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耦合关系的测评
摘 要：通过构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指标体系，基于主成分分析和功效函数测量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利用1993—2013年总体和2004—2013年分行业样本数据，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总量、就业质量耦合度的时间演变和产业异质性。
结果表明：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阶段；从经济总体的时序看，就业总量、就业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耦合类型分别处于“中等协调型”、“失调型”；分行业而言，广义虚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耦合度高于传统实体经济。
毕业论文网 关键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业；广义虚拟经济；耦合协调度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7） 03—0013—08 Evaluation on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and Employment about China ――Different Industrial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ZHU Jin—sheng ZHANG Qian （School of economics，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70s， the Western developed capitalist society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at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tion—oriented society to a consumption—oriented society which French philosopher Jean Baudril—lard called the "consumer society". The consumer society has its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but its root lies in promoting the logic of capital. Consumer society dominated by capital logic presents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with mass production and mass consumption， mass consumption and a lot of waste， a lot of waste and the richpoor divide .How to discard capital logic， construct the consumer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urgent research topic under the new normal circumstances. Keywords：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employment，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coupling harmonious degree model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当务之急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但在经??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技术进步的应用以及粗放式生产方式向集约式生产方式的转变， 将难以避免产生一定的就业挤出效应，因此在当前我国经济进入“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协调耦合已成为理论与现实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回顾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围绕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关系的研究一直备受西方经济学领域重视，如果从19世纪初期法国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在其 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的“萨伊定律”算起，相关理论研究在西方已有 200余年的历史了。
按照其核心观点及政策建议的分歧可以划分为古典学派、马克思的劳动生产理论、凯恩斯主义、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等。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就业并没有随经济高速增长而相应地快速增长，因此国内不少学者主要围绕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了理论与实证研究，主要形成了“一致论”（葛蔓，2006；简新华，2007）、“非一致说”（蔡?P，2004；周天勇，2006；黄婧，2011）等。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任务的刻不容缓，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围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涵、度量以及它与就业的关系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如宋锦剑（1996，2000）较早指出“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率=0.5”是粗放型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标准。
卫兴华，侯为民（2007）着重强调了集约型经济增长并不完全等同于技术上的高效率，而是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组合和作用，简单地将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科学技术提升是不恰当、不规范的，因此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角度研究它与就业关系时应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度量问题。
为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方式涵盖范围，吴津鹏（2008）试探性地从三大方面构建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综合指标体系――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速度，并利用它实证分析了纺织业、钢铁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三个行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
薛白（2009）通过考察生产要素对增长贡献结构的产业间差异来判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所处阶段。
彭宜钟（2014）将生产要素划分五个部分的投入：劳动力、资本、人力资本、资源和环境承载力占用，并采用平滑转移回归（STR）研究各要素生产率产出弹性的变化，并将这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衡量标准。
鹿璐（2015）运用理论模型作为分析基础，通过探索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风险传导机制，分析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可能出现的企业、产业、地区失业风险，等等。
综上所述，目前学者们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及其就业效应的判断存在一定的分歧，原因可能在于：（1）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度量大都从较单一的全要素生产率或要素投入产出角度出发，缺乏一个更科学合理的综合指标体系和方法衡量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水平；（2）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实体经济要素对就业的作用，而对那些通过实体经济要素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的虚拟要素的重视远远不够，未能认识到以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需求为主要特征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可能给就业带来的数量、质量耦合效应。
为此本文试图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通过构建一个较完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和功效函数测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总量、就业质量耦合度的时间演变和产业异质性，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指标体系构建及度量 （一） 经济增长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 一般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调的是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模式，因而科技进步是其首要影响因素或根本推动力（刘伟，2006；唐未兵，2014）。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生产函数配置方式将由低级向高级动态演变，与之伴随的必然是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代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胡晓鹏，2003；薛白，2007），故经济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间传导桥梁和纽带。
最后，经济结构的改善必然体现为经济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吕铁、徐寿波，1998；孙华玲，2012），即经济效益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结果。
基于上述逻辑思路，本文构建了如下涵盖上述三个层面的经济增长方式度量综合指标体系（见图1）。
1. 科技进步。
科学进步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改善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渗透各生产要素，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产出效率和产出质量，从而实现资源的相互作用和最佳配置。
出于数据的可得性（后同），本文科技进步的二级指标主要选择科技的投入和产出相关指标，其中投入指标为R&D人员总量、经费支出、财政科技支出；产出指标为国际科技论文发表数、高科技产品出口、授予专利数。
为保持数据量纲一致性，将投入产出相关绝对指标均换算成增长率相对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1993―2014）。
科技进步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改变，进一步改善国民的消费结构，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本文经济结构的二级指标选用三次产业贡献率和三大需求支出贡献率，其中三次产业贡献率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三大需求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大项目：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
贡献率指三大需求增量与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增量之比，经济结构各指标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4）。
3. 经济效益。
经济结构改善意味着资源从利用率较低的行业流向利用率较高的行业，整个社会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由于资源的充分流动和开发得以扩展，最终的表现就是经济效益的提升。
本文经济效益的二级指标见图1，其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等于GDP与就业人数之比；社会资金产出率等于GDP与社会固定投资流量之比；全社会能源产出率采用每万元GDP产出的能源消耗；劳动贡献率反映劳动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资本贡献率反映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反映科技进步和非传统要素中的规模经济、教育和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原始?稻菥?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4―2014）。
4. 变量处理。
经济效益指标中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全社会资金产出率、全社会能源产出率和固定资产存量分别以1978年为基期和采用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和固定资产指数进行相应的平减，科技进步指标中研发经费支出、财政科技支出和高科技产品出口采用相应的GDP平减指数进行平减。
本文运用永续盘存法，利用投入产出表提供的数据，分别计算了整体经济、传统实体经济和广义虚拟经济的固定资本存量，在此基础上利用劳动力投入（L），资本存量（K）数据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最小二乘法估算出劳动弹性系数和资本弹性系数，最后利用公式劳动贡献率=劳动弹性系数α*劳动增长率、资本贡献率=资本弹性系数β*资本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 =经济增长率—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计算出劳动贡献率、资本贡献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度量 按公式（1）计算1993―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 ，结果见图2。
图中显示， 越接近1 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越靠近集约型，1993―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基本在0.1～0.5之间徘徊，2004年以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处于平滑上升阶段，但仍没有跃过0.5边界。
如果以0.5为界，可见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仍处粗放式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任重而道远。
三、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耦合度测评 “耦合”一词最初来源于物理，指对模块间关联程度的度量，其中模块间的联系越紧密，其耦合度越高。
而经济学中主要是利用耦合原理，寻找两个及两个以上系统相互影响的最佳方式。
本文构建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系统与就业系统耦合的指标体系见表1，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指标体系中二级指标的权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来，权重为正表示该项指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正向作用，权重为负表示该项指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负向作用。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体系U1和就业体系U2的基础上，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出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度以及耦合协调度，探索和总结出应该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更好地促进就业，更深层次分析不同时间和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
根据 维系统相互作用耦合度模型降维处理后可以得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之间的二维耦合度函数： 其中，C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之间的耦合度，其值介于0和1之间。
当C趋向于0时，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所组成的耦合系统处于耦合失调状态，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未能良好促进就业增长；当C趋向于1时，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所组成的耦合系统处于有效耦合状态，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高效优质地促进就业增长。
为弥补上述模型的特殊采样点无法反映采样样本的真实经济状态，无法匹配 和 之间的实际经济意义，构建耦合协调度函数：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之间的耦合度；T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之间的耦合调和指数，它反映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之间的匹配效应或协同贡献；k、a、b为待定系数，按照一般情况，这里的k一般取值0.5，另外考虑到侧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衡量，因此a、b的取值分别为0.6和0.4。
1. 1993—2013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的耦合程度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但两者的变化趋势不一致，一方面就业数量自身性质决定了其增长率较小，变动幅度不大，所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其耦合度的变化趋势不明显，而就业质量变化趋势较为明显的原因是经济较高速发展带来的实际工资水平从1993年的2896元提高至2013年的49940元，上升幅度明显，另一方面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劳动力市场上招工难和实际工资大幅度上涨，因此就业总量耦合度平稳和就业质量耦合度上升，这说明了就业耦合度时间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增长率。
2. 就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的总体耦合度而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就业总量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就业质量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吸纳了将近中国50%的劳动力，此经济结构对就业数量的促进作用明显直接的，而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更多地表现在教育、科研的投入，其效应是潜移默化，缓慢的。
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所组成的耦合系统按照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划分三大类、七小类，然后D值，大致划分为协调型、临界型和失调型，如表2。
3. 从图3和表2中可以看出：其一，对就业总量而言，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中等协调型”，但仅仅跨越了临界型，仍有进步地空间；对就业质量而言，其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为“失调型，所以凸显了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耦合关系的重要性。
由于前文评估的经济增长，仍为粗放型发展模式，故其对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有限。
4. 按照前文论述的方法测算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综合度量指标对就业总量、就业质量的耦合度贡献率，?谋?3中可以看出科技进步、经济结构和经济效益对体系与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耦合度的贡献率分别为0.569、—0.022、0.453，其中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的说明了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中贡献较大且为正值，而经济结构对就业耦合度的贡献率为负值说明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展态势不佳，对就业的起到了破坏作用，更说明了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性。
5. 科技进步对就业需求形成正反两方面的冲击，一方面技术进步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产业升级，对就业需求产生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将产生外溢效应和创造效应，带动劳动生产率整体提升，促进专业化分工和经济效益提高，从而提升经济发展对就业的吸纳能力。
从近年来的实践看，技术进步对我国就业数量是正面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和本文的实证结果相符。
随着第三次科技的到来，我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业（ICT）加速前进，同时我国劳动力新增数量增长率逐渐下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和替代劳动力的思想和技术逐步成熟，故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日益凸显，而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更会加剧替代效应，因此发挥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和创造效应，提高经济效益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才为上策。
6. 经济结构对于就业的破坏效应，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在调整的同时，会削弱部分夕阳产业的就业人数，最明显的表现为“去产能化”的钢铁行业，若这一部分就业人数能很好得补充到新兴产业，那么这一部分的摩擦性失业就会得到消除，长此以往结构性失业数量也会下降，只有如此才能做到在“调结构”的同时“保就业”。
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耦合产业异质性考察 将总体样本分为传统实体经济和广义虚拟经济，本文传统实体经济与广义虚拟经济的划分主要参考赵洪江（2014），这里广义虚拟经济行业主要包含12个行业部门 ，国际统计局划分的住宿和餐饮业之后的属于广义虚拟经济行业（除去房地产行业），其中将房地产行业划分为传统实体经济。
按照前文叙述的耦合协调度模型，求解传统实体经济与广义虚拟经济各年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的耦合度，纵向求平均值，得到传统实体经济与广义虚拟经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分别与就业总量和就业质量之间的耦合度。
1. 就总体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言，无论是考察经济增长方式与就业总量还是与就业质量的耦合程度，广义虚拟经济超过传统实体经济和总体（0.8025>0.7437>0.6523，0.5458>0.4410>0.3552），可见无论是何种经济增长方式，还是着力于提高就业总量、改善工资水平，广义虚拟经济在行业中均表现突出。
在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当中，如果把以基于价值细分的现代服务经济、体验经济、共享经济、创意经济等新经济形式为主要体现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够充分发挥其物质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低、人力资本要素富集、劳动就业弹性高的优势，从而促进就业的数量增长、质量提高的有机耦合。
2. 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分行业样本均表现为：经济效益对就业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耦合度与高于经济结构。
传统实体经济中大都是大规模工业和制造业，一方面，经济效益是要体现在减少生产、建设和流通领域的生产资料、人力的浪费，加速资金周转，进而可以重新配置企业劳动力；另一方面，企业经济效益提升，更新劳动力资源，扩大企业经营规模，容纳和接受更多的就业人数，完成了就业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升；而广义虚拟经济产业则囊括了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的服务或产品服务，其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时尚经济为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提供一个有效的润滑剂。
3. 无论是总体样本还是分行业样本，经济结构对就业的促进作用表现不佳的最大原因是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型，其经济结构正处于转型的阶段，经济结构的就业效应“阵痛期”在于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不相匹配，因此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业升级，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必须得完成人力资本的转型：将低技术劳动力的供给转化为高人力资本的就业供给。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1.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处于粗放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仍任重而道远。
经济结构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改善作用和就业的促进作用有限，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最优化，必然伴随是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代表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故经济结构转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中间传导桥梁和纽带，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经济结构、科技进步和经济效益应齐头并进。
2. 从时间演变来看，中国就业总量、就业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耦合发展类型未能跨入“良好协调型”。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更应该加强经济增长方式与就业的有效互动，力争做到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提高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降低科技进步的替代效应，消除经济结构提升造成摩擦性失业。
3. 从产业差异看，广义虚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的耦合度高于传统实体经济。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未能实现互动耦合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增长方式还停留在粗放阶段，产业结构中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引导滞后。
在当前国际竞争已经进入广义虚拟经济主导制胜、国内进入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促就业的新形势下，如果把物质生产资料资本有机构成低、人力资本要素富集、劳动就业弹性高的广义虚拟经济发展起来，就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就业的数量增长、质量提高的有机耦合。
注释： ①括号内数字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指标体系内一级指标与就业耦合度的贡献率. ②这里的广义虚拟经济行业包括12个产业门类： H 住宿和餐饮业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J 金融业K 房地产业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O 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 P 教育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S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1]蔡?P，都?，高文书. 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09）：18—25. [2]葛蔓，刘桢. 中国“高增长低就业”的断言太轻率[ N ].中国经济周刊，2006. [3]胡晓鹏.中国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动的联动效应探析[J].产业经济研究，2003（6）：33— 40. [4]黄婧.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非一致性的成因分析――基于要素配置扭曲的视角[J].经济问题探索，2011（1）. [5]简新华，余江.基于冗员的中国就业弹性估计[J].经济研究，2007（6）. [6]刘伟.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历史性变化与增长方式的根本改变[J]. 经济研究，2006（ 1） . [7]刘耀彬，白彩全.计量经济模型与统计软件应用（Ⅱ）[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 [8]鹿璐，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失业风险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学位论文，2015. [9]吕铁，徐寿波.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数量评价问题探讨[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1）. [10]彭宜钟，童健，吴敏.究竟是什么推动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4（06）：20—35. [11]宋锦剑.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及测定指标[J]. 当代经济科学，1996（04）：70—73. [12]孙华玲.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度的实证评价[J].财经问题研究，2012（10）. [13]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经济研究，2014（07）：31—43. [14]卫兴华，侯为民.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选择与转换途径[J].经济研究，2007（07）：15—21. [15]吴津鹏.新时期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新内涵及其实证研究[D].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6]薛白.基于产业结构优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用机理及其测度[J].管理科学，2009（05）：112—120. [17]赵洪江.广义虚拟经济的产业归属、历史演变及发展前景[J].广义虚拟经济研究，2014（01）：52—59. [18]周天勇.中国经济深层次问题的分析[N].中国经济时报，2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