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次防疫战
陈辉。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刚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疫情——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就摆在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如何应对这一疫情是对当时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一次严峻考验。来势凶猛的察北鼠疫威胁京津安全。
察哈尔省，新中国成立初期省级行政区之一，简称“察”，省会张家口市。1952年11月15日，根据察哈尔地广人稀、物产匮乏等原因，经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提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同意，决定撤销察哈尔省建制。雁北专区、大同市及察南专区天镇县划归山西省，察北、察南16县改为张家口专区，连同张家口市、宣化市归属河北省管辖。从此，结束了察哈尔行政区划的历史。
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爆发于1949年10月初，但当年7月中旬即已发生。最初发生在内蒙古察哈尔盟乌宁巴图前音图浩特，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既不向上级机关报告，也没深埋尸体。于是，鼠疫迅速传至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察汉崩崩村。
前音图浩特位于我国鼠疫疫源地南缘，又处于农牧分界线上。向南15里就是以农业为主的察汉崩崩村。察汉崩崩村全村居民84户，400多人口，人口相对集中。村民经常以米面换取前音图浩特牧民的毛皮。毛皮易受携带鼠疫病菌跳蚤的污染，于是疫情开始蔓延。
10月3日，察漢崩崩村出现第一例肺鼠疫患者死亡。这起死亡病例与以往主要通过鼠蚤叮咬传播的腺鼠疫不同，肺鼠疫通过飞沫借着空气传播，危害性更大。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染病者快则1天、慢则3～5天就会死亡。随着鼠疫的流行，死亡的人数逐步增多，有时1天就死亡6人，至10月19日，察汉崩崩村共死亡36人。
察汉崩崩村鼠疫发生后，居民恐慌，四散逃亡。10月13日起，察汉崩崩村的逃疫村民开始先后到达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六区北沙城村、南景沟村、李占地村，与当地居民发生了接触。这3个村子随即爆发鼠疫。10月20日前后，沈万清营子死6人，北沙城子死7人，李占地村死3人，南景沟死1人。宝源、多伦亦有疫情发生，不久便传遍宝源县境内，继而向张北等地扩散。10月25日，鼠疫再由张北传至张家口附近;11月初，传至绥远省的集宁。在很短的时间内，鼠疫从内蒙古察哈尔盟前音图浩特发现后，很快蔓延至察哈尔省康保县察汉崩崩村等村，直至张家口东南的姬家房村附近，波及10个村子，蔓延150余公里。
康保县政府立即向上级汇报了鼠疫情况，并经察哈尔省政府向华北人民政府发出灾情信息，请求援助。
华北局接到察哈尔省、察北专区、康保县政府的疫情报告后，立即发出通知，指出鼠疫是危害很大、传染很快的一种疫病。京、津和张家口之间有铁路交通，每日来往军民频繁，极有可能将此种疫病传入河北及京、津两地，因此，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的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
很快，党中央也得知疫情，快速采取了应对措施。鼠疫的类型及危害。
鼠疫是一种什么类型的疾病？察北鼠疫爆发有多么可怕？它会给人类带来多大灾难？
鼠疫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病，是由鼠疫耶尔森氏菌感染引起的烈性、急性传染病，也是我国法定传染病中的甲类传染病，在39种法定传染病中位居第一位。鼠疫为自然疫源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氏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临床表现为高热、淋巴结肿大疼痛、咳嗽、咳痰、呼吸困难、出血以及其他严重毒血症状。该病传染性强，病死率高。
鼠疫的传染源为鼠类和其他啮齿类动物，其中褐家鼠和黄胸鼠是主要传染源。野狐、野狼、野猫、野兔、骆驼和羊也可能是传染源。病人是肺鼠疫的传染源。
鼠疫的传播途径有三种：一是鼠蚤叮咬传播。鼠蚤叮咬是主要的传播途径，由此可将动物身上的病原体（鼠疫耶尔森氏菌）传播给人，形成“啮齿动物→蚤→人”的传播方式。二是呼吸道感染。病人呼吸道分泌物带有大量的鼠疫耶尔森氏菌，经呼吸道飞沫形成人际传播，造成鼠疫的大流行。三是经皮肤传播。健康人破损的皮肤黏膜与病人的脓血、痰液或与患病啮齿动物的皮肉、血液接触可发生感染。
人群普遍易感鼠疫，无年龄和性别上的差异。疫区的野外工作者、与旱獭密切接触的猎人、牧民是高危人群。感染后可获得持久免疫力，预防接种可获得一定免疫力。
根据临床表现和发病特点，可将鼠疫分为轻型鼠疫、腺鼠疫、肺鼠疫、脓毒血症型鼠疫和其他类型鼠疫。不同的类型潜伏期不同，腺鼠疫2～8天，肺鼠疫数小时至2～3天，曾预防接种者可延至9～12天。
鼠疫的种类可分为五大种类：
（一）轻型鼠疫。不规则低热，全身症状轻微，局部淋巴结肿痛，偶可化脓，无出血现象，多见于流行初期或末期以及曾预防接种者。
（二）腺鼠疫。最多见，常发生于流行初期。急起寒战、高热、头痛、乏力、全身酸痛、恶心、呕吐、烦躁不安、皮肤瘀斑、出血。鼠蚤叮咬处引流区淋巴结肿痛，发展迅速，2～4天达高峰。腹股沟淋巴结最常受累，其次为腋下、颈部及颌下淋巴结。由于淋巴结及周围组织炎症剧烈，病人常呈强迫体位。如不及时治疗，肿大的淋巴结迅速化脓、破溃，于3～5天内因继发肺炎或脓毒血症死亡。治疗及时或病情轻缓者，肿大的淋巴结逐渐消肿、伤口愈合而康复。
（三）肺鼠疫。根据传播途径分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肺鼠疫为呼吸道直接感染所致。多见于流行高峰，发展迅猛，急起高热，全身中毒症状明显，发病数小时后出现胸痛、咳嗽、咳痰，痰由少量迅速转为大量鲜红色血痰;呼吸困难与发绀迅速加重。肺部可以闻及湿性啰音，呼吸音减低，体征与症状常不相称。重症病人多于2～3天内死于心力衰竭、休克。继发性肺鼠疫是在腺鼠疫和脓毒血症型鼠疫的基础上，继发肺部感染，临床表现与原发性肺鼠疫相似。
（四）脓毒血症型鼠疫，也称暴发性鼠疫。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原发性少见。继发性脓毒血症型鼠疫病情发展迅速，短时间内出现全身毒血症症状，出血、神志不清、谵妄或昏迷。病人常于3天内死亡。病人因皮肤广泛出血、瘀斑、发绀，死亡后尸体呈紫黑色，俗称“黑死病”。
（五）其他少见类型。皮肤型：鼠蚤叮咬处出现疼痛性红斑，迅速形成疱疹和脓疱，可混有血液，可形成疖、痈，其表面有黑色痂皮，周围暗红，底部为坚硬的溃疡，颇似皮肤炭疽。偶见全身性疱疹，类似天花或水痘。眼型：病菌侵入眼部，引起结膜充血、肿痛，甚至形成化脓性结膜炎。咽喉型：病菌由口腔侵入，引起急性咽炎及扁桃体炎，可伴有颈淋巴结肿大，可为无症状的隐性感染，但咽部分泌物培养可分离出鼠疫耶尔森氏菌，多为曾接受预防接种者。肠炎型：除全身症状外，有呕吐、腹痛、腹泻、里急后重及黏液便，粪便中可检出病菌。脑膜炎型：可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有明显的脑膜刺激症状，脑脊液为脓性，涂片可检出鼠疫耶尔森氏菌。党中央迅速成立鼠疫防控决策机构。
党中央对鼠疫疫情作出迅速反应。毛泽东亲自出马，周恩来连夜部署，董必武挂帅防疫。
1949年10月27日，中央得到察哈尔省的报告后，毛泽东立即指示周恩来连夜召开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紧急会议。
周恩来、陈云、陈毅、黄炎培、彭真等与会。到会的还有聂荣臻、滕代远、刘澜涛、陆定一、罗瑞卿、李德全、胡乔木、唐延杰、贺诚、苏井观、杨奇清、张友渔、薛子正、朱琏等。会议决定实施紧急防疫办法，成立了由董必武、聂荣臻、滕代远、陆定一、李德全、贺诚、杨奇清等组成的中央防疫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任主任委员，下设办公室、封锁处、防疫处、宣传处、秘书处，并特别刊印《中央防疫委员会简报》，确保各地区、各系统之间信息的交流与整合。
会议听取了卫生部、察北地区卫生部门关于疫情的汇报，分析了疫情的发展趋势，明确了“扑灭察北鼠疫防止蔓延”的救灾目标。
中央防疫委员会办公地点确定设在北京东单小土地庙九号原华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院内。
10月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开会决定了该委员会的组织构成。下设四处一办领导人到位，直属政务院管理。
具体办事机构和负责人：中央防疫委员会封锁处由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聂荣臻负责，中央防疫委员会防疫处由卫生部副部长贺诚负责，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由新闻总署负责，中央防疫委员会秘书处和主任办公室由卫生部副部长朱琏负责。中央防疫委员会的建立确立了党中央对抗击察北鼠疫的领导机制，有利于跨越各行政区、各系统整合抗灾资源。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机构设置形成了集封锁、防疫、宣教三位一体的防疫体系，这一体系能有效地斩断灾害链、遏制疫源、发动群众，成为我国日后灾害管理的经典模式。
中共中央发出紧急通知，察北鼠疫侵入张家口，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准备，决定严密封锁交通，派员赴疫区救治，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
会后，各地随即相继参照中央防疫委员会的组织架构成立了各级抗灾防疫组织。
10月28日，北京市成立以聂荣臻市长为主任，张友渔副市长、卫生局局长张文奇任副主任的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北京市在市防疫委员会下“以区公所为中心组织区分会”，“以各派出所的行政区为单位组织支分会”，“以原有居民小组为单位组织若干卫生防疫小组”，出台了《北京市防治鼠疫工作计划草案》。
11月1日，唐山市成立以李一夫市长为首的唐山市防疫委员会。11月4日，天津市成立以黄敬为主任的防疫委员会，并公布《天津市防疫委员会1949年预防鼠疫暂行办法》。
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区分会和居民卫生防疫小组，各地各级防疫机构的建立为成功应对鼠疫提供了组织基础。
反应最快的还是疫情一线的各级政府。察哈尔省各系统先后成立防疫灭疫委员会，统一筹划与指挥防疫灭疫工作。
10月19日，康保县迅即成立防疫前线指挥部。
10月21日，察北专区地委迅速作出反应，发出紧急决定，要求全区干部党员要高度对人民生命负责，发扬沉着顽强的精神，动员群众战胜这个灾难。
10月24日，察哈尔省成立了防疫灭疫委员会，同时决定察北专区及其所属各县都应成立指挥部，以便统一领导。各县、区、村也建立了防疫组织，全权指挥察北专区的防疫工作。
各级组织建立后，资源整合如何发挥最大效力成为当务之急。《董必武传》记载：董必武电令华北、东北、内蒙古各省区，立即抽调医务人员成立防疫队赶赴疫区。各地先后组织了数十个防疫队。
为便于协调，10月30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决定成立中央防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已抵张家口的军委卫生部防疫人员及东北、华北联合防疫队共80余人组成，第二大队由东北防疫队、内蒙古防疫队、华北大学防疫队、河北军区与河北省政府卫生厅合组的防疫组以及丰台兽医学校共150人组成，第三大队由华北医科大学、人民医院、华北人民政府防疫队、第一助产医院等240余人组成。
中央防疫总队一经成立，当天就派出了第一大队、第二大队深入疫区工作，第三大队主要在张家口市内及郊区姬家房村等地展开工作，并有一部分防疫队员到集宁、大同一带工作。
中央軍委华北防疫处、察哈尔军区卫生部联合组成了20个人的防疫队，携带电台、疫苗赶赴张北后，从疫区出发，并以张北城为中心，在通（县）康（庄）保（定）一线进行南北巡查。内蒙古防疫队37人分为化验组、捕鼠组、消毒组及治疗组，于10月29日前往察北专区疫病发源区，进行深入检查工作。中央及各地防疫队在疫区积极从事防治鼠疫和一般传染病的宣传教育，收效很大。毛泽东致电斯大林。
地球是个大家庭，瘟疫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的灾难，可能发展成世界的灾难、人类的灾难，抗击瘟疫需要国际援助，特别是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国内防疫条件和资金十分匮乏，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持敌视态度，有可能也有能力支援中国抗击鼠疫的只有苏联。1949年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苏联方面帮助中国防治鼠疫。
1963年11月袁毛泽东尧刘少奇尧周恩来尧朱德尧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解放军除害灭病卫生运动总结会的代表。
毛泽东《关于请苏联帮助防治鼠疫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记载：“张家口以北地区发生肺鼠疫，死六十余人。已蔓延至张家口，死四人。威胁平津。请你考虑是否可以空运生菌疫苗四百万人份，血清十万人份至北京应用，所需代价，当令中国政府当以物物交换办法照付。……如可能，请你考虑，苏联政府是否可以再派一同样的防疫队来北京转往张家口帮助我们进行防治鼠疫工作。”。
斯大林表示同意。苏联政府做了应急反应，立即组织专家和防疫队赶往中国。苏联专家拉克森、沙洛第夫斯基、白洛基森娃、莫辛柯娃等4人和驻华专家麦依斯基率领33人防疫队于11月4日夜和5日晨先后赶到北京，5日晚到达张家口市进行防治工作。罗果金博士及苏联防疫队总代表麦依斯基还亲赴察汉崩崩村、龙王庙等疫区进行实地考察研究，鼠疫专家拉克森博士在张家口电台播讲了《新中国鼠疫即将扑灭》，麦依斯基播讲了《如何预防鼠疫》等，这些对于普及科学的防疫办法、彻底制止鼠疫的蔓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1月22日，苏联医学专家和工作人员顺利完成任务由北京启程返回苏联。当天，中央防疫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和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联合集会欢送苏联人员回国。董必武主持了欢送大会并在会上致词，代表中国防疫委员会等感谢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中国防疫工作的关心和帮助。大会向苏联专家和防疫人员授旗，颁发纪念章，并赠送了礼品。
就在10月31日，中央防疫总队第二大队一行150人，携带苏联制造的可供23万余人注射用的鼠疫疫苗和青霉素等药品抵达张家口市，对察哈尔省和内蒙古地区进行疫苗注射、消毒、捕鼠灭蚤等工作。
外援毕竟有限。在争取外援的同时，中国政府还是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在中央防疫委员会的指导下，北京市天坛防疫处加紧疫苗生产。194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在《天坛防疫处首批疫苗足供百万人使用 职工废寝忘餐提前三天完成任务》的报道中称：大部分职工主动加班并展开劳动竞赛，产量由30万公撮（即毫升）增加到31日的51万公撮。11月5日，天坛防疫处提前三天完成赶制第一批疫苗的任务，可供110多万人使用。这些疫苗一经检测合格就直接被运往察北鼠疫斗争的第一线。在新中国防疫第一战中，汤飞凡、刘隽湘、陈正仁等生物制品工作者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及时赶制出鼠疫疫苗，为扑灭鼠疫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疫苗抵达疫区后，在防疫队和当地防疫委员会的组织下，开始了大规模防疫注射。截至11月5日，张家口市民已有1.3万余人接受了防疫注射，其余正在继续接受注射。防疫注射提高了疫区人民对鼠疫的免疫能力，从而有效地阻止了鼠疫的传播，为遏制鼠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前的10月26日，为援助察哈尔省人民，东北与华北防疫队77人到达张家口市，携带了可供5万人注射用的疫苗。
从11月7日起，中央防疫总队及张家口市医务工作者共136人组成了23个注射小组，分头在张家口市区进行注射。至11月8日晚统计，共注射9.38万余人。至11月10日，在中央及地方防疫人员积极努力下，张家口市16万余人口中，除部分不适宜注射者外，有13万余人完成了鼠疫疫苗注射。至此，张家口市的注射工作宣告结束。疫区预防注射工作的完成，对提高疫区群众的免疫力、遏制鼠疫的再次发生和流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时，北京也开始了防疫注射工作，共对199万人次注射了疫苗。
灭鼠运动的宣传画。
果断实行疫区封锁和交通管制。
防止鼠疫蔓延，阻断交通、实施封锁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唯有如此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斩断传播链。
1949年10月24日，察哈尔省党政军有关部门紧急集会，商讨防疫措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命令察哈尔军区所属骑兵师、县大队和民兵进入指定地区实行封锁。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开国上将王平的回忆录记载：党中央紧急电令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火速派防疫大队二中队赴察，急调在京的察哈尔军区司令员王平率领68军封锁疫区。10月24日，察哈尔防疫委员会成立，对疫区组织封锁，开展防疫卫生工作。
10月25日，察哈尔省政府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当作战斗任务，把鼠疫就地歼灭！”决定“建立东起多伦西至化德与沿外长城的两道防线，两防线之间的地区为绝缘带严禁通行，必要进出的人，要经过审查领取特别通行证”，“张家口与察北各地来往的汽车、大车、牛羊立即停止与禁行”，“包围、封锁疫区、疫村、疫户，周围村庄施行注射”，“發动绝缘带的群众，实行村与村、户与户的联防和检举，保证不与外来人接触，不留宿”。
10月27日20点30分，董必武代表政务院主持了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明确了严密封锁交通，为防止鼠疫蔓延之关键。责成由聂荣臻负责调动华北军区部队，并动员各省、各专署以及各县、区、村党政军民对疫区进行封锁。在张家口与北京之间建立三道封锁线。京绥路南口至张家口，铁路、公路及人行道均在封锁之列。
10月27日，铁道部奉政务院令出台《隔绝京绥路交通铁道部规定停车处理办法》，自10月27日下午起，隔绝京绥铁路交通。南口至张家口间与张家口至大同间客货列车一律停止。京绥线北京至包头间421、422次列车，北京至张家口间423、424、425、426次列车停运。当鼠疫蔓延到集宁后，中央防疫委员会封锁了大同至丰镇间的交通。
北京市属于接疫区，与疫区毗邻，尚未受到鼠疫侵入，提出了检疫与封锁并举的方针，组织了6个检疫组，分别到西直、永定、朝阳三城門以及前门、火车站和通州镇大桥等地，进行检疫工作。10月27日，凡外来长途汽车以及由张北一带来京旅客，必须在永定门、朝阳门、西直门经过检疫后方准入城;同时在这三个门设立检疫站，昼夜实施检疫，如发现疑似患者则立即强制送往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
11月3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举行第三次常委会。会议决定：“自西郊东坝镇到北郊琉璃渠建立封锁线，并在东郊及南郊、通县、长辛店、丰台等区建立检疫站及隔离所。”。
11月8日，东自东坝镇，西至门头沟峰口庵，长约50公里的郊区封锁线建成。
此外，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又在清河镇、清河车站、西北旺、东坝镇、立水桥、下清河、三家店、门头沟等地设立了8个检疫站。
随后，北京市设城门检疫站14处，利用城墙构筑了城区封锁线。各封锁线除由当地群众和公安人员担任封锁外，同时由部队抽调5个排的兵力负责郊区封锁线的封锁。
与此同时，对于货物的处理也有序展开。根据防疫要求，南口、西直门间各站互相发行之行李包裹及货物，除毛皮类、破旧及肮脏易于传播病菌之物品停止办理外，其他物品均须受检疫所检查施行消毒后，方可受理。
另外，铁道部还指令南口、西直门间各站员工，对于该区内运行之客车车内、便所、洗面所、乘降台以及各站的候车室，均须施行严格的消毒。
由于封闭措施有力，鼠疫被封死在发病的内蒙古察哈尔盟乌宁巴图的前音图浩特和察哈尔省察北专区，未能越雷池一步。北京安全、天津安全、河北安全、山西安全，华北安全，中国安全。开展声势浩大的群众灭鼠运动。
鼠疫的根源是老鼠，切断鼠疫病源，开展声势浩大的灭鼠运动势在必行。
1949年10月29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联合发布命令，要求“疫区军民应即以扑灭鼠疫为当前首要任务”，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军区应督促所属单位布置灭疫防疫工作。
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内蒙（古）察北鼠疫侵袭的警报，已引起了各地普遍的注意，积极防止和扑灭鼠疫的斗争已经展开了，这应该成为华北人民当前的一项战斗任务”。
为彻底消灭鼠疫，张家口、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开展了捕鼠灭蚤运动。张家口市的捕鼠灭蚤工作是在苏联动物专家卡姆聂夫的指导下进行的。由华北医科大学、张家口中学等122名学生组成的捕鼠队分为10个组，于11月9日、10日挨户检查与堵塞鼠洞，并宣传捕鼠灭蚤的重要性。据统计，捕鼠队两天时间内共检查了2897座房子，查出4033个鼠洞。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为预防鼠疫发动了捕鼠运动。11月10日，北京市防疫委员会发布《捕鼠灭蚤须知》，拉开清洁和捕鼠灭蚤运动大幕。第一期捕鼠运动于11月中旬开始，11月24日结束，在十多天内全市共捕鼠42231只。截至12月13日，北京共清运垃圾及无主房渣土3187吨，捕鼠66044只。灭蚤工作也有序进行，各机关、街道、工厂、学校、住户等都纷纷用撒石灰、喷药、晒被子等方法进行灭蚤。疫区姬家房村把豆油、麻油、松香的混合溶液涂在纸上灭蝇捉蚤，效果出奇好。广泛宣传让全民知晓。
10月27日20点，董必武代表政务院主持了扑灭察北鼠疫的紧急会议，在采取多种抗击鼠疫的措施中，责成卫生部赶制宣传品，动员各地报纸、广播电台、电影制片厂，并组织各种宣传队，广泛展开宣传。
11月1日，中央防疫委员会发出《关于防治鼠疫的宣传工作指示》，要求各地防疫委员会宣传部门与防治部门应密切结合，在进行防治工作的同时，要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通过各种可能运用的宣传形式，进行防治鼠疫的宣传动员工作，宣传内容包括鼠疫的特征及其危险性、防疫的功效及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防疫的知识和办法、防治鼠疫的经验介绍、疫情及防治工作情况等，使社会各阶层群众认识鼠疫的危险性，提高警惕性，实施各种防治鼠疫措施。
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展了强大的宣传攻势，普及鼠疫防治知识，引导群众正确面对鼠疫。从10月27日登出第一篇察北鼠疫的消息起，《人民日报》陆续登出一系列命令、消息和文章。除警示性报道外，还从捕鼠、防鼠、灭蚤、防蚤，预防注射，检疫和消毒，以及封锁、隔离和治疗等方面，介绍了东北防治鼠疫的几点经验，以应广大民众防疫之急需。
中央防疫委员会宣传处为进一步宣传防治鼠疫工作，从10月31日至11月5日，通过新华广播电台每天在19点到19点30分播送关于防治鼠疫的特别节目，介绍防治鼠疫的知识、经验、方法和消息。张家口、承德、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天津、保定、唐山等地广播电台也进行了联播。
华北影片经理公司为响应政务院及华北局紧急预防鼠疫的号召，特自10月29日起在北京市各电影院每场加映东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教育短片《怎样预防鼠疫》，以充实市民防疫知识。
北京的各大影院陆续免费放映13部防治鼠疫的科普电影。1949年11月3日《人民日报》第4版以《争看防疫教育片第一天三万人登记免费放映场所又增两处》消息，报道了群众争看防疫电影的情景。
中央防疫委员会在宣传动员的同时，为防止引起社会仓皇失措和恐慌不宁的情绪，说明鼠疫固然可怕，但是做好预防，就可以彻底扑灭，解除群众的各种顾虑及迷信观念等，增加全体人民对防疫的科学知识。
察北专区党委、政府还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击鼠疫运动。察北专区地委组织各级防疫指挥机关人员带领大批干部深入村户，进行了广泛的防疫知识宣传，组织、检查并督导当地防疫工作。
声势浩大、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使防鼠疫群众运动家喻户晓，在阻止疫情传播、灭鼠防疫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防疫第一仗旗开得胜。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防疫战役的胜利，是第一个没有把鼠疫扩散到全国的胜利，第一个没有把瘟疫传播到世界的战役，第一个时间最短的胜利，第一个死人最少的战役。
1949年11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在政务院第四次会议上，董必武汇报了防治鼠疫的情况，指出据疫区报告，已查明因鼠疫而死亡者共67人，鼠疫已有停止蔓延和缩小的趋势。至此，党领导下的抗击察北鼠疫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11月11日举行的政务院第五次会议听取了董必武所作的防疫工作报告。报告指出，疫情已经停止蔓延，呈现出范围缩小的趋势。
11月15日，中央防疫委员会经过对疫情的缜密研究，呈请政务院批准，决定自11月16日起开放京绥路大同至南口段铁路交通，并“撤除察南的部分封锁线”，比原定交通封锁的结束时间11月18日提前了2天。张家口市恢复正常，学生上课，影院戏院开业，露天市场开市。
12月初以后，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封锁解除，人民生活恢复正常。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从10月3日察汉崩崩村出现第一例肺疫患者死亡，到12月初抗击鼠疫取得全面胜利，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创造了世界抗击瘟疫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