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犯罪与犯罪构成之若干基础问题
「内容摘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以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为基础，深入探讨了犯罪的概念、本质与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犯罪构成、构成要件及其相互关系。通过犯罪构成理论的历史沿革介绍，将大陆法系与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比较。犯罪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统一性。理解和论证了犯罪客体作为构成要件之一的不可或缺性。
犯罪与犯罪构成，在刑法学理论中，无论是在中国刑法学还是在外国刑法学，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其内容和相关资料都比较烦杂，本文以犯罪和犯罪构成两个方面，具体论述有关犯罪概念、本质、特征与定义、与犯罪构成关系，构成要件理论的历史沿革、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若干基础问题。概念、本质、特征与定义等都是哲学和逻辑学的内容，因此，本文将会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来研究上述问题，使之能够建立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
（一）关于“概念”的理解。
任何事物都具有诸多性质，与其它事物之间又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系。这些性质以及该事物与其它事物之间的关系统称为该事物的属性。“事物所具有的诸多属性，其中能够决定该类是该类的属性叫该类的本质，而不能够决定该类是该类的属性则叫非本质属性。”[1]（P134）“什么是概念？概念就是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本质属性的个别对象的反映。”[1]（P134）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人们通过实践，在获得感性认识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某类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本质属性的个别对象，也就是将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及其具有该类共性的个别对象反映到人脑中，就形成了该事物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告诉我们，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则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由较初级的（反映事物比较表层的）、较片面的概念认识发展到较深刻的、较全面的概念认识。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即在客观对象、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条件都处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人们对于同一对象的同一侧面所形成的概念却具有相对的确定性。”[1]（P137）因此，关于中国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同样具有不断发展变化且又相对稳定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概念是客观对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源于客观存在。这是概念产生和发展的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基础。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阶级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统治阶段与犯罪作斗争的社会实践活动也越来越多。这样人们通过不断提高的认识能力和对各具体犯罪以及犯罪与其他行为之间的比较、分析、抽象、概括、综合，把握各具体犯罪之间的共同属性，并用一定的语词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犯罪的统一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4]（P399）“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其中，我们得知犯罪行为的本质——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即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详见后文）。结合我国刑法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我们可以得知，犯罪是指行为主体所实施的，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体现“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三大特征的行为（具体内容，详见后文）。
依照法学界的通说，犯罪具有三个基本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性。其中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这一观点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异议，因为‘特征‘是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不仅仅犯罪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且一般违法行为、不道德行为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7]（P58）另外，还有学者认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刑法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8]（P47）（这里，为“社会危害性”加了一个比较模糊不清的限定词）。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危害性”的严重程度没有被明确限定；更重要的是，将“本质”与“特征”混淆了，把犯罪的本质当成了犯罪的特征。
笔者认为，本质是事物在性质上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本质指事物内在的、相对稳定的方面，隐藏在现象后面并表现在现象之中”，“黑格尔把现象与本质（本体）看成辩证的统一，认为现象有其本质，本质必表现为现象，不存在两者分裂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本质和现象是不可分离的。列宁进一步提出本质一定要表现出来，现象也是本质的，本质与规律是同一序列的范畴”。“在逻辑上，本质传统上指每一个种与类的成员所必须属于的种或类。现象是事物外在的，活动量变的方面，是本质的表现形式。”[9]（P148）“所谓现象，就是事物的表面特征及其外部联系。”[10]（P104）而特征是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它是外部表征，属于现象的范畴。简而言之，现象（特征）显露在事物外部，而本质深藏在事物内部，看不见摸不着。前者是具体的，后者是抽象的，后者决定前者，前者表现后者；有什么样本质，就有什么现象（特征）。两者之间区别和联系，统一于对事物的认识与实践当中。
根据上述关于本质与现象，现象与事物特征的定义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犯罪”这一事物，其本质就是“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4]（P399）“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3]（P416）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得知，“犯罪本质首先是一种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统治关系是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段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建立或认可的社会关系，如果某种行为反对了统治关系，也就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便将此行为规定为犯罪。”[7]（P59）其次，刑法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把犯罪的本质首先概括为社会危害性，那么，如何区分犯罪行为与同样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一般违法行为呢？这时就要引入“量”的概念，即恩格斯所说的“蔑视社会秩序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中“最明显最极端的体现”。详言之，这“量”指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当严重，“已经超出了非刑法的法律规范所能调整的范围，用其他法律规范的制裁方法已经无能为力，”[7]（P60）已经达到了刑法要求的程度，即“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程度与恩格斯的‘最极端‘实际上是一个意思”。[11]（P82）因此，犯罪的本质就是“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
如前所述，特征属于现象的范畴。所以，犯罪的本质与特征也是一种“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不能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当作犯罪的特征。 犯罪的特征是犯罪本质属性的特别显著的征象、标志，是“犯罪”的外部联系，是具体的。由此，可以把犯罪特征概括为：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行为的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笔者将“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这一表述代替通说中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本质在现实社会（即社会、政治意义）中最直接的体现。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则是犯罪本质在法律上具有形式意义的直接体现。（1）行为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不但说明了犯罪客观上所造成的损害（包括“危险”），而且同样地说明了行为人主观方面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即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2）行为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本质在刑事法律上的直接体现，是犯罪的法律特征。因为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没有达到“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度，立法机关就不会将它在法律上规定为犯罪。（3）行为的应受刑罚处罚性，是刑事法律对犯罪行为的“评价”表征，即行为具备造成严重危害的社会影响性和刑事违法性两个特征的之后的必然结果。没有给予“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可能是犯罪。费尔巴哈关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格言之一就是：“没有法律规定的刑罚则无犯罪”，即表现了上述的意思。需要指出的是，而有些学者只认为刑罚是犯罪的结果，结果发生时行为已经实施完毕，不能以结果为认识行为的特征（应受刑罚处罚性不能单独成为犯罪特征之一） .而笔者认为，这种刑罚结果论是报应刑论的观点，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事物的现象（即惩罚），而没有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人为地割断犯罪与刑罚之间的内在联系。详述之，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犯罪与刑罚互为因果，“惩罚在罪犯看来应该是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应该是他本身的行为。”[2]（P141）一方面刑罚是犯罪的必然结果，犯罪都应受到刑罚处罚，也只有犯罪才能受到刑罚处罚；另一方面，“刑罚与犯罪是一对范畴，刑罚的产生是犯罪产生的标志。犯罪与刑罚的矛盾，表明了犯罪与统治关系的对立。犯罪是随着刑罚的产生而产生的，同时行为应受到刑罚处罚因而才具有犯罪的性质。” 因此，“行为应受刑罚处罚性”，本身就可以在事物评价意义上独立地、不可或缺地作为犯罪的特征之一。
二、关于犯罪构成及其相关问题的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犯罪不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在没有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必须相互协助、彼此联合，才能对抗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是共同的，相互之间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而带有文明的一切好处与弊害。”[5]（P111） “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和法一样，也不是随心所欲的产生的。相反地，犯罪和现行的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同样也就是那些把法和法律看做是某种独立自在的一般意志的统治的幻想家才会把犯罪看成单纯是对法和法律的破坏。”[4]（P399）由此可见，犯罪和法一样产生于相同的条件，即犯罪是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与阶级社会的产生而逐渐产生的。它是一种社会现象，是阶级社会本质和主要矛盾的体现。
犯罪这一社会现象，通过刑法典和刑法性法律规范所规定的“条文形态”的犯罪之“现象”，即就产生了犯罪罪名、构成要件及其具体化。这一过程，所采用的方法就是复杂犯罪行为的简单化。仅仅基于定罪量刑的需要，用静止的眼光对动态的行为进行人为的抽象与割裂，而架构一个拟制的犯罪行为的抽象结构样态，将无限多样的形形色色的犯罪行为纳入一个经一定程度归纳后得出的统一结构中，这种“形式主义”地表达犯罪的过程就是犯罪这一社会现象在刑事法律上得到相应体现的过程，即由一种社会现象转化为一种与之相对应的法律现象。而犯罪构成又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的环节和构建刑法学意义上犯罪现象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刘生荣博士认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由各种要素要件有机结合而成。”[12]（P54）即危害社会的行为一旦具备了法定的规格，体现犯罪概念的三个特征，就构成了犯罪。
首先，犯罪与犯罪构成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因为“犯罪构成是由法律规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12]（P54）就说明了犯罪是因，犯罪构成是果。二者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然而，恩格斯指出：“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通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4]（P62）因此，犯罪与犯罪构成在超过恩格斯所说的“本来意义”的特定场合下，这一因果联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犯罪构成抽象于犯罪，最终还要应用于对犯罪的治理之中，成为处置犯罪的工具和手段。若犯罪构成功用的正确发挥，达到了刑罚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的效果，则对犯罪的生成以及犯罪诸要素也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和影响，从这一角度看，犯罪构成又是这种作用和影响的原因，而后者则是犯罪构成相应作用的结果。
其次，“犯罪是法律上对某些社会现象的‘类‘概念，既体现了社会对这类现象的否定评价，也体现了这类现象的法律后果，而犯罪构成只是社会评价现象时的衡量尺度和标准。”[12]（P32）具有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由法律确认为犯罪并以此为坐标系，规定出构成这些类型犯罪的各种要件要素，形成法定的衡量尺度和衡量标准，就形成了犯罪构成，就此意义上看，二者的关系是一种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犯罪构成体系的整体性反思。
前苏联和我国刑法理论和法律范畴意义上的“犯罪构成”，源于大陆法系的构成犯罪理论，但在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并没有与之直接对应的概念。因此，我们需要简单回味一下大陆法系犯罪论的发展，以便更加准确地界定“犯罪构成”的含义。犯罪构成相关的“原始”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Constare de delicti（犯罪的确证）的概念，它是中世纪意大利纠问式诉讼程序中使用的一个诉讼程序意义上的概念。从Constare de delicti一词又引申出Corpus delicti（犯罪事实），这是1581条意大利刑法学家法利斯首先采用的，用以指已被证明的犯罪事实。这个概念传到德国，适用于整个大陆法系普通法时代，其意义是用于证明客观犯罪事实的存在，此时也是诉讼法上的概念。17世纪德国刑法学者克莱茵使用Tatbstand （“构成要件”或“构成事件事实”），该词仍仅具有诉讼法上的意义，后来其由诉讼法的意义演进为实体法的意义，乃是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事。直到十九世纪初，德国著名古典学派代表学者费尔巴哈才明确地把Tatbestand作为刑法上的概念使用。费尔巴哈从罪刑法定主义基本原则出发，要求在确认任何行为是犯罪并对其课以任何刑罚时，都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来确定。从这一原则出发，费尔巴哈把刑法原则上关于犯罪成立的条件称之为“构成要件”，并指出：构成要件乃是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的或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后来，可以概括地说，大陆法系国家犯罪构成理论历经了从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到新古典派的犯罪构成理论，再到目的主义的犯罪构成理论的演进过程。由于贝林格、麦耶尔、迈兹格、威尔采尔等刑法学家的不断努力地研究和探索，大陆法系的“构成要件”从诉讼法引入实体刑法，从客观结构发展到主观结构，形成一种综合性的构成要件理论，从而也就产生了今天大陆法系独具特色的犯罪构成理论，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与有责性的“递进式”犯罪构成体系。前苏联犯罪构成理论是在批判与吸收大陆法系犯罪论基础上，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主张把犯罪构成的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辩证地统一起来，形成了“耦合式”犯罪构成体系。详言之，犯罪是行为人反对统治关系的一种实践活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首先是一种客观的活动，其次是一种能动的活动，这正是实践的特点。“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就在于：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4]（P517）因此，犯罪内部结构，实质上就是主客观统一。而这种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构特征决定了犯罪构成也应该是主客观的统一——其不仅表现在各个要件相统一地整体对犯罪成立与否具有决定意义，还表现在每个要件的存在均以其他要件的存在为前提。换言之，前苏联和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表面上似乎将行为“肢解”为四个要件，即每个要件直接反映和体现了其相对应的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和内容，但不能因此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片面地、狭义地、静止地理解为其他要件是不能反映和体现这一要件所要说明的其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内容与特征。而恰恰相反，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与犯罪主观要件不但直接体现了各自所对应行为“某一方面”的特征与内容，并且间接地反映了其他要件所对应的行为某方面的特征与内容。“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我们可以单纯地研究某一要件存在与否，但在现实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各个要件是一个有机统一体，在统一体中，各要件具有犯罪成立条件的意义，是相对独立的犯罪成立条件，但若缺少其中一个要件，整个统一体就不存在，其他有可能成为构成要件的事项此时也都不具有构成要件的意义。可见，中国的犯罪构成各个要件，在动态的存在中，具有一存俱存，一失俱失的性质，它们不能脱离其他要件而单独存在，因为我国的犯罪成立条件同时也是犯罪构成条件。”[13]（P9）由犯罪构成各要件相互依存的内部结构，导致我国犯罪构成评价方面的特征是综合性的，具有一次性评价的特点，是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与有责任评价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