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与林白水的新闻观比照】 黄远生的新闻思想
邵飘萍与林白水是同处“五四”时期的著名报刊活动家，他们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和贡献。
二人新闻生涯的起点都在杭州，辉煌期都在北京；二人都是我国早期新闻事业职业化的重要推动者：二人都以新闻救国为理想，体现了我国职业报人救国救民、胸怀天下的气魄：二人都以采写独家新闻而著称，采访报道技巧至今仍为新闻业界学习和效仿；二人同为社会启蒙思想家，引导和鼓励民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二人同样都因新闻报道而贾祸，为军阀所不容而被杀害，但都为后世新闻记者树立了职业精神的标杆。
事实上，从他们二人卓越的新闻业务中还可以进一步挖掘出他们独特的新闻观念，而且二人由于在个人经历、价值观念等方面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使得二人的新闻观具有较强的可比性。
邵飘萍与林白水所办报纸，与之前国人办报有很大不同，不再依附于某一政党或利益集团，而是社会公共机构，他们二人也都为专职报人。
邵飘萍在《新闻学总论》中指出：“新闻纸即为社会公共机关，同时也为国民舆论之代表。
”他还进一步指出了实现报刊国民舆论代表的途径：一方面，新闻事业作为社会公共机关，与任何国家机关一样，具有平等、独立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可加以压制，否则，就是不承认言论机关的独立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报纸应发表社会各方面不同的思想言论，以使读者开拓其思想和眼界，得到各种思想参考。
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吗?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
”林白水明确提到报社为公共言论机关的是在1925年的《社会日报》上，1925年7月3日，他在《社会日报》副刊《生春红》上登载《林白水卖文字办报》的广告：“《社会日报》自出世以迄今日，已满三年，耗自己之心血，不知几斗；糜朋友之金钱，不知几万。
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 都以探求真相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
新闻事业的社会公共机关性质要求新闻记者必须从非党派、非团体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最高理想是传播真实、真相或真理。
林白水有一句名言：“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
”他强调了新闻工作者应该不受任何机构和利益团体的控制或影响，必须忠于事实，不作虚假的报道和宣传。
邵飘萍也十分重视新闻报道探求真相的原则，“凡事必力求事实真相”。
他在《京报》上说“本报刊载新闻向极慎重，不肯随便乱来”，并且以“探究事实不欺读者”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
他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一书中指出，“证明记者之不偏不倚，唯以报告真确消息为天职”。
1916—1918年，邵飘萍作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以“记事实录不掺假，状人如生为本来面目”为信条，撰写了一系列“北京特别通信”。
这些通信都以尽可能地提供给读者详实、可靠的事实真相为目的，一时成为各报效法的对象，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风气。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使国人办报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政论本位”的道路。
林白水和邵飘萍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都怀有“新闻救国”的思想，企图通过新闻言论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
引导国民爱国救国、宣传革命是林白水办报的主要目的，他在1903年《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就直接表明了这一目的，“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人们、个个明白，个个增长见识，增进学问，那中国就着实有望了”。
从林白水的新闻作品中也可看出，新闻只是其论政的工具，他的新闻作品基本上都是言论与事实相结合，并且时常是言论成分重于事实成分，有时甚至全篇评论，以表达自己的救国理想，很少有纯粹的新闻报道。
邵飘萍虽然也抱有新闻救国之志，但随着对新闻认识的加深，他的新闻本位意识逐渐增强。
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的第一句话就强调了新闻的主体地位。
“报纸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叉最有兴味、最有关系的各种消息，故构成报纸之重要原料厥惟新闻”。
邵飘萍认为报纸虽然要以新闻为主体，但并不排斥言论，只不过需要遵循西方所倡导的新闻事实与评论分离的原则。
“记者之职务，只在供给消息，若评论则评论记者之事也。
……记者之报告消息，纯为客观的调查所得之实状，而不以主观意志左右之。
”0在考察和分析各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邵飘萍指出：“世界新闻事业之趋势，基于‘以新闻(News)为本位’之原则，故外交记者之地位有蒸蒸日上之势，虽各国之程度不同，而进步之趋势则一。
……由是言之，世界无论何国之新闻。
即幼稚如我国，发达如欧美，实皆同一渐以纽斯为本位之原则。
邵飘萍非常重视政治军事新闻，他自身最擅长、最感兴趣的就是时政新闻的采写。
《京报》就是以政治军事新闻取胜的，它每天均有四版新闻，其中两个版用来刊载政治、军事、外交消息，以国内外大事和上层重要人物的活动为主要内容，一个版是社会新闻，一个版是综合消息。
由此可见，邵飘萍办报的读者对象是以士大夫、官僚等上层知识分子为主，邵飘萍对上层政治新闻的关注是他精英办报思想的直接体现。
在邵飘萍看来，报纸应该掌握在精英知识分子手中，同时也应该主要为精英知识分子服务。
邵飘萍的这种精英办报思想是从梁启超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邵飘萍青年时期就喜读梁启超的文章，在报刊思想和报章文风上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
但林白水办报所设定的读者对象与邵飘萍完全不同，他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时，一反当时主流报界只关心上层政治，把视线转向社会下层。
“举人生日用社会消息，无不笔而出之”。
此外，他也没有使用文言文或半文半白的时务文体来谋求上层社会的认同。
而是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启迪和影响下层百姓，林白水堪称中国报刊白话第一人。
他认为，只有语言通俗化了。
报刊才能大众化，才能成为与“百姓”交流、沟通的工具，才能真正发挥启迪民智的作用。
同时，林白水还把报刊的平民化与媚俗化区别开来，在《杭州白话报》的创刊启事中，林白水就这样写道：“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白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
我不满风花雪月，也不像别的报纸那样，捧戏子或歌颂妓女的美丽风骚。
我只是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
这就是纯粹的现代白话汉语，通俗易懂，毫无之乎者也。
它特别强调报刊应该不受政府的干涉并且对政府进行监督。
报刊应该成为公众充分了解信息和充分表达意见的平台。
林白水深受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影响，1904年他在《中国白话报》上撰文《国民的意见》指出，报刊是“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与林白水一样，邵飘萍早期也深受自由主义报刊思想的影响，但是，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邵飘萍逐渐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宣传者，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方汉奇先生通过调查和走访，对邵飘萍的共产党员身份进行过确认，他说：“我同意这样的说法：邵飘萍是共产党员――中共秘密党员。
”五四运动后，邵飘萍主编的《京报》成为北方宣传新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如1923年报道支持“二七”罢工斗争；1924年起报道赞成国共合作；1925年“五卅”运动中，拒登英、日商的声明和广告，大量刊登民众反帝斗争的新闻、评论和图片；详尽调查报道“三—一八惨案”事件真相。
由此看来，邵飘萍的新闻思想也开始逐渐向马克思主义的党报思想转变。
通过对邵飘萍和林白水新闻观的比照，可以看出二人的新闻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体现出了他们对新闻事业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积极探索和执著追求。
当然，他们二人的新闻观都有着深深的时代烙印，有一些不成熟甚至矛盾的方面，但对于今天仍在进行新闻事业职业化和专业化探索的中国新闻业来说，邵飘萍和林白水的新闻观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