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大革命时期中共关于土匪问题的策略方针
[摘要]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土匪问题愈演愈烈，至中共成立时期，中国已俨然被西方学者描绘成为“土匪王国”、“盗匪世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后和大革命时期，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处理土匪问题，对中国兵匪互通的特殊国情、匪情保持清醒认识，充分认识到土匪问题的严重性及其对国民革命的影响，针对土匪问题的不同情形，采取有效的策略方针加以妥善处理，有力地推进了革命运动的开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积淀。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1—0081—06。
[收稿日期]2013—12—05。
[作者简介]王菠（1978—），女，黑龙江友谊人，博士，中共烟台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现代社会问题;董辉（1974—），男，吉林长春人，博士，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土匪的问题在中国由来已久，近代以来，随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剧，土匪问题更是愈演愈烈。“到1930年，据保守估计，全国土匪总人数达2000万”[1]P16，“近代中国几乎可以说成是一个盗匪世界，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2]P295 “在许多地方，他还左右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形成官匪分治的格局”[3]P1。对于土匪这样一支不容小觑的武装集团和社会势力，活跃于中国近代历史舞台的各个政治派别纷纷拉拢、同化、利用他们。中共成立后，在领导民众展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实践中，在如何对待和解决土匪的问题上也形成了自己有别于其他政治派别的主张。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土匪问题的研究在社会史研究异军突起的背景下崭露头角，截止目前已硕果累累。英国学者贝思飞的著作《民国时期的土匪》拉开了中国学界土匪问题研究的序幕。此后，蔡少卿、王全营、邵雍、迟子华、徐有威、张永等一批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方向，对近代中国土匪问题都做过解读。在前述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以19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分析和解决土匪问题上的认识与实践过程为研究对象，进行粗浅的探讨。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虽然还只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个很小的政党，“但他拥有马克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4]P71党成立后，主张看待和处理中国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要从中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实际国情出发，并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和解决中国包括土匪问题在内的一切社会问题。关于土匪问题的成因，党认为其深刻的根源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和封建主义的剥削。
1922年7月，中共二大《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指出：外货输入给中国农民带来诸多痛苦，进而导致农民破产，最后不得不“流为兵匪”。“外货输入之结果，一般物价增高率远过于农产物价格增高率，因此自耕农民多卖却其耕地降为佃农，佃农则降为雇工，或流为兵匪”，而这一事实又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贫农仇恨外国势力之侵入，一是兵匪充斥供给军阀不断的源泉。”[5]P124从中可以看出，党此时已经认识到，外国资本入侵是酿成中国匪患的罪魁之一。
1923年5月，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曾多次撰文指出，该案件的深层原因还是由于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统治，要想杜绝此类案件的发生，就要把它当成“经济问题”去解决，而要解决这一“经济问题”，前提必须要推翻军阀统治，建立一个“劳动平民”组成的“独立政府”。“现在临城案件又是一个证明裁兵问题如果不当一个经济问题来解决，是永远不会解决的，……这个失业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什么裁兵剿匪都没有用的。”[6]“国家创办规模的实业才能够解决中国这个失业问题。能代国家来创办大规模的实业的政府一定不是现在这个腐败政府，一定要中国劳动平民的革命实力才能创造此种政府，并且是能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独立政府。”[6]。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还利用《向导》周刊这一舆论阵地，深刻揭露了列强借该案掩饰和扩大其侵略本质的真实面目。“英国人想藉土匪掳人问题掩盖乐志华冤案，日本人想藉此掩盖旅大问题。”[7]“土匪掳人勒赎，在政治组织薄弱的中国，是常用的事，掳去洋人也不自今日始，独有此临城事件竟闹得全国震动，这缘故很容易明白，乃是帝国主义的列强，尤其是英美日三国，欲藉此掩盖他们凌辱中国人的丑行并达到公管中国的贪欲。”[8]陈独秀在案件发生后，更是明确指出：临城劫车案的第一罪魁是帝国主义列强，第二是曹吴军阀。
中国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关注并分析了土匪问题，深刻揭示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乃近代中国匪患频发的根本原因。1924年初，恽代英在《评国民党政纲》中指出：“土匪游民，在一般人多认为是没有生活权利的人，他们以土匪游民都是因为好吃懒做所造成的。然而他们既不知人民生计，自易流为土匪游民。流为土匪游民之后，学成懈怠习惯，然而即令要回头，亦仍是找不着安定生计，他们自然只有安于做土匪游民了。”[9]邓中夏在《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问题》中也指出：“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所扶植的军阀战争，连年不息，加以贪官污吏之横征暴敛，地主劣绅之鱼肉把持，以致农民生活愈益困难，失业愈益普遍，于是到处发生土匪，其实便是一种变相的农民反抗运动。”[10]毛泽东后来在总结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动荡的原因时也指出：“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造成了中国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在这个人群中，有许多人被迫到没有任何谋生的正当途径，不得不找寻不正当的职业生活，这就是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的来源。”[11]P645—646。
早在辛亥革命后，大量民团被裁撤，这些无法被妥善安置的兵勇，大部分因找不到生活出路被迫流而为匪，造成了社会秩序的严重混乱。“革命以后，旧军队被大量裁撤，大批民军无法收编安置，江湖枭雄、流氓痞棍的活跃，土匪猖獗，帮会横行，使新政权面临的社会治安问题。”[12]云南自“改革后，巡防兵营，次第裁遣，无籍游民，遂多流为盗贼，啸聚山谷，劫掠横行，闾阎未能安居，商旅因之裹足。”[13]P236江苏省内，匪徒“明火执械”，苏州阊门商业繁华之池，“突遭兵匪大队逐铺搜劫，一抢再抢，通宵达旦，十铺九空，同归于尽”。[14]P110—111。
民国建立后，军阀混战，各大小军阀深谙有兵就有权、兵多则权大之道，争先恐后地扩兵，于是兵越招越多，仗越打越大。民国时期，当兵实在只是一种门槛很低的职业，穷人把他看作为谋生之路。1925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在《告农民书》中指出：农民受地主、外国资本家、军阀、贪官和劣绅的四重“逼迫”，“不但生活艰难，有些并且不能在农村安居，只得弃农改业了。各地乡间充满了没田地耕种的农民和有田种而吃穿不够的农民，再加上水旱兵灾便不得不去当兵随匪替军阀匪首充当炮灰，能跑到城市里做苦力的还算得法。”[15]P510—512这些人入伍以后，一旦被裁撤遣返或溃败失散，必定别无生路，只能流而为匪。此外，由于受不了军阀政府及军官将领的克扣和打骂，军阀部队经常出现“哗变”的情况。据不完全统计，从1911年至1922年间，全国各地就发生了177次部队哗变，[16]P379—382这些哗变士兵，大多投奔土匪，有的整队地加入土匪队伍。
民国时期大量被遣散和哗变的士兵多流而为匪，而许多军队又是由招抚的土匪建成的，这就造成土匪在军队里有许多熟人，为兵与匪的互通提供了可能性。由于军阀部队军纪的普遍松弛，这种可能性在民国时期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现实，以致在民国的军队和土匪之间，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现象：“民以兵、匪为生涯，入彼出此，入此出彼，故兵与匪通气为现在之习惯，无足异也。”[17]P17“兵与匪通。民国时期的土匪虽多，但政府所养之兵也不少，为何土匪始终不能扫清？究其原因，兵与匪互通一气实为一大关键。”[3]P17难怪学者蔡少卿在探讨民国时期土匪与军队的关系时，这样评价：“像这样兵匪互相通融的关系，在世界历史上恐怕也罕见。由于政府的军队不但不能负起‘剿匪保民’之责，反而去招匪、抚匪、通匪，并大量流而为匪，这就造成这一时期的土匪活动在中国历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3]P19。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中国近代兵匪互通这一事实及原因较早就保持了清醒的认识。1921年7月，在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会议文件《广州共产党报告》中，在谈到今后工作与士兵的联系中这样写道：“我们把这一段放在最后，因为广州没有真正的士兵，而我们军队里的士兵，不是土匪就是坏蛋。他们是危险的，对待他们我们要特别谨慎。许多军官在我们当中受到尊敬，不久我们就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17]P24尽管该段文字所下定论有失偏颇，但也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对中国近代兵匪相通的事实保持清醒的认识。
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向导》周刊就刊文指出：“临城的匪就是旧日的兵，然而他们是因列强为保证其在中国债权起见顾念中国财政而提倡裁兵的牺牲……。所以有兵入匪。不但如此，他们更是因列强几十年的侵略，破产事业，因之而入军队，堕落恶化，所以由民而兵。”[18]“临城土匪大半是裁掉的新安武军，我们可以看见只知裁兵而不去解决经济问题，兵就会变为匪的。本来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同是一个失业者，当兵当匪，都是为了一个饭碗问题。这个失业问题是中国最大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什么裁兵剿匪都没有用的。”[6]实际上，制造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匪部，就是被打败了的赵倜、张敬尧和张勋的旧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及大革命时期，对土匪问题在中国社会的严重性及其对国民运动的影响开始有了初步认识。认为土匪问题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对于促进国民运动的深入开展具有积极意义。1925年1月，中共中央《对民族革命运动之决议案》指出：“游民无产阶级（兵匪秘密会党等）多出于破产的农民及手工业者，如果能在无产阶级指导之下，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也有相当的作用。”[19]P333。
1924年，国共双方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工农运动得到迅猛发展。在农村，北伐战争前后，出现了一个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高潮，在这些地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建立;城市中，党领导下的以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为主体的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这些工农运动的开展不可避免地要和已经控制这些地区和行业的民间组织发生关系，如红枪会、帮会、地主土匪武装等。其中，帮会以游民为依托，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渗入到近代产业工人阶级、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雇佣劳动者）和城乡中的小资产阶级队伍中。因此，在“战争连年不息，土匪遍于各地”[20]P151的形势下，能否处理好同上述这些或多或少带有土匪性质的组织的关系，就成为了国民运动能否健康发展的紧要所在。
在中国早期的工人阶级队伍中，职业联合性质的行帮组织具有较大的势力，[21]P1240—1248;1265—1269但社会组织性质的帮会影响也不容忽视，如安源煤矿工人基本上由洪江会所控制，“湘潭人肖克昌为各匪会总理”，“久居安源，能左右窿工”;[22]“三合会及其分会一向在矿工和搬运工中吸收大量会徒。在广州和香港，秘密会社控制了各行各业”;[23]P639清末铁路建筑工人中帮会也具有较大的势力;手工工场工人、个体手工业者加入会党组织的也不在少数，“木厂悍夫”、“私立盟会”。[24]P994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国民革命运动也未曾改变。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上的《湘区报告》指出：“安源洪匪颇发达，工人加入者，已一千余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