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母亲形象在民族戏剧中的转变|爱尔兰戏剧
摘 要：本文通过对比《骑马下海的人》和《朱诺与孔雀》中的两位母亲角色，分析传统母亲形象在爱尔兰民族戏剧中的转变， 探讨20世纪初爱尔兰家庭妇女在民族运动影响下的转变，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依附走向独立的嬗变。
关键词：爱尔兰；民族戏剧；母亲形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爱尔兰民族运动空前高涨时期，社会各阶层和团体纷纷要求摆脱英国统治实行自治，在这充斥着战争硝烟的背景之下，女性角色的能动性逐渐增强，年轻的女性们除了在后方支援战争，有些甚至到前方冲锋陷阵；而年长的女性，即一直以来被传统家庭和婚姻束缚的母亲们，从“最难动员起来的”一批人变得具有新时代的特色。
本文通过对比《骑马下海的人》和《朱诺与孔雀》中的两位母亲角色，分析传统母亲形象在爱尔兰民族戏剧中的转变，探讨20世纪初爱尔兰家庭妇女在民族运动影响下的转变，从传统走向现代，从依附走向独立的嬗变。
一、从对父权保持缄默到发出自己的声音 传统家庭权力的中心是建立在父系私有制的基础上，传统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女性无论在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都处于从属地位。
所以，作为母亲的女性也同样处于一种对父权文化保持缄默的地位，其话语在家庭中往往得不到正视。
这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为家庭默默奉献，宽厚仁慈的传统母亲，其声音从来不被倾听，辛格笔下的老母亲莫莉娅就是这一传统形象的代表。
《骑马下海的人》是辛格的一部类似古希腊的独幕悲剧。
《骑马下海的人》是辛格的一部类似古希腊的独幕悲剧。
剧中老母亲莫莉娅，在丈夫出海被卷走后，自己一个人抚养了所有的孩子。
当孩子一个个长大后，他们也都执意出海，选择父权文化赋于男子的使命，在这个孤岛上“出海是每个年轻男子的命运”。
但在整个故事发展中，她是没有话语权的，她的意见不为家庭中的男性所接受，我们从她和小儿子在临行出海前一晚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母亲的声音在男性主导的家庭里根本无法得到回应。
由此可见，在家庭关系中，莫莉娅的身份被“边缘化”，儿子们不认同她说的。
父权统治下的社会普遍认为家庭中的女人不懂得男人的抱负，母亲不像父亲那样，支持鼓励他们的冒险和英雄行为，只会念叨。
虽然出于对母亲角色本身的尊重，不会和她起正面冲突，但他们以装作没听见来忽略她说的话。
辛格对于传统母亲的塑造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爱尔兰西部的阿兰岛的所见所闻。
《朱诺与孔雀》是奥凯西都柏林“三部曲”中的一部。
这虽然是一部悲喜剧，但整个故事情节更多是流露出一种悲剧色彩，最终以波伊尔家庭的分崩离析结尾。
和传统母亲莫莉娅一样，丈夫在家庭生活中缺失，只有母亲主持着家务和照顾着子女。
但与莫莉娅不同，母亲朱诺拥有着家里大权，在家庭事务中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得到家人的认可。
在丈夫面前，朱诺可以毫不避讳地指责他成天无所事事，督促他去找一份工作。
在女儿和儿子面前她也直接谈及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我真不知道你们没有我该怎么办？”这一形象和传统的莫莉娅则截然不同。
出生在新教家庭的奥凯西，幼年贫病交加，全家都靠母亲的辛勤工作过活，所以他作品中的母亲往往是辛勤坚强女性的代表。
随着他日后加入爱尔兰革命军，参加复活节起义等，战争使他看到的更多是女性的智慧和坚韧，认为女性才是最具有现实感和献身精神的英雄。
从莫莉娅这一传统的对父权保持缄默的母亲，到朱诺挑起家里的大梁，拥有自己独立话语权的母亲形象，这一转变体现了在民族戏剧中，现代母亲形象对传统母亲形象发起的挑战。
莫莉娅代表的传统母亲，在戏剧中依附父权，而且成为父权文化的传承者。
其在家庭的地位认可，只有通过实现父权文化价值这一条途径，无法建构起母亲的独立话语体系。
而朱诺的现代母亲，则是想要在自己可以操控的“符号性语言中”，建构母亲的话语体系，发出独立的声音。
爱尔兰民族战争带来的契机和运动的发展，使母亲重新思考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针对传统爱尔兰文化对母亲的束缚发起挑战，虽然她们还是以家庭为重，但她们已经不再像传统的母亲一样，在家庭中保持缄默，依附父权。
她们开始审视自己的地位，发出自己的声音。
二、从以家庭为中心到社会意识的增强 在传统家庭中，女性的权利受父权压迫，使她们处于缄默和依附的位置。
恩格斯说只要“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还存在，那么妇女就没有办法回到公共事业中，她们还是会被囚禁在个体家庭中，每日关注的只能是一些生活琐事。
但在爱尔兰民族运动高涨的时代大背景下，男子从家庭走出，加入各种爱国独立运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父权制的影响，给整日围绕家务的女性创造了了解外部世界的广阔空间。
母亲的这种转变也从两部剧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骑马下海的人》中残酷的大海使人联想到当时压制爱尔兰民族的英国政府，而勇敢奔赴大海的儿子们则象征着当时千万奔赴前线的战士。
面对离家出走并且可能有生命危险的儿子们，莫莉娅承担起了一个母亲应尽的职责：那就是维系她的家庭，保护家人的安全。
在剧中封闭的小岛上，出海是所有青年男子的必选之路，但莫莉娅作为一个母亲，是不愿意自己的儿子为此搭上性命的。
所以她想尽办法劝阻小儿子出海。
如果说出海象征着奔赴战场，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那么莫莉娅则代表了传统爱尔兰社会绝大多数的家庭妇女。
母亲身份和家庭结构的确立决定了她们更会关心和照顾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家庭事务中，建立起与父权权力型家庭相对的感情型家庭关系。
从莫莉娅到朱诺两位母亲看待民族和社会问题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戏剧中，家庭妇女已不再是简单地扮演传统母亲的形象，操持家务，繁衍和养育后代；她们开始把视野投向家庭以外的地方，开始关注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
在承担起自己母亲角色的同时，开始思考她们作为社会一员的责任和使命。
三、从被动接受命运到反抗命运寻找自己的出路 《骑马下海的人》类似古希腊的命运悲剧，剧中的大海象征着一种超自然，人类无法抗衡的力量。
大海带给莫莉娅和家人无尽的磨难，这仿佛是她和家人无法逃避的瘟神。
在这种悲剧背景下，莫莉娅体现出的更多是辛酸和无奈。
作为和两个女儿相依为命的老妇人，她除了相信上帝已没有其他的出路了。
最后当万能的上帝也没有办法留住小儿子时，她只好接受残酷的命运了。
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女性与男性扮演着相反的角色。
她不再是被动地接受命运和他人的安排。
面对女儿哀伤自己孩子没有父亲时，她坚定地说“他（孩子）会得到更好的，他将拥有两个母亲。
”社会的动荡，男人的逃避，命运的打击，使朱诺不再依赖他人，她相信的只有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为自己打造一片天地。
最后，朱诺带着怀孕并遭受抛弃的女儿毅然出走，离开丈夫，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了，她要靠自己去寻找一条未来的出路。
莫莉娅到朱诺的转变，从一个默默承受命运到一个反抗传统母亲的命运，带领女儿出走。
在民族运动后期，战争中的男人以各种民族运动为借口逃避家庭责任，而女性对于民族运动的关注和了解，使她们回过头来，开始思考自身的出路。
她们逐渐丧失了对男性的信心，明白要改变现状是不能依赖别人的，一昧地祷告也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物质上把家庭中的女性从婚姻中解救出来，使她们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
她们在经济上得到了独立，对传统母亲们从属于父权的命运产生质疑，不再默默忍受命运，开始反抗命运的不公，探寻属于自己的未来。
四、总结 辛格和奥凯西同为爱尔兰民族戏剧的杰出代表，都以冷静和锐利地笔触，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塑造，为我们重现了爱尔兰的民族特色和爱尔兰自身的文学价值。
他们对爱尔兰母亲形象的描绘，取材于他们在民族运动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
但辛格处于民族运动前期，奥凯西则是在民族主义成熟的后期，两人不同的经历和时代背景，决定着他们会塑造出莫莉娅和朱诺两位母亲迥异的性格和命运，她们从传统缄默走向现代独立的转变，正是体现了爱尔兰民族戏剧的发展，努力发掘自身的文学价值，在戏剧中建立一个独立的爱尔兰民族形象。
参考文献 [1]Harrington,J.P., Modern Irish Drama. New York: W. W. Norton, 1991. [2]陈恕.《爱尔兰文学》[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3]林瑞韬，石云龙. 论罗迪?多伊尔对爱尔兰母亲身份的建构[J]. 当代外国文学2009(3): 146—152. [4]杨金才.当代爱尔兰妇女小说中的母亲形象[J]. 当代外国文学 2004年(3): 61—67. [5]叶红.为了爱尔兰民族的觉醒――论辛格和奥凯西[J]. 外国文学研究 1997(4): 96—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