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为大观的楹联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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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阅读了一本文物出版社出版，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制，马韵升先生主编的《中国楹联法书精品选》，不禁让人喜出望外。该书上下两册，大八开本，一共遴选了330名书法家的364幅作品，从书法体例来看，包括了行、草、隶、篆、金文、甲骨文等，以行书楹联数量最多。从楹联作者来看，包括了明、清、民国以及当代著名楹联大家，充分地反映了楹联在我国传承的盛况。

该书右页为楹联图片。印刷得漂亮精致；左页是文字，把作者名号、楹联名称、质地、规格、释文，交待得明明白白，对于联语的出处、款识、钤印、鉴藏印，查找得清清楚楚；对于楹联的说明、作者简介、联语全文的注释、楹联艺术赏评，尽皆详加剖析—并且将何为楹联，其产生于何时，在历史各个时期如何演进、发展、成熟的，阐释得清清楚楚，从而帮助读者破解了楹联的奥秘，豁然开朗，了然于胸。获益颇多。

楹联是一种文学，在中国诸多文学体裁中，是一种最为普及，又最为雅俗共赏的文学体裁。此种文学体裁，阅读的人群最广，几乎每个人都在读楹联，并伴随一生，婴儿刚刚呱呱落地。就为其张贴喜联，直到走完漫漫人生寿终正寝。又为其悬挂丧联。从阅读者学识层次来看，不论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还是学富五车的学者，出门入户也都阅读楹联。从楹联的覆盖面上来看。在中国的土地上，不论是穷乡僻壤的土坯草房，还是繁华大都市的高庙殿堂，凡是有人活动、生活的场所，都有楹联存在。从楹联的内容上来看，喜联、春联、节气联、婚联、寿联、灯联、言志联、名胜联、题赠联，应有尽有，诸如志士的节操，隐士的孤寂，清修的禅说，豪士的壮怀。闺房的欢乐，朋友的勉励，山川的壮美。历史的多变，社会的波澜，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从书法书写的书体上来看，楷书、行书、草书、篆书、金文、甲骨文，无所不有。可以说，楹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为阳春白雪，又最为下里巴人的文学艺术的璀璨明珠。

“楹联”的原始时期指悬附于楹柱上的竖条形木质刻字装饰物。楹为堂屋前部的柱子，古建筑的厅堂，前后常有四根柱子，前两根独立支撑上枋及出檐部分的房顶，俗称“檐柱”或“明柱”，在建筑学上叫楹，因而悬附于其上的木联被称之为楹联。后来人们把楹联即挂着或贴在楹上边的对子。约定俗成为对联、楹联，历史极为悠久。

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在两块桃木板上书写降鬼大神“神荼”、“郁垒”的名字，悬挂在左右门上以驱鬼压邪的习俗。到了唐代，降鬼大神“神荼”、“郁垒”转化成“尉迟恭”、“秦叔宝”。这种习俗持续了一千多年，到了五代以后，逐步经过文人雅士的修饰提高，把汉语语言文学的所有修饰手法几乎都运用到楹联中来，衍化成写在纸、布、木等材料上的对偶语句。这种对偶句内容丰富，用语新颖。生动活泼，词藻典丽，哲理渊雅。要求又非常严格，上下两联字数要相等。平仄要协调，对仗要工整，上下联内容要关联但又不得重复，成为我国精巧别致的文学体裁，全民族喜闯乐见的文学艺术形式。

我国史料记载最早的楹联，《吴越春秋》描述，吴越时。龙华寺僧契盈，一日，侍忠懿王（吴越王钱缪。在位于907—931年）游碧波亭，时潮水初满，舟楫辐辏。王曰：“吴越去京师三千里。谁知一水之利如此！”契盈因题联句“三千里外一条水；十二时中两度湖”于碧波亭亭柱。三十年后，按《蜀祷杌》云：蜀未归宋之前，一岁除日，蜀王盂昶（在位934年—964年）令学士幸寅逊撰词题桃符版于寝门，后蜀主孟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写“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纳”即享受，“余庆”旧指“先代的遗泽”，《易经·坤·文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上联意“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下联意。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以上两幅对联。被人们公认为是我国文献记载的最早楹联。

宋元时期写楹联的文人雅士多了起来，朱熹，苏轼、娄明，赵孟頫、杨元成等，都有楹联记载，民间新年悬挂春联也已经相当普遍，王安石诗中“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就是当时盛况的真实写照。苏轼是早期楹联发展史上一位重要作家。他的楹联作品古籍记载甚多，据北宋张邦基《墨庄漫步》记载，苏东坡在黄州时，王文甫家在东湖，二人经常互访。一年除夕，苏轼到王家，王正在“治桃符”，也就是写春联，苏轼书一联于其上。“门大要容千骑入；堂深不觉百男欢”。说明桃符和春联是同时流行的，有的悬挂桃符，有的在桃木板上写春联。元代书写楹联的作者更加多了起来，据《坚瓠集》载：赵子昂过扬州迎月望赵家，其主求作联，赵盂頫题曰：“春风阀苑三千客；明月扬州第一楼”，主人火喜，以紫金壶奉酬，说明文人的楹联，已经能够换取丰厚的笔墨润资。

明清楹联进入成熟期，出现了很多楹联大家，朱元璋、刘基、解缙、杨慎、祝允明、唐寅、海瑞、徐渭、史可法、董其昌，朱彝尊、翁方纲、梁同书、郑板桥、阮元、林则徐等。明朝初期书写春联成为时尚，《簪云楼杂说》就有这样一段“戏说”：太祖朱元璋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需加春联一幅。太祖并微服巡视，偶见独无之，询之为酶豕苗者，尚未倩入耳。太祖为大书曰：“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投笔竞去。嗣太祖复出，不见悬挂，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蛮银三十两，俾迁业焉。足以说明明代春联之盛，同时也说明楹联亦成为悬挂在厅堂的装饰艺术。

从明代人们开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见的春联，尤其到了明代晚期，文人雅士间兴起了书联之风。无不把题联作对视为雅事，书家乐于以此酬应赠答。到了清代中期书风丕变，文人雅士好将书家以篆、隶、楷、草、行体书写的楹联，当作大雅悬于斋壁。撰写楹联成为时尚，盛况空前，它与书法巧妙地结合，成为中华民族绚丽多彩的艺术独创，并传入越南、朝鲜、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成为国际性的世界文学艺术。

早期的楹联墨迹原件，由于任其历史岁月的零落湮沉，没能保存下来，只能在古籍中寻找记载的联语。到了明代中期以后，人们开始重视它的书法艺术和收藏价值，楹联墨迹原件受到社会所珍藏。让我们欣喜的是，《中国楹联法书精品集》中文彭与董其昌的两幅楹联，被专家公认为世间现存最早的楹联墨迹珍品。萧燕翼先生说：文彭的行书七言联，应是我国存世最早的楹联墨迹，书写得体有法度，咄咄逼其父，为文彭的真迹，十分珍贵难得。

文彭行书七言联：“满庭诗景飘虹叶；绕砌琴声滴暗采”。文彭长州（今苏州）人，为明代“吴门四家”文征明长子，生于1498年，卒于1573年。以明经廷试第一。授秀水训导，官国子监博士，书{去继承家学，篆、隶、楷、行草无一不精，既有其父书法特点。又有古人遗韵，尤其篆隶，明弘治时期被视作“天下第一”。其弟文嘉当时也为艺坛俊彦，堪称“一门三杰”。此联语取自唐代诗人雍陶的七绝诗《韦处士郊居》第一、二两句，“满庭诗境飘红叶，绕砌琴声滴暗泉。门外晚晴秋色老。万条寒玉一溪烟。”整诗描写的是秋景。前两句写院内，后两旬写院外，风光美好。琴韵悠悠。此楹联质地为手绘花卉笺，应为皇家御用，富丽堂皇，又配以文彭的秀美书法，相得益彰，亦显弥足珍贵。作为中国第一楹联墨迹，十分难得。此楹联墨迹曾经被原文化都副部长、著名书画鉴赏家徐平羽先生珍藏。又著录于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玉莲斋藏画》一书，显现其流传有序，不失为难得精品。

董其昌行书四言联：“群居闭口；独坐防心”。此幅楹联与文彭的“行书七言联”相比，虽然在时间上要晚了半个世纪，但董其昌是明清以来影响最大的一代著名书画家，他的书风笔意安闲温和，清新秀丽，自成一体。影响深远，直至清代中期，康熙（玄烨）、乾隆（弘历）都以董书为宗法。董其昌一生书法用力极勤，又享高寿，故传世作品极多。京、津、沪、辽、吉诸博物馆收藏皆有可观。但其楹联法书墨迹，确极罕见，根据现在的查考，可以说此件楹联作品。润中有苍，苍中有润，墨色干湿恰到好处，秀美中见笔力，笔墨中凸显习古功力。既是董其昌书法作品中极致的精品，也是董其昌唯一一件传世的楹联法书墨迹，可以说更为珍贵难得。从联语内容上来看，为一幅朋友间的勉励联。是董其昌写给项圣谟的，教导项圣谟修身养性，平时与众人在一起时，切记不要随意讲话。言多语失，谨防是非。自己独处时，不要有无益的妄想，以防伤身。史籍载，项圣谟与董其昌交往甚密，董长项43岁，项受益颇多，此联语即为极好例证。

而邵弥隶书七言联，应该是我国最早有纪年的楹联：“竹池裁酒邀山简；草阁题诗愧薛能”，款题“庚午嘉平长女祥裔索书”。“庚午嘉平。即明崇祯三年（1630年）腊月（《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日嘉平”）。腊月为每年书写春联的时期。邵弥按照大女儿的索求，题写的这幅楹联。因为邵弥与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增、卞文瑜、李流芳、王时敏、王鉴为“画中九友”，好学多才艺，性迂癖不谐俗，希望女儿也能以古人山简、薛能为范，享受文人雅士的闲适生活。由此可以看出。在当时社会人们相互交往中，求索或馈赠法书楹联，已经成为一种文化交往的时尚。

而一些历史上著名人物的楹联，不仅文采风流，还更有着独特历史价值。如冒襄“草书七言联”，“树吞三径月；采洗一瓢诗”。冒襄生于1611年，卒于1693年。32岁，明崇祯十五年，副榜用台州推官，不就。善书，风流文采，映照一时。家有水绘园。四方名士毕集，与桐城方以智、阳羡陈贞慧、归德侯方域为明季四公子。缘其为明遗老。人清不仕，联语故用典，借古圣，赞贤隐，草书亦极富创造精神，刚柔纵横，纵逸飞动，穷天地事物之变。发喜愕忧愉之情，激情充溢而不失矩度，为冒襄草书精品。此楹联曾经被清代著名收藏家、鉴赏家孙承泽珍藏，又为近代著名书画鉴赏家、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同志递藏，流传有序，十分珍贵。高风翰篆书七言联：“壶尊有酒飨宾朋；钟鼎祈年宜子孙”。高凤翰为扬州八家，以绘画名于世，书法也独具风采，精通篆书，此篆书七言联。凝练道劲，貌拙气酣，富有金石气，与联语内容相配。更显高凤翰文化底蕴的深厚。朱彝尊隶书七言联：“雅有闲衿寻水石；但惊妙语杂风烟”。朱彝尊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尤擅长隶书，官检讨，后入直南书房，此楹联秀逸之处，颇具《曹全碑》笔韵。再加上楹联质地为宫廷手绘描金八宝云蝠纹蜡笺，富丽堂皇，更显珍贵。

吴昌硕石鼓文七言联：“以朴为考古原树；其真自写斜阳花”。吴昌硕为近代中国艺坛承前启后的一代巨匠，一生以诗、书，画、印“四绝”名震海内外。此联在用笔上，行笔、转折果断道劲，线条粗厚，节奏变化丰富，为吴昌硕石鼓文的精品。联语内容上看，吴昌硕的审美取向主张自然美。以朴为秀，联语引自南宋刘辰翁词《六州歌头》“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就更显贴切。齐白石篆书五言联：“大福宜富贵；长寿亦康强”。此楹联是齐白石先生书赠给章伯钧先生的。章伯钧是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光明日报》社长等职务，所以齐白石先生以篆书书写的联语相赠。畅适纵横，大开大阖，具有极强的震撼力和表现力，为齐白石先生篆书精品。孙文行书五言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此联为孙中山先生民国十二年（1923年）一月在同盟会老友谢逸桥家“爱春楼”小住时所书。联语取《孟子·梁惠王上》：“吾善养我浩然之气”“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气也”。手迹老成持重，浓墨大书，豁达从容，风采神俊，为孙中山先生人格的映现。1927年杨永青先生荣任东吴大学（今苏州大学）首任中国籍校长时，订“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直至今日，仍为苏州大学的精神精髓，经典象征。梁启超隶属七言联：“窗外日光飞野马；洞中云气隐琅玕”。梁启超为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此联是为李厚基任福建督军所书。联语上联出自《唐诗纪事·韩偓》，取韩僵因赵崇事贬官去福建赋诗一首中的三、四旬“窗外日光飞野马，案前筠管长蒲卢”。下联出自唐李坤《七律·华顶》颈联：“天外鹤声随绛节，洞中云气隐琅王于”。陈独秀篆书八言联：“山水有灵，亦惊知己；性情所得，未能忘言”。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秀才出身，旧学根基深厚，上联出自东晋袁山松《宜都山川记》。下联取自《宋书·武三王传》。楹联墨迹原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旧藏，篆书体势雄健浑成，十分精彩。蒋中正的行书十言龙门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诚心以求之，诚心以处之”。蒋中正文史修养很高，对于曾国藩著作、孙子兵法等都有较深理解。此联语是蒋中正为其得意门生、国民党上将、宪兵司令张镇所书。读此联语，不仅使我们学到龙门联的格式，看到蒋中正的书法风采与文史底蕴，还能使我们了解到国共合作时期，张镇、张学良两位国民党将军，对国共合作做出的贡献。茅盾行书十五言联：“听九州东风送艳阳，雄文五卷喜出版；看城乡抓纲以治国，四人帮派猛批揭”。茅盾先生是继鲁迅、郭沫若之后新文化运动的又一代表，曾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任文化部部长、中国作协主席等职务。从此联语，不难看出我国在1978年，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烙印。于非圈行书七言联：“风搂高敞风光丽；龙辔迂徐日景长”。此联为于非誾先生以宋徽宗“瘦金体”书写，更加文人气，洵然大家之风。康生草书四言联：“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康生出生书香门第，自幼至老练书不辍，此联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肖劲光所书，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价值。

楹联作者皆为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通过阅读楹联，既能消遣时间，又能欣赏美妙的书法、篆刻艺术，了解作者瑰丽人生乃至对历史的贡献，增加自己的历史知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获益颇多，其乐无穷。

现在，我国正处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期，广大城乡民众对于楹联的需求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加强烈。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年轻人写的《在父亲的春联里长大》文章，讲述其仅有小学文化的父亲，每年都要书写一幅“蹩脚”的春联，坚持了多年之后，终于有了提高。其中一幅“父盼女成风考上清华；母盼子成龙升入北大”。这双身处偏僻山村的儿女，在父亲楹联的激励下用心苦读，皆考入全国重点大学。儿女学有所成以后，其父又书写了一幅“年少盼儿成龙盼女成风双双飞；年老望儿回家望女回家双双归”，让人读后不禁热泪盈眶。感触万分。当前文学艺术界领导单位。对于楹联的继承发展非常重视。与人民群众需要相结合，经常举办充满人文关怀的楹联征集、评比、展览工作。我们相信。这必将对我国楹联的普及提高起到引导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