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运动的总检阅
摘 要：本文试图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对《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进行研究，通过对其编辑构想、组织策划、成型出版的描述，重点分析其历史文化语境、文学思想与文学史意义。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诞生于1935年，是一部由鲁迅、茅盾等编选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理论和作品的选集，全书共分十大卷，按照文学理论建设、文学论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史料索引等分类编选，蔡元培作总序，各编选人分别作各集导言。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第一部大规模的文学总集，《大系》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新文学史料、多元丰富的文学史观和翔实的史实，而其特定的编辑体例更是对后世此类文献的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让人意料不到的是，该部文学总集的主编赵家璧先生时年年仅27岁。他是如何把胡适、鲁迅等一些当时文坛的大人物及代表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集结在自己“麾下”，从而出版了《大系》这样的经典之作呢？本文力图通过《大系》的诞生，探究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不同寻常的文化意义。
一、《大系》的缘起。
（一）《大系》出现的历史文化背景。
经典无疑是特定历史文化语境的产物。《大系》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性的文学选集，它的产生必然与30年代的历史文化语境密切相关。“五卅”运动后，大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急速加快了中国新文学的裂变，新文化阵营迅速分化。刘半农远走欧洲，钱玄同专事考据，周作人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塔，文学革命时代的风云人物胡适也转而躲进了书斋。1928年“革命文学”登台，其批判矛头直指五四，对五四启蒙文学进行彻底清算。在“革命”的强势话语迫压之下，“五四”文学革命时期重个人、写人性、争自由的启蒙话语成为落伍的、被检讨反省的对象。而更为严峻的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进一步加强了文化领域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控制，恢复了对儒家孔教的崇拜，推行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政策。尊孔读经的复古逆流也一时泛起。在这样的特定文化背景下，捍卫五四新文学成果的行动成为历史的必然。
27岁的赵家璧是沐浴着“五四”的风雨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虽然没有赶得上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其所汲取的全新的文化养料却使他最终继承了“五四”的精神，并立志于将之发扬光大。1933年，当他在内山书店翻看出版目录，发现目录中有一套日本创作文学的文库，按时代先后编成完整的一套。对五四文学进行大规模的编辑、分期和编纂选集的念头由此而生。赵家璧的天才设想得到了良友出版公司的大力支持，《大系》为赵家璧实现梦想，成为出版业最出色的编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历史的偶然和必然恰到好处的结合在一个点上，《大系》的诞生除了赵家璧的创造性构想和努力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套书顺应了要为新文学的发生“作史”的需求，也正好满足了先驱者们将自身在新文学草创期“打天下”的经历和业绩进行“历史化处理”的欲望。[1]。
二、《大系》的诞生。
（一）编辑构想。
赵家璧首先对“五四”以来出版的现代文艺书籍和期刊进行过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发现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已有定评的新文艺作品很多，但各处分散，读者其实很难觅齐。如果能够编选一套经过系统清理和筛选的丛书，对后世研究初期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应当是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赵家璧决定把散见于当时文艺期刊、报纸副刊以及个人文集中的文艺作品分编成小说集、诗歌集、散文集等等的汇编。
赵家璧开始酝酿编纂《大系》时，就找到郑伯奇商讨，并通过他得到了很多作家的帮助。可以说，编辑构想是在一大批文学名流的共同酝酿中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的。首先是选稿的起讫年限。据赵家璧后来回忆，当时阿英主张从五四到五卅，但郑振铎对此有不同意见。一时相持不下，赵家璧只好写信请教茅盾。茅盾在写给赵家璧的回信中明确表示：定自“五四”到“北伐”，即1919—1927，但事实上，有许多重要理论文章是发表在“五四”以前。所以从1917到1927，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最终，赵家璧采纳了茅盾的意见，选稿的起迄年代定为1917—1927年。[2]其次是选收的作品范围，是对有关“文学革命”资料的全面整理收录。两大编选原则的确定，获得了各位作家的普遍认同和积极参与。
赵家璧非常注重吸收外国出版物的长处。关于这套书的命名，赵家璧提议不用丛书之名，而用日本出版成套书中常用的“大系”一词。他与施蜇存、郑伯奇商讨时得到了两人的热烈赞同。与良友图书公司老板进一步商议之后，书名就定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至此，《大系》的编辑构想基本成型。
（二）策划与组织的大体过程。
《大系》的编选者和整体框架是在赵家璧和郑伯奇、施蛰存、茅盾、郑振铎、阿英等群体策划中不断改进而最终确立的。
茅盾在1934年4月号的《文学》书评栏里曾提及，当他读到1933年出版的王甫所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就产生了一种想法：这是研究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本著作，作者用意虽好，结果却失败了。赵家璧整理新文学的编辑设想正好切合了茅盾的愿望。茅盾也为赵家璧的《大系》提供了编选原则、具体内容和主要编选方式，在具体策划之时，茅盾还针对《大系》提出了很多自己的见解。比如《大系》的副标题《第一个十年：1917—1927》就是在茅盾的建议下才解决了选稿年限的争论的。茅盾还对小说部分的编选分工问题提出了重要建议，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十年的文学作品，短篇小说分量最多，可考虑按文学团体分编三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各编一集，这两个团体以外的以《语丝》、未名社等为中心又编一集，这样各有其特点。”[3]对于散文集的内容分工和编选者，茅盾认为请周作人编选一卷散文集是可以的，散文的分工较难，将来由郁达夫和周作人自己去商议。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可行的。
施蛰存的建议使《大系》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他认为这样一套大书，单选作品是不够的，前面应该有理论文章的结集，后面应该有史料的结集，史料可请阿英担任。郑振铎在此基础上提议理论部分应当分为《建设理论集》和《文学论争集》两册，前者选新文学最初发难时期的重要理论，以及稍后一个时期比较倾向于建设方面的理论文章；后者着重于当时新旧两派对文学改革上引起的论争，以及后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之间的论争。
《大系》的编辑设想因为切合时代的需要，茅盾、阿英、郑振铎、郑伯奇、施蛰存等一批新文学作家迅速参与到《大系》的策划中，他们的参与和支持使得能手汇集、分工明确。经过共同努力，《大系》严谨而宏大的整体框架确定下来。
阿英当时正在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做整理研究的工作，并收藏有大量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书刊，他的藏书为《大系》的编选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支撑。《史料·索引》集的编选工作亦由其担任。郑振铎有感于当时的复古逆流，认为编选《大系》有着非常切实的现实意义，他除建议胡适编选《建设理论集》外，自己还主动承担《文学论争集》的编选。茅盾担任小说一集的编选，大家在商议中一致瞩望鲁迅编选小说二集，虽然曾受到国民党图书审查会的干扰，但通过赵家璧的斡旋，最终得以成功。小说三集由郑伯奇担任。诗集原定由郭沫若分编，但由于国民党图书审查会以郭沫若曾指名骂过蒋介石为由不得通过，在请教茅盾和郑振铎之后，赵家璧决定改请朱自清编选诗集。散文集由郁达夫和周作人编选。戏剧集的编选人大家一致推举洪深担任。后来，赵家璧去拜访蔡元培，请他为《大系》撰写一篇总序。经过相互讨论，《大系》的所有编选分工确定下来，并最终形成了一个文化见解、文学观念甚至个人风格虽然彼此各异却又搭配均衡的编辑阵容，为《大系》多元开放的体系奠定了基础。《大系》也因此被认为是当时文艺界的一次盛会——左、中、右几种不同的政治势力团结合作的辉煌战果。我们不妨看一下强大的编选者阵容：
总序：蔡元培（中）。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 胡适编（右）。
第三集：《小说一集》茅盾编（左）。
第四集：《小说二集》鲁迅编（左）。
第五集：《小说三集》郑伯奇编（左）。
第六集：《散文一集》周作人编（中）。
第七集：《散文二集》郁达夫编（左）。
第八集：《诗集》 朱自清编（中）。
第九集：《戏剧集》 洪深编（中）。
第十集：《史料·索引》 阿英编（左）。
赵家璧原来的计划是以作品为主，史料只是作为参考资料附着在各集之后，也没有打算编理论集，群策群力的结果是，《大系》的编辑框架成为理论、作品、史料三足鼎立的格局。如有学者所评价的那样：“整部《大系》始于理论而终于资料，以理论为首而张扬精神，以资料为足而站稳脚根，中间以流派创作为体而显示实绩，从而形成一个严密而富有变化的结构完整的有机体。[4]”。
（三）成型与出版。
1935年，《大系》转入编选实施阶段。1935年3月，赵家璧开始刊登广告，全书计划在1935年12月出齐。为了配合发售征求订户，让读者对这套书心中有个概貌，赵家璧编了一本厚40余页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样本》，介绍10大分卷的内容，附印了蔡元培《总序节要》手迹和编选者的《编选感想》手迹和近影，还请文艺界知名人士冰心、叶圣陶、林语堂等为《大系》出版发表各自的看法并用手迹制版，免费向目标读者群发放。这种简要形象的介绍让读者对《大系》的基本面貌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直接促进了订阅销售。再加上其他广告的宣传，《大系》预约数即已超过初版数，在读者当中产生了空前的反响。《大系》出版初期，良友公司最初印刷了两千套布装本，随即又重印了两千套布装本和同样数量的平装本。十卷本五百万字，印六千套，在当时的出版界已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足以说明《大系》的成功。
三、《大系》的影响和意义。
作为新文学头十年的历史总结，《大系》对于新文学史的研究，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它虽是一套作品选集，但其基本构架、组成部分甚至某些具体的观点等都对后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宏观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参加《大系》编选的是新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几位作家，他们自身就是新文学的创造者，因此所撰各集导言便成了很好的历史总结，对于新文学史的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其次，《大系》确立了现代文学史格局——文学理论与批评板块、文学运动板块和文学作品板块。其三，《大系》确立的四种文体：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并按照这一分类原则来组织所有的文学作品。这种按照文体四分法组织文学史的作法被沿袭下来，一直到现在，各类版本的文学史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其痕迹。
《大系》洋洋五百万言，煌煌十大卷，被认为是新文学第一代名家对自身所参与过的文学历程的总检阅与总定位。它全面收集了第一个十年的新文学的珍贵文献资料，是一套前所未有的理论和作品的大型选集。《大系》的出版，也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捍卫五四文学革命成果的迫切愿望和同心协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A]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36．。
[2] 赵家璧．编辑忆旧［M］．北京：三联书店，1984．。
[3] 赵家璧．书比人长寿［M］．香港：三联书店，1988．。
[4] 赵家璧．文坛故旧录——编辑忆旧续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1。
[5] 赵家璧．编辑生涯忆鲁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 赵家璧．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缘起、回顾与展望［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7] 邵凯云．从〈中国新文学大系〉看赵家璧的主编特色[J]．台州学院学报，2004（5）．。
[8] 李频．邀约能手——〈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因解析[J]．编辑学刊，2001（1）。
[9] 罗岗．“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