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五牛图》随想 百年五牛图
拿到样书，颇有些感慨。
这是我编辑生涯中耗费心力最多的书，从申报选题到审查，从版面设计到付梓，可谓好事多磨，一波三折。
和作者梁由之的交往，可以追溯到2005年，他那时正在写《百年五牛图》中的蔡锷。
那时候我还在以前的出版社，被派到北京的出版中心，正要雄心勃勃地想在文艺图书方面做出点什么动静。
龙子仲先生，吾师也，把梁兄的这篇文字推荐给我。
拜读之下，觉得他是有心得的，因此有心想做这个选题。
和梁由之通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写这个，只是玩玩，什么时候能写完，还在未定之数。
于是就此断断续续保持一点联系，一晃眼就是两年多。
北京的事情确实也难做，一个选题，只要略有创新和风险，大家拿来闹哄哄地一阵议论，名日选题讨论会，七嘴八舌，最后常常就是不了了之。
如此之后，稍有难度的选题，也就不敢再碰。
我终于在2007年改弦更张，投在广西师大出版社门下，而此时，梁由之《百年五牛图》也终于写到了鲁迅这最大一牛。
于是出版此书一事，重新提上议程。
我这人做事，一向比较保守，加之在以前的出版社受限制惯了，所以养成了向作者约稿时从不把话说得太满的习惯，说是畏缩也好，说是谨慎也好，总之，是不敢拍着胸脯说话的。
《百年五牛图》一书的选题，社长大力支持，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但接下来这书稿所遇到的困难，却还是出乎了我的意外。
当时，我把《关于林彪》这一部分请有关人士预审，得到回答说没有问题后，才对梁兄说这个选题我做定了。
谁知等到正式报批，负责审读的人几经变换，谁都不敢下结论，审读部门不说不让出版，也不说让出版，令人捉摸不透。
行内人士，对此大多深有体会的吧!最后，和龙子仲师商量了一个办法，对此部分内容加以处理，由他亲自加一个按语。
如此一办，倒也正好幽了一默，算是编辑过程中郁闷中的乐趣。
关于林彪，确实有些话可以说说。
查当今的《中国共产党简史》，对于“九一三”那一段历史，是如此表述的： 九大结束后，林彪集团的权势膨胀到顶点，同江青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矛盾急剧上升。
他们担心江青集团的势力有可能超过自己，林彪的接班人地位会发生变化，因而妄图提前“接班”。
1970年8月，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江青两个集团长期以来不断积累的矛盾集中地爆发出来。
林彪集团的图谋及其宗派活动被揭露并受到批判后，毛泽东采取一系列措施削弱林彪集团的权势。
林彪的儿子、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召集他的秘密小组织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毛泽东、周恩来机智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9月13日，林彪等人乘飞机仓皇出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
党史里如此这般地载明，可见那是一场权利集团间的争权斗争，并不存在什么反党反毛主席的“反革命集团”以及未遂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云云，其主持者也并非林彪。
明眼人也都可以看得出，所谓“林彪集团”，其具体操作者也不是林彪自己。
他所应负的罪责，当然也难洗刷得掉，不必违言。
党史里的这一种表述虽有它的微妙之处，态度却并不含糊。
现在民间流传着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一说，是“文革”结束后对那一集团定性的余风。
2008年8月华国锋去世，党对其评价中提到“林彪集团”而不加“反革命”三字，有心者大为兴奋，殊不知党史里早已经那么定论了。
做完这一本书，我才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中国，写史者，尤其是写近代现代史者，不仅仅是需要能力的问题，还需要资格。
所谓资格，就是那个话语权在不在你辈手里。
这是题外话，不必多说。
编辑《关于鲁迅》部分，也是感触良多。
龙子仲师此前刚刚出版了《怀揣毒药，冲人人群――读《野草》札记》一书，正好可以拿来与梁文参读。
为查证一些资料，又上网搜索一阵，搬出手边那套《鲁迅全集》来，有很多新的体会。
一些零碎的感想，便写在了《鲁迅为什么还让那么多人害怕》一文里，算是编辑的副产品。
骂鲁迅者，80年来不绝，可惜都没骂出个什么新鲜，无非今日“听说”，明日“推理”，大抵离不开谩骂与人身攻击。
吐几口唾沫，以示自己的高明，实在无聊也无趣。
我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鲁迅还这样让好些人不爽。
不向他吐几口唾沫心里就不舒服呢?经我的考证，那结论是：鲁迅挖了他们的祖坟。
揭了他们的面皮。
去读一读鲁迅的文字，便能明白这一点。
现在骂鲁迅的人，也还是那么两类，一日西崽，一日遗老遗少。
“西崽”，如今已经换了个称呼，改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
遗老遗少呢，现在已经是较为吃香的传统文化拥护派。
对于这一点，梁文剖析深刻。
文笔也够老到。
《关于鲁迅》是为《百年五牛图》的首牛，却是最后成篇，差不多占了本书三分之一的篇幅，可见作者对此首牛是多么在心。
本书之另外三牛，蔡锷、张季鸾、陈寅恪，其为人为事，就我孤陋寡闻所知，是散见于秩文野史，新时代里在平时报章上看到的也是那么一点逸事传闻。
看过一本《王云五传》，知道了张季鸾这个人。
梁由之以“国士精神”概括其，是很有见地的。
张氏一方面很具有现代精神，一方面骨子里还是士大夫的气质。
而其所创《大公报》之“不党不私”之宗旨，却既是一种理想，也是一种坚持，为后来媒体人的楷模。
陈氏之“不党不私”，虽是借之域外，但在中国的语境里，视党与私性质相同，是多么的有见地。
蔡锷作为再造共和第一人的功绩，是史有定论的。
但是作为传奇人物，后人更多关注的是他的艳史。
记得有一部电影叫《知音》的，讲的就是他与京城名妓小凤仙的故事，当年轰动一时。
这样的故事流传，一时蔡锷的艳名压过了功名，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是很得当的。
梁氏行文那种一气呵成的神韵，我是很欣赏的。
这也是本书值得一读之所在。
至于陈寅恪之特立独行，传奇极多，有些已近乎传说，《百年五牛图》中对此作一梳理，很有拔开云雾之功。
去与留，于陈氏而言，实在与党见毫无关系。
寓居岭南，远离王气，这也正是陈氏的高明之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于“党“于“国”何干?后来者为否定现行的某些东西，大唱民国的赞歌，实在是相当幼稚可笑，骗骗没有见识的“自由”派的拥趸者也许还有点用，要拿来欺世，却未免也太少瞧了人。
为此书做设计的两位美编，也是社里的得力入手。
封面初出的七个方案中。
有三个让人难以取舍：放弃其中哪一个都觉得可惜，却也不能把三个的优点都集中到一个上来，那样可能就成了大杂烩。
曾经听吕敬人先生讲课时说过，平面设计艺术，就是一种(产生)遗憾的艺术。
从封面到内文版式，编著双方步步沟通，我相信我们都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编辑过程中给我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也令我感激。
当然，还有在背后支持我的领导。
在《百年五牛图》面世之际，写下这些文字，算是放下了胸中的部分块垒，松了一口气。
我相信，我的喜悦之情，是与作者等量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