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藩著述、刻书背景考
摘 要：有明一代，周藩著述、刻书凭借其数量之大、质量之高的优势，在明藩府著述、刻书中占据一席重要之地，对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古人著书立说讲究缘事而起或有感而发，并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
刻书者除了对文化的喜爱外，还要具备充足的财力。
有明一代，严厉的藩禁政策使得诸藩王远离了政治舞台。
对于周藩而言，大起大落的藩属命运使得他们对于安稳的生活格外珍惜，对于周藩的有志者来说，如何处理无法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和不使年华空逝去的矛盾成了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皇家营造的书香氛围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上，著书、刻书成为他们不虚度人生的首选。
毕业论文网 /2/view—11437826.htm 关键词：周藩；亲亲之义；文化与藏书；经济基础 公元1368年，南征北战十六载的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
建国初期，为巩固大明江山，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用人方面，他时刻警惕，担心政权落入一起打江山的功高震主的异姓兄弟手中。
在借鉴前朝存亡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朱元璋认为有血缘关系的宗亲自然会担负起延续和光耀朱氏一族的责任。
因此，“洪武三年，帝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王诸子，待其壮而遣就藩服。
外卫边陲，内资夹辅”。
朱元璋此项藩封制度，虽使得朱姓江山不至于落入外人之手，但在宗室内部掀起一场场政治上的腥风血雨。
自建文帝实行削藩政策至明成祖夺取天下，明朝中央政府实行更为严格的藩禁制度，而周藩始终都是受打击的对象。
政治舞台的险恶使得著书、刻书成为周王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一种手段。
此外，周藩优越的经济待遇及开封城浓厚的文化底蕴也为周藩著书、刻书提供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保证。
一、周藩概说 周藩属地开封，制地中原，是八朝古都、历史名城，“夷门自古帝王州”之名不胫而走。
明太祖建国之初，曾两次御驾开封，“时言者皆谓，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古都，劝上定都，故上往视之。
”故以开封为北京，兼具皇家春秋时节狩猎之功用。
洪武九年（1376年），“改浙江、河南诸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
开封也就不再做为北京及巡狩之所了。
虽然开封失去了成为明都的机会，但是中原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洪武十一年（1378年）正月，朱元璋改封吴王朱??为周王，属国开封。
由此开始至李自成大军攻破开封，开封始终是明周藩封国，以封国之名与明王朝同呼吸共命运二百六十余载。
周藩第一代周王朱??，“太祖第五子。
洪武三年封吴王。
七年，有司请置护卫于杭州。
帝曰：‘钱塘财赋地，不可’。
十一年改封周王，命与燕、楚、齐三王驻凤阳。
十四年就藩开封，即宋故宫地为府。
”自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就藩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朱恭枵因黄河决堤出逃，周藩共历时262载。
在这262载间，周藩共传王十三世，其中悼王、康王二王在其任世子期间薨，为后王所追封，实执掌王权者共十一王。
现将周藩各王简要罗列如下： 周藩始于定王朱??，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周王，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藩，洪熙元年薨；第二位就藩者宪王朱有?酰?朱??嫡长子，正统元年（1436年）继任，正统四年（1439年）薨；第三任周王为简王有爝，朱??庶四子，有?醯埽?因有?跷拮樱?正统四年（1439年）袭王位，景泰三年（1452年）薨；第四任周王为靖王子??，有爝庶长子，景泰年间袭封，景泰七年（1456年）薨；第五位就藩者懿王子??，有爝庶次子，因子???o子，天顺元年（1457年）继任，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薨；第六任周王为惠王同镳，子??庶长子，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继任，弘治十一年（1498年）薨；第七任周王为悼王安 ，同镳庶次子，在作世子期间卒，后追封；第八位就藩者为恭王睦 ，安 庶长子，弘治十四年（1501年）继任，嘉靖十七年（1538年）薨；第九位就藩者为康王勤熄，睦 嫡长子，在作世子期间卒，后追封；第十位继任者为庄王朝?眨?勤熄嫡长子，嘉靖十九年（1540年）嗣，嘉靖三十年（1551年）薨；第十一任周王为敬王在铤，朝?盏粘ぷ樱?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嗣，万历十一年（1583年）薨；第十二任周王为端王肃溱，在铤嫡长子，万历十四年（1586年）嗣，当年薨；最后一位周王恭枵因战乱而未加封谥号，万历十七年（1589年）嗣，崇祯十五年（1642年）因开封陷落明末义军之手，周藩就此封除。
据朱元璋所定爵秩，“皇次子封国王，国王世子日后袭国。
次子皆封郡王，郡王长子袭王，次子俱封镇国将军。
镇国将军之子皆封辅国将军。
辅国将军之子皆封奉国将军。
奉国将军之子皆封镇国中尉。
有明一代，周藩仅藩王以下郡王即七十二家，清人汪价（字介人）在《中州杂俎》中道：“明季河南诸藩最横，汴城即有七十二家王子。
”隆庆二年，尚书王世贞奏上：“臣于嘉靖二十九年，遇故修玉牒臣云：自亲王而下庶人，已书名者岁三万位；又二十年，可得五万位。
周府已近四千位。
”故有“天下藩封数汴中”之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明代周藩枝繁叶茂，生命力与大明王朝几近一致。
二、周藩著述、刻书之背景 古人著书立说讲究缘事而起或有感而发，并具备一定的文化修养。
刻书者除了对文化的喜爱外，还要具备充足的财力。
有明一代，严厉的藩禁政策使得诸藩王远离了政治舞台。
对于周藩而言，大起大落的藩属命运使得他们对于安稳的生活更加格外珍惜，对于周藩的有志者来说，如何处理无法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和不使年华空逝去的矛盾成了他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在皇家营造的书香氛围和雄厚的经济基础上，著书、刻书成为他们不虚度人生的首选。
（一）真假虚实的“亲亲之义” 周藩虽人丁兴旺，且贵为皇族，却因“明惩燕王之变，因于藩府，心存猜忌，多所钳制。
既夺其兵政之权，”而无法在政治军事舞台上展露自身才华。
周藩始王定王朱??一生的政治生涯可谓是跌宕起伏，九岁（1370年）封吴王，十五至十七岁（1376―1378年）受父命在凤阳接受军事训练，十七岁（1378年）改封开封，二十岁（1381年）就藩。
翻阅明太祖的征战史，耐人寻味的是在起兵之初，朱元璋曾自封为吴王。
虽然其后因吴越之地是天下财赋聚集之处而改封朱??于当时条件相对艰苦的开封，但开封虽不比吴越，却也做了明朝十余载的北京，且开封地理位置重要，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
将朱??藩封至此也足见明太祖对其的器重。
朱??并不是一个拘于安定的人，就藩开封后，由于开封位处中原，自元末混战后就一直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朱??虽肩负起平定中原祸乱的使命，并和哥哥们一起接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却不能像自己的哥哥秦王、晋王、燕王一样，率兵北伐，真正在战场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就藩开封八年后，“??弃其国来凤阳”，朱元璋大怒，将其谪迁云南。
因其未经皇命允许而擅自离封，是越轨违命的行为。
关于朱??此次云南之行是否成行的问题，学界尚存争议。
据张廷玉《明史》列传第四和王鸿绪《明史稿》列传第三记载，定王此行“寻止，使居京师”、“寻止勿徙，使居京师”。
而在朱??著述《袖珍方》序言中记载：“迩来云南一载有余，询及医术，十无七八。
……故乃于暇日，辑录经验诸方，始成一书，名之曰《袖珍》。
”在另一篇序言中，又记载：“至洪武庚午，寓居滇阳，知彼夷方，山岚瘴疟，感疾者多。
……由是收药诸方，得家藏应效者，令本府良医编类，……名曰袖珍。
”据定王自言及《袖珍方》成书来看，朱??应该是被贬谪云南无疑。
而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发现，在政治上初有失意的朱??已经开始著书、刻书之业。
此次贬谪，朱元璋的本意或许只是历练一下定王，借此打磨掉其身上的戾气亦或者带有某些政治任务。
但是待定王归朝后，朱元璋“问以所过城池广狭，山川易险，民情风俗，皆不能对。
重失太祖意，故虽复得就国，而极著其昏愚于《纪非录》，至谓古今，所未有其恶之如此。
”这段材料一方面证实朱??确实被贬谪云南，另一面则表现出明太祖对于定王的不满，虽言语略有些夸张，但朱元璋的失望之情却是跃然纸上。
郭晓航在《元明时期云南的出镇藩王与镇守中官》一文之指出，定王此行应该是带着“监督和制衡掌握军政实际大权的总兵官沐氏”的政治目的的，也许对于当地的山川城池、风土人情皆不知情只是朱元璋震怒的表层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就是这次政治任务未能称太祖之意。
依笔者之意，这并非是朱??昏愚之至，乃是因其长期驻守并无战乱的开封城，其主要任务就是经营民生，恢复生产，未能得到充分的政治和军事的锻炼。
贬谪云南，看到当地民生的惨状，定王自然首先想到的就是改善民生，为民做一些实事。
编纂三千零七十七药方的《袖珍方》是需要时间的，因此，朱??无暇顾及政治任务也就情有可原了。
或许朱??并不觊觎皇权，但越轨离封，忽略政治任务，由性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定王朱??并不是一个安分之人。
这种不安分很快给朱??带来了灾祸。
在朱元璋当权下的大明王朝中，朱??虽有不轨行为，但念及“亲亲之义”，父亲给予的处罚充其量不过是隔靴搔痒，虽以待罪之人的身份赴云南，但仍享受藩王规格的礼遇。
当君臣关系由父子变为叔侄后，朱??的越轨行为被充分放大，并在建文帝的削藩政策中首当其冲。
建文帝与齐泰、黄子澄共谋削藩大计，齐泰“欲先图燕。
子澄曰：‘不然。
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多不法，削之有名。
今欲问罪，宜先周。
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王手足也。
’”已而，有告定王谋反者，建文帝命李景隆突袭周藩，“王不能应，坐王反”。
次年，建文帝开始起兵削燕，诏曰：“邦家不造，骨肉周亲屡谋僭逆。
去年，周庶人??僭为不轨，辞连燕、齐、湘三王。
朕以亲亲故，止正??罪。
”由此来看，建文帝打着亲亲之义的名号，以周藩谋逆之名开始全面削藩，建文帝的醉翁之意并不在定王身上，而是在乎威胁最大的燕王朱棣。
在定王被执之后，建文帝曾想释放朱??，不过在齐泰与黄子澄的力争下，将其贬为庶民。
通过这个细节，我们推测如果朱??真的有篡位之实，建文帝岂会放虎归山？由此观之，朱??仅是建文帝削藩的牺牲品。
定王虽平日里有越轨之举，但谋逆之罪却无法坐实。
沦为“亲亲之义”牺牲品的朱??再次被贬往云南，此次贬谪没有了编纂《袖珍方》时的闲适，而是“妻子异处，穴墙以通饮食，备极困辱”。
在度过四年的艰苦岁月后，随着朱棣成功从侄子朱允?墒种卸崛≈烀鹘?山，朱??被诏还南京。
永乐元年，朱??恢复藩王位。
再次获得新生的定王心怀感激，就藩后先后向朝廷献颂九章、佾舞、嘉禾及驺虞以表忠心。
在尔后的十几年中，不断有告发定王违制的事件发生，如扰民、违背礼制等，朱棣对此皆未予深究。
然永乐十八年，“有告??反者，帝查之有验。
明年二月召至京，示以所告词。
??顿首谢死罪。
帝怜之，不复问。
??归国，献还三护卫。
”关于这则史料，笔者认为并不可全信。
如果定王当真有罪且已被坐实，朱棣真的会这么轻易就放朱??回去吗？翻看朱棣对待其他藩王的手段，这是不可能的。
有观点认为朱棣因念及一母同胞之谊，故而对朱??高抬贵手。
然而关于朱棣、朱??生母的问题，学界也存争议。
据《南京太常志》记载：“孝陵神位，左一位淑妃李氏，生懿文太子、秦愍王、晋恭王。
右一位?b妃，生成祖文皇帝，孙贵妃生周王。
”清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对此也有记载：“高后配在天，御幄袖所??。
众妃位东序，一妃独在西。
成祖重所生，嫔德莫敢齐。
一见异千闻，实录安可稽。
作诗述典故，不以后人迷。
”以上前人的观点皆认为朱棣乃?b妃所生。
而朱??的生母则为孙贵妃，“周定王??，高皇帝第五子，高皇后出，或曰高皇后无子，育于孙贵妃，卒，服以慈母斩衰三季。
”关于明史，后人多认为朱棣进行了多次篡改。
朱棣起兵时，上面三位哥哥皆已过世，此时宣称自己乃高后之子，即属嫡子，入继大统也就合情合理了。
而拉上定王朱??，其嫡子的身份就更加可信了。
据朱??复国后，所犯下的罪状来看，朱??确实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但是他的行为并未对皇位造成威胁。
即使是永乐十八年的谋逆事件，史料中也并未提及是怎样的“查之有验”。
从明成祖朱棣的反应来看，这更像是一种预谋好的演习，在使得定王主动交出兵权的同时还落得仁君的美誉。
据此推理，对于朱???凸?后的不轨行为，朱棣并未对此有所行动，是为了向世人彰显自己是一位顾及“亲亲之义”的仁君，而不是坊间流传的篡夺侄子王位的奸佞之徒，朱??是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陪朱棣演了这么一出“亲亲之义”的大戏。
纵观朱??一生，其桀骜不驯的性格给自己的人生带来了三次大祸，且这三次大祸分别发生在其人生的青年、中年和晚年。
青年及中年时期的祸患让朱??深知政治斗争的复杂，因此，复国后，他不再留恋政治军事舞台，转而著书、刻书，以另一种形式发挥自己的才能。
而其中年及晚年的政治遭遇，则给其周藩子孙一个远离政治舞台的警示，“于是下焉者以声色狗马自娱，上焉者则修学好古，右文刻书”，有才华的周藩子孙选择了著书或刻书之路来韬光养晦，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文化熏陶和藏书之富 明太祖朱元璋虽出身草野，但是太祖本人天资聪颖，嗜古好学，以“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作为自己治国和治学的原则。
他常与群臣谈经史，并亲自召见基层官吏，以明施政之得失。
对于务实的官员予以擢升，贬谪和惩戒流于表面工作的不作为人员。
朱元璋重用将爱国为民精神发扬光大的宋濂、陶宗仪、刘基等大儒，并任命他们为诸子授课。
朱元璋曾谕文臣郑九成等道：“朕封建诸子，选用傅相，委托匪轻。
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使其聪明?o蔽，上下相亲。
”皇室在为诸子孙配选良师之外，还向诸藩赠予大量图书，且赐书之举几乎贯穿了有明一代。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洪武十七年闰十月癸亥，以《大明清类天文分野书》颁赐六王”；洪武二十六年十二月，“以《永鉴录》颁赐诸王”；“正统元年五月丁卯，谴内官，……仍赐各王书”；成化二十三年九月戊申，“以即位赐书宗室亲王”。
皇家赐书不仅量大而且质优，不乏宋元善本，具有收藏和翻刻的价值。
定王朱??为安置皇家赐书，特意建了一所藏书楼，名曰“御书楼”。
由此可见，周藩受赐书之丰富。
务实的学风和良好的教育环境使青少年时期的朱??深受影响。
就藩开封后，辅佐定王朱??的有菊庄先生刘醇、经学大师周是修、长史瞿?v、卞同、良医李恒、府学教授滕硕等。
这些人学风踏实且敢于直言进谏，刘醇“每进讲，必先忠孝礼仪，俾王远声色货利，以无干训典”，或“数有论谏如毁塌房酒务罢，舍贫私惠，减省朴刑，一切越礼度者咸更之持正直，匡辅不遗余方”。
周是修“内正外合，孝友忠信，每见王必陈谠论，王甚重之”。
朱??也很看重这些学者，《明诗纪事》载定王“登天桂清香之楼，俯翰云之亭，召从臣曾子桢、邹尔愚、周是修同游”。
通过这些学者的指点与引导，朱??在文学和科学研究上颇有心得，其著书立说、刻书也就水到渠成了。
朱??在注重自身文化修养的同时，也时刻谨记培养周藩子孙的重要性。
朱??将王府的西耳设为王子王孙专门的习读之所，还“方辟东书堂，延访耆宿为世子师。
”菊庄先生刘醇任之师，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世子庶子守先生之诲，咸知饬检，无骄纵气”世子朱有?踉诰兆?先生的教导下，深研经义，且有所得。
此外，刘醇还劝诫朱有?踉独肷?色犬马，即使是在燕游之中也不忘时时提点世子，并在周府的兰雪轩、中和亭等处铭刻规诫之言，菊庄先生对于世子有?醯慕逃?可谓是用心之至，在如此良好的教育下，朱有?踝硇挠诤材?，不沾染声色犬马等俗物，从而专心著书、刻书。
除却精神上的熏陶，丰富的藏书为周藩著书、刻书奠定了坚实的实体文化基础。
《明史?高名衡传》记载：“开封周邸图书文物之盛甲于他藩。
”除却前文提到朱??的“御书楼”，还有朱安 的青藜阁、朱睦 的万卷堂、朱睦 的乐善斋等，均藏书丰富。
奉国将军朱安 于邸第建青藜阁，藏书千卷。
镇国中尉朱睦 建有万卷堂，并撰《万卷堂书目》罗列其所藏之书。
该书目分为经、史、子、集4大类，其中经部共计11大类，藏书680部，计6120卷；史部共计12大类，藏书930部，计18000卷；子部共计10大类，藏书1200部，计6070卷；集部共分3大类，藏书1500部，计12560卷。
四部共藏书4310部，42750卷。
经过皇室的督促和周藩浓厚的学术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图书利用之便，周藩子弟的学术造诣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文化领域人才辈出，并带动了周藩的著书、刻书之业。
（三）雄厚的经济基础 周藩王及其子孙虽然没有定夺开封事务的政治大权，但在经济上周藩所享受的优厚待遇是旁人难以企及的。
据《明史?食货志》所载，洪武九年，朱元璋规定诸王公主的岁供之数，“亲王，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丝三百匹，纱、罗各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花千斤，皆岁支。
马料草，月支五十匹。
其缎匹，岁给匠料，付王府自造。
……公主未受封者，?丝、纱、罗各十匹，绢、冬夏布各三十匹，绵二百两；已受封，赐庄田一所，岁收粮千五百石，钞二千贯。
亲王子未受封，视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
子已受封郡王，米六千石，钞二千八百贯，锦十匹，?丝五十匹，纱、罗减?丝之半，绢、冬夏布各百匹，绵五百两，盐五十引，茶三百斤，马料草十匹。
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钞千四百贯，其缎匹於所在亲王国造给。
……凡亲王世子，与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长子袭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
女已封县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钞五百贯，馀物半亲王女已受封者”。
洪武二十八年，太祖为补充军饷，下令削减宗室的岁禄供给，“乃更定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
不过随着各藩人口的增加，各宗藩所得的岁禄实际要高于以前。
或许只看单纯的数字并不能了解宗藩实际的富庶，以朝廷官员为例，洪武二十五年，最基层的官员岁禄为七十石，由此可见宗藩的富庶。
周藩作为一个资历老和地理位置重要的大藩，在日常的岁禄之外，还常得到皇帝额外的赏赐。
朱棣取得靖难之役胜利的当年七月（建文四年），赐予周王八万钞，黄金数百两；十月，又赐钞十万锭。
永乐四年的端午节，成祖赐周王钞五万锭。
永乐年间，“增周王粟二万石”。
明世宗登基第二年，问候周藩郡王堵阳王，并赐双粮，随后，又赐安吉王双粮。
嘉靖八年，周藩的禄米高达六十九万二百五十石。
据嘉靖《河南通志》卷十所述，嘉靖三十三年间，周藩的岁禄相当于河南一年的田赋夏税收入。
而到了嘉靖四十三年，河南总的宗禄达到一百九十二万石，而河南布政司关总存粮才八十四万三千石。
以上还仅是周藩的岁供所得，在岁禄之外，周藩还通过经营一些产业牟利。
虽然朝廷禁止宗藩从事“四民”之业，但是在有“王府城”之称的开封城里，在尽量不触动朝廷那根敏感的“藩禁”神经的前提下，周藩子孙从事一些商业活动，借以牟利。
如：中山王裔孙王府，经改建后，名曰“大功坊”，左右门联上书：“春王正朔颁千载，开国元勋第一家。
”华亭王府将大门改为大杂货铺。
此外，周府还经营有碗店、潞油店。
除了涉足商业之外，周藩还有额外的灰色收入，阿克巴尔在描述明代中国的《中国纪行》一书中说道：“城内妓院的收入归亲王所有。
” 如此看来，周藩的经济足够富足。
强大的财力支持使得周藩子孙享受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有追求的周藩子弟不甘心沉沦于纸醉金迷的温柔乡，借而将此优越的生活条件用于钻研经史及诗词歌赋，或有感而发，成一家之言，或付之剞劂，不求青史留名，但求此生不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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