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禾禾事件【穿越“浮名”记者眼中的李肇星】
老老实实说话,实实在在做事,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信条。
平民情结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透露,他在政治逆境中曾怯懦过,生活拮据时曾刻意低头看地,渴望捡到一两枚别人丢下的硬币。
大人物也有不大之处,正是这一点,令李肇星觉得更爱这位北大老师兼山东老乡了。
“中学时代,有一次娘提着饭菜来学校看我,但我不懂事,怕在同学面前丢面子,硬把她拒之门外。
娘从来没有上过学,这是她唯一一次能跨进校门的机会……” 有了中学时代的这件事,李肇星终生都把是农民的后代看作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他说给唯一的儿子起名“禾禾”,就是为了让他记住自己是庄稼人的后代,终生热爱自己的故土。
1963年12月30日,李肇星被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
当时,许国璋教授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在发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肇星同志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孩子,身上有很多农民兄弟的优点…… 浓重的平民情结,使李肇星在考虑问题时总能站在老百姓的角度。
有一次他因为声带息肉住院,面对良好的医疗条件,他首先想起的是曾祖母看病的故事:他的曾祖母是一位农村妇女,92岁上还给家人缝补衣服,93岁第一次用药――是李肇星替她到离村子三里路只有一名赤脚医生的公社卫生所,花1角5分钱买的一瓶止咳糖浆。
当时,曾祖母喝了后说:太甜了,太贵了,别再买了。
有一次,国内某大学研究所所长呼吁取消中医,还指责他不科学。
李肇星对此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他说,在农村,一大半患病农民住不起医院,不少人只靠较便宜的中草药治病,“听起来吓人的学术研究,也应把百姓疾苦放在心上,否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
但是,部长的专车在他看来只是一个交通工具。
必要时,部长的腿也会“亲自”走路甚至骑自行车。
他透露说,有一个周末临时加班,因为司机住得远,他就跟邻居的女儿借了辆自行车,骑了25分钟到外交部门口。
遗憾的是,他当时顺手把车锁在外交部围墙外的一块空地上,结果自行车被偷走了。
为此,他特别留意到家门口张贴的公安机关的温馨提示:千万锁好车,严打偷盗自行车的犯罪行为。
他说:“这样的标语在国际上太那个了,衷心希望这种标语以后再也不需要。
” 大约45年前,李肇星大学毕业后在当时的北京外语学院翻译班进修。
那段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经济困难,学生们吃饭都要凭饭票,有时候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愿意告诉外国老师。
后来一位叫克鲁克的外国老师知道后,主动教他们“粮票”的地道翻译,而且安慰大家说:英国在二战后也曾供应短缺,人们要排长队领取食物。
那时候,同班同学大都家庭经济困难,有时碰到临时任务做翻译都要到外交部行政司借西装,但行政司无皮鞋可借。
有一次,一位同学到人民大会堂做翻译,一身西装,打着领带,脚上却蹬着一双球鞋。
有人议论:这种打扮不伦不类,但克鲁克却为自己的学生辩护说:好皮鞋不如好翻译。
“我一直把他教给我的做人处世的话记在心上。
”李肇星说。
平常心态 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后,李肇星推迟了回国述职的行期,连续在美国最大的6家媒体介绍我国政府和人民的严正立场,近5000名美国朋友先后写信给他表示支持。
面对各方的好评,他在自己的小本本上写道:“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
” 美国一位女教授曾评价李肇星平易近人,在美国民众中很受欢迎,“天使能够飞翔,是因为她们把自己看得很轻”。
李肇星听后颇受感动。
他说,一个人最难的是平常心,在任何时候,都别以为自己是什么,有多么了不起。
据传,某部委有一次自我考评,不少干部都写上“有时有急躁情绪”的缺点,无伤大雅,甚至近似优点。
李肇星说,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这样填过表,直到后来当了外交部党委书记和部长后,“才不好意思这样应付自己了”。
在很多文件里都喜欢用“圆满成功”这样的话,李肇星说,除了礼仪场合的外交辞令外,他一直反感这种过头话。
“有的司在内部工作总结上写什么圆满完成任务,访问圆满成功。
不送来看也罢,印了也就印了,再修改浪费纸张和印刷工人的劳动,但是凡是让我审批的,则统统划掉‘圆满’二字。
”他说。
让李肇星比较反感的词还有“亲自”。
“领导无论干什么,往往都要加上亲自、亲临,等等,这有挑拨领导和群众关系的嫌疑”。
李肇星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某农民亲自听乡长报告、某士兵亲临战场打仗、某同学亲临食堂吃饭等话呢? 做了近半个世纪的外交工作,李肇星却有点看不惯一些“洋词汇”,比如“拜拜”――尤其是在充斥报章的书面语言里。
他说:“中文里不是没有‘再见’一词,不必莫须有地出洋相。
” 1986年,李肇星作为新闻官访问意大利,席间看到邻座一个大胖子,领带也没有扎,很洒脱,就向他问候并询问他的大名,对方很惊讶,原来那人就是世界著名男高音帕瓦罗蒂。
李肇星并没有因为没有认出这位大名人就感到难为情,他们真诚地交谈,很快成了朋友。
帕瓦罗蒂当时正好即将到北京演出,就提出要赠票给他,李肇星想到演出的时候他正好不在北京,就拒绝了。
事后很多朋友都说他“傻”。
他说,当学生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懂,后来当了外交官却常常惊叹自己的幼稚。
“一位很有些名气的外国记者曾告诉我:他第一次访华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觉得学了不少东西,回国后便写了本关于中国的书。
后来连续在中国住了两年,却不敢轻易下笔了。
” 真话最难 一个周末,李肇星和同事一起进行羽毛球双打,对手是一位下属和他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
大约是为了不让部长太丢面子,那位下属开始巧妙地喂球,假装频频失误。
女儿发现后大怒,质问爸爸:你们外交官怎能这样打球?李肇星再三道歉,并做了深刻检查。
还有一次,李肇星下班后到一个老同事家,商量如何给他们合写的论文定稿。
想到老同事有个可爱的小女儿,便顺路买了几个苹果。
告别时,孩子的妈妈问孩子:叔叔送的苹果好吃吗?孩子说不好吃。
大人们就引导孩子说:那么大的个儿,颜色又红,怎么会不好吃?孩子却仍然说:不甜。
大人继续劝道:看你都4岁了,这是叔叔送的苹果……孩子抢白说:“4岁,苹果就好吃吗?叔叔的苹果就一定好吃吗?”看到这一幕,李肇星说,他自己忽然觉得没有勇气正视孩子的眼睛。
李肇星和国际友人打了多年交道,在他看来,多交外国朋友的一个好处是:个别国内朋友会当面只给你说好听的,而外国朋友一般在谈我们的缺点时会更直截了当,甚至会稍加夸张。
“比如,有一次陪克林顿总统访沪,他曾私下告诉我:上海的礼宾接待比中国其他几个城市先进一二十年。
我问:包括北京吗?克林顿笑着颔首。
他可能指上海陪同人员少,菜单短,不劝酒,浪费少。
”李肇星说。
李肇星也注意到,很多时候一个本来有些荣耀的事实被过度包装,反而显得廉价。
他拿名片举例说,一位同志的名片在“副处长”职衔后加括号,注明“正处长长期不在”;一位副局长名片在括号内注明“享受正局级待遇”……而美国人的名片更加注明突出所在机构和企业,值得玩味。
作为外交部曾经最资深的发言人之一,李肇星说,世界上最难也最受欢迎的事之一,就是说真话,把真话说清楚,说准确。
“不能埋怨记者的问题偏激或刁钻。
记者有提问的自由,怎么答则是你的自由。
说真话的自由空间太大了。
” 有一次,美国记者问:听说你们国家进口的一架大型客机被装上了窃听器,你对此有何评论?李肇星压根儿没有听过这事,这时,他只能“说点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进口商品,是要付费的,我们未付款的东西,也不希望别国免费赠送。
” 谈到对自己的期望,李肇星说,他希望自己不是什么官儿,不是什么诗人,而“永远是母亲和祖国的孩子,老师和知识的学生,亲人和朋友的普通亲人、普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