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门偶拾]偶拾
两种说法各不相同，也各有其偏颇的一面。
其实照我看来，这两句话倒是有机地联系，不可偏废的。
这话何尝不对，因为有些书说真话不多，说假话不少，你倘然完全相信了他，势必上当无疑。
五七年那一阵子，有些人就是太相信书上的话，对照古本，言必有据，结果挣来一顶帽子，几乎不得翻身。
有的人要烧书，有的人要摔笔，虽不属于“吃一堑，长一智”之列，其心是可原的。
不过，如果你读了书真正动动脑筋，把说的和做的对照一下，也许能悟出一点道理，看清人世间的魍魉，不也就是开卷有益吗？照现在的话说，这益，不仅有正面的教育，也有反面的教训。
宋朝有位太宗皇帝，是赵匡胤的弟弟，据说他的位置是哥哥让给他的，然而从他一做皇帝，嫂嫂那样诚惶诚恐的样子看，谁敢说烛影摇红，不是千古疑案。
不过做了皇帝，总是“今上圣明”，毋庸置疑。
宋人江少虞编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有一段引这位太宗皇帝的“圣训”说：“朕即位以来，十三年矣。
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真实之言，固无虚饰。
”看看这几句话，不是非常非常“圣明”的吗？可是有另一本沈德符的《野获篇》中说：“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
”我也看见过这张画，说得粗俗一点，其实是这位太宗皇帝强奸小周后之图。
这个“内却声色之娱”的皇帝，原来是这么一票货色。
倘然只看前一段，那末尽信书不如无书；但倘若把两段都看了，你就懂得在“圣明”的背后又是怎么一回事，不是开卷有益了吗？ 明朝的太祖皇帝朱元璋，他杀戮功臣，是人所共知的，什么胡惟庸案、汪广洋案、蓝玉案，牵涉者几十万人，说实话，要不是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我是不会相信这段历史的。
偶翻《明实录》，却发现此君议论汉高唐宗的优劣时说：“论高祖豁达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记丘嫂之怨而封其子为羹颉侯，怨丰之叛而不封雍齿，不肯以丰为汤沐邑，则度量亦未宏矣。
太宗虽规摹不及高祖，然能驾驭群臣，各为己用，及大业既定，卒皆保全，此则太宗为优也。
”你看，他做的和讲的，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倘在现代，把做的和说的割裂开来，那倒更是家常便饭了，而且很有点青出于蓝，比古人更加高明了，假话连篇，面不改色。
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朋友写的回忆，说他一生“毋负于国，毋亏于人”。
其实据我知道，此君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曾向日本人献过两架飞机，让日本人用飞机向中国人民头上投炸弹。
毋负于国，是那一个“国”呢？如果你不懂一点历史，仅仅看他的文章，也非上当不可。
从这里得到的印证，我以为从正面、反面两方面去读，那末“开卷”是应当“有益”的。
现在一讲读书，有的朋友总想开出一张书单，告诉人什么可读，什么不可以读，好象非要给人规定一条道路，让后来者按着自己的节拍去跳舞，才比较放心。
其实学问之道，不仅贵以专，还要贵以博，你不积累更多的知识，不懂得更多的道理，你是弄不清楚书上所讲的真正内容的。
我们中国历来有一条规定，叫做“为君父讳”，皇帝和老子做的坏事，不能直书，只可用婉辞。
所谓《熙陵幸小周后图》，就是这样的货色。
老百姓一切触犯禁令之事，到了“君父”身上，却变成风流佳话了。
所以，明明是死亡，书上却要写成“仙去”，明明是被放逐或做俘虏，书上却要写成“巡狩”。
那位宋太宗的子孙徽钦二帝，是被金人俘虏去的，坐井观天，穷愁潦倒。
正如徽宗自己所填的《燕山亭》词中说：“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凄凉极点。
但是写史的人却说“徽钦北狩”。
倘用现在的直译，那就是他们到北方打猎去了。
你如果相信了这样的史笔，怎么能弄清楚中国的历史呢？幸而几千年来，“舆论一律”这条道路始终行不通，李斯先生的“以吏为师”，董仲舒先生的“罢黜百家”，都不过是主观的愿望，而许多在野的作品却往往写了一点真实。
比方那幅《熙陵幸小周后图》上，元朝有一个姓冯的学士就题过一首诗说：“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
”虽然他讲的是因果报应，但却道出了宋太宗丑行的真实。
所以，我倒不主张非开一张书目，那些可读，那些不可读，因为任何一本书，如果你用一点心去看，都可以找到点什么的。
有些朋友把社会上偶然出现的事物，归之于某些书本的引诱，如有人去峨嵋山求仙，有人去少林家学武等等，其实这不是读书太多，恰巧是读书太少的结果。
读《红楼梦》便以为自己是宝哥哥或林妹妹，读《水浒传》便想学武松和鲁智深，不能说绝无此事，但毕竟是少之又少的个别现象，不能怪书本的。
薄伽丘的《十日谈》，其实是鞭挞宗教的作品，而有的人却把它当作“淫书”，也正如《金瓶梅》被人歪曲一样，抽掉了现实意义，追求不健康的部分了。
但是总起来说，今天社会上许多做坏事的坏人中，归根结蒂，还是不读书或少读书的人占多数吧。
把有些由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原因发生的现象，归咎于书本，无论如何不太公平。
而要懂得这个不如无书的理由，找到不如无书的根据，却还是要靠读书，读各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