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劳模现象”:劳模精神
“劳模”主要指工农业战线成绩突出的人物，和“战斗英雄”配享同一级待遇。
这一称号在1949年以前的中共根据地就有，比如延安的吴满有。
新中国成立后，劳模成为更加引人注目的群体。
劳模各地都有，但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
他们人数多，地位高，登上政治舞台早，在位时间久，有的从根据地一直贯穿到解放后整个历史时期。
笔者所在的山西省，劳模尤其多，如合作化时期的李顺达、申纪兰，学大寨时期的陈永贵、郭凤莲，我的晋南老家出过植棉模范吴吉昌，还有武侯梨、曲耀离等。
“文革”中，西北国棉一厂工人吴桂贤、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都当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至于申纪兰，迄今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然而，一些劳模也有以下特点：体力劳动者；文化程度低或者索性不识字；没有专业背景；由劳模身份进入各级党政权力机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历次政治运动、政务活动中常有他们的身影，在“文革”中，更成为“学习最高指示，宣传最高指示，捍卫最高指示”的模范。
有的还狂热地投入批判斗争，像山西的陈永贵、王传河还深陷派系参与武斗。
一些劳模的命运浮沉，发人深思。
他们中的一些人缺乏独立思考，也缺乏认识社会的水平；在专业领域，有的也并不具备领袖的资格；在公共领域，面对社会问题，他们尤其没有发言的能力。
但遗憾的是，如今好些地方依然在复制着这种“劳模治国”的思路。
改革开放初期，陈永贵由于思想不通，公开或私下曾多次向华国锋进言，阻止邓小平出山。
这个态度，说明了他对改革开放的不满和抗拒，从这时起，大寨已失去了引领中国农村走进新时代的先进意义。
按说时代造就典型，西部的广阔天地，并非没有建设富裕文明新农村的新典型，但当时一些领导人依然把希望寄托在“老典型”身上，陈永贵之后，选择了郭凤莲。
各级政府出手援助，大寨的民营经济很快发展起来，尽管还有些国家怀抱里吃奶的意思。
西沟的情况和大寨类似。
其实西部未必没有自己的“华西村”，没有自己的“义乌市场”，站立潮头引领新一轮经济腾飞的作用也远远超过“老典型”，可是“新典型”的作用就是无法充分发挥。
不久前我到过甘肃定西的大坪村，“文革”前，大坪是甘肃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村里的女劳模也是大名鼎鼎的“大寨式英雄”。
“文革”后大寨风光不再，女劳模嫁了一个县里干部，搬到县城居住，从此无声无息。
当地干部看到大寨复活，对女劳模锁在深山备感惋惜，这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大寨在“文革”中的负面作用有目共睹；“文革”后再次崛起，世人议论纷纷，多有微词。
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样本，实在不值得那么留恋。
劳模现象告诉我们一个隐忧：我们的某些领导干部，还是习惯于把管理社会看作是“牧民”、“治民”，他们喜欢顺从听话的“紧跟派”；喜欢让歌功颂德的代表占领政治舞台，以免听到刺耳的音符。
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应是对话、监督的关系，当代表不应是谁的恩赐，当上了就要心系群众，而不是只懂得恭维。
那些号称自己从不投反对票，只投赞成票的代表，自觉解除自己的批评监督责任，令人不可思议。
任由这些不作为的代表、委员尸位素餐，人大、政协参政议政的功能必然大打折扣。
当然，这其中一个关键环节，还是选人的眼光。
什么样的人应该重用?是木讷老实言听计从，还是卓见敢言面折廷争，这涉及人才评价体系的建设，当然不是一日之功。
何况这其中还常常不免遇上“你到底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腔调，遇上部分官员“和政府作对就是恶”的施政思路。
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用对人、用好人仍任重道远。
辛亥革命创建共和，臣民人格开始受到质疑批判，出现了初步的公民行为。
嗣后，公民意识的传播、构建，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成长过程，其中几经曲折。
公民权力理念的核心，是“国民为母，政府为子”，政府依靠民众监督施政，公民有权约束政府行为，防止权力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