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是解开教师“镣铐”的“钥匙”

据《中国教育报》报道，不久前，成都市太平小学副校长刘小刚接到传达室门卫递给他的一封信，刘小刚拆开信，只见上面写着：“尊敬的各位领导和老师：你校四年级（3）班的叶彩蕾、李佳莉两位同学，在上周末主动打扫西藏空军留守处家属区一单元的楼梯间……这样的同学值得表扬，也感谢学校领导和老师培养出这样的好学生。”署名为：留守处家属区一单元凌女士。刘副校长拿着这封感谢信连问8位教师这是一封什么样的信，结果却惊人得一致，都认为是家长的举报信。为何一封小小的匿名信竟让教师们如此胆战心惊？笔者以为，最根本的原因是现在很多教师内心的焦虑和恐惧感越来越强烈。这种焦虑与恐惧来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一些媒体畸形的舆论关注压力，导致家校对立。在媒体上常见的是体罚学生、教育乱收费等大量的负面报道。媒体报道的这种负面事件，有些是个别现象，但在媒体的刻意渲染下，却给公众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暗示；这种负面事件，有些是体制性问题造成的，与教师无关，但在媒体的强势攻击下，却认为学校和教师就是罪魁祸首，导致许多家长的“仇校情结”和“恨师情绪”。

二是整个社会畸形的学业评价压力，让教师如履薄冰。目前，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地方，仍是以高考、中考成绩为唯一的评价学校、评价教师的标准，导致分数成为师生、家长共同的追求目标。而这种追求目标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并不能保证每个学生都达到家长理想的境界，于是一些不明事理、不讲道理的家长便把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向教师这一边，甚至采取集体找校长的方式罢免教师。

三是一些家长畸形的亲子心理，让教师无法正常管理学生，对一些素质极差的家长心存畏惧。现在的孩子，基本上是独生子女，许多父母在家惯着孩子，在学校也不能让孩子受到半点委屈。一旦孩子受到批评，哪怕是极为正常的批评，他们竟然采取报复行为。比如，2006年，铜川市耀州区南街小学三年级语文教师邱淑娥将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张某“教育”了一顿，学生家长就率四人将邱老师殴打致死。2007年，南京市竹山小学四年三班英语女教师毕萍，中午在校午休期间，被本班一学生家长拳打脚踢，打落牙齿一颗，嘴唇打肿，额头打肿，腮内打裂，缝了六针，血流满地。

上述三个原因导致教师的焦虑与恐惧日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不敢相信家长，不愿接近家长，也因此丧失了作为教师最起码的自信心，从此“戴着镣铐跳舞”，变得小心翼翼，敏感异常，把感谢信当成举报信也就不足为奇了。

笔者以为，不让教师“戴着镣铐跳舞”，单靠教师个人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最关键的是校长的力量。在此，有两点至关重要。

第一，校长要与家长密切沟通，促使家长换位思考，理解教师的辛苦与难处。比如，有一年开学初，一位校长给全体学生家长开家长会，诉说教师的种种辛劳，并真诚邀请一些有条件的家长在学校跟教师上几天班。一些并不相信教师有多累的家长果真跟班作业，但他们只坚持了三天，就叫苦不迭，称精力透支，大叹教师确实辛苦，为了孩子真是操碎了心。有了这种亲身体验，他们对教师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前不能容忍和不理解的事，也能理顺了，而且对孩子的教育也更主动、更注意方法了。

第二，校长要与教师密切沟通，促使教师重拾“家访”这个法宝，与家长保持信息的真正畅通。随着通讯工具的广泛普及和应用，家访正在从教育的舞台上逐渐淡出，但是，信息再发达，也抵不上一对一面对面的家访，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有82%的家长更愿意面对面的家访交流，家访的力量在信息时代并不过时。

以成都十七中为例，2006年，该校在校长曾成彬的倡导与带领下，掀起了“百名教师访千家”活动，得到了家长、学生和社会的高度赞同。该校高三（二）班是一个由年级倒数47名组成的新班级，在47名学生中，单亲家庭有12人，离异家庭有23人，处于城市边缘的有36人，低保有4人。通过无数次家访，一次次地感动着学生，感动着家长，甚至感动着学生的邻居、亲戚，增进了师生、教师与家长的情谊。经过一年努力，这个全校公认的“烂班”成为学校的先进班集体，全班无一学生流失，成绩也突飞猛进。

一封感谢信被教师们误认为家长的举报信，折射出的是教师与家长的极度不信任和教育的极度不和谐，而且这种不和谐代表了一种普遍心态、普遍现象，直接导致教师们“戴着镣铐跳舞”，最终受损的是中国的教育，是中国的孩子，是中国的未来。真正能解开“镣铐”的“钥匙”，就是我们的校长，只有他们，才能让教师在教育的舞台上做真正心无旁骛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