟不是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它只能是用以正确保障正义者以最高法律价值在审判过程及裁判结果中得以体现的工具。离开了对正义的追求，审判活动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在损害正义之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动摇司法权的基础，导致对权利救济的弱化，丧失控制权力的功能。西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是对于今天所谓的“快速正义”更应该保持警惕。司法实践中的“从重从快”，“从重”到了忽视明显疑点的程度，“从快”到了不给任何申告机会的程度，即使不算是草率，至少不能说是严谨。生命丧失而不可恢复，更显其珍贵；死刑是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的生命，更应慎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正义的追求应压倒对效率的盲目推崇。
（四）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忽视和淡漠。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与实体公正所体现的“结果价值”不同，程序公正主要张扬的是一种程序价值，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评价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性所要求的品质，要看它是否使得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或左右的人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而不是看它是否产生好的结果。客观公正的程序要求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要求法院必须以双方充分有效地参与的庭审为裁判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