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变形观
摘要：1981年英籍德语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fi）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内学界开始对该作家进行译介和研究，然而作为卡内蒂创作的关键词之一的“变形”思想，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却几乎无人提及。文章从卡内蒂的杂记入手，对卡内蒂的变形观进行梳理后认为：源自于神话故事的“变形”乃是卡内蒂对20世纪科学理性的反击和对技术世界的厌弃。同时，文章也结合卡内蒂的小说、戏剧和传记作品，分析了其变形现在创作中的运用。
中图分类号：1516.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2—0014—07。
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这位1981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其作品所蕴含的丰富思想一直吸引着研究者们的目光。长期以来，学界对卡内蒂的研读多集中于其小说《迷惘》（Die Blendung）上，而对“变形”（Verwandlung）——卡内蒂创作的这一核心思想则较为陌生。须知，变形观乃是理解卡内蒂作品必不可少的钥匙。卡内蒂视作家为“变形的守护者”（Hater der Verwandlung），“变形”一词也频繁出现在卡内蒂的随笔杂文、讲话访谈以及他重要的社会学著作《群众与权力》（Masse undMacht）中，在小说《迷惘》中也不乏变形观的丰富实例。为卡内蒂的“变形”提供肥沃土壤的，正是欧洲文化的经典——希腊神话和奥维德的《变形记》。卡内蒂之所以视奥德赛为“完满而充实的榜样”，正因为其层出不穷的变形手段，他擅长乔装改扮掩饰身份。“最后没有人看出，他（指奥德赛，笔者注）完全进入了我的《迷惘》。”因此，对卡内蒂的变形观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神话观进行考察，无疑对更好地研究卡内蒂其人及其作品具有积极的意义。
卡内蒂对神话的痴迷始于10岁生日，他从母亲手里得到的礼物便是古斯塔夫，施瓦布所著的《希腊的神话和传说》。自此以后，卡内蒂一生对神话百读不厌。他自言：“我整个一生从未终止过对神话的阅读。”在自传《获救之舌》中，卡内蒂津津有味地回顾了幼时阅读法厄同、普罗米修斯、美狄亚等希腊故事的感受和体会。此外，奥维德的《变形记》对卡内蒂的神话观也影响颇深。卡内蒂认为，奥维德不满足于在书中仅仅列举各种变形故事，而是感性地体会并描述各个变形故事。感受，正是卡内蒂对神话的基本态度，即不把神话当作封闭的整体去做体系化、程式化的研究，而是切身体会那“古老的、解放性的变形气息”。卡内蒂把自己的神话观同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神话研究作过一番比较：斯特劳斯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寻求神话中普遍有效的结构和原则；卡内蒂则认为，后者把神话进行切割并按照体系重组的方法实则破坏了神话的本质。卡内蒂批评说：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进行收集、分类、整理的所谓科学方法，犹如将花卉榨干水分后一片片夹进书中分门别类，这导致他的神话研究只剩下干枯的结构。卡内蒂和列维—斯特劳斯两者对神话不同的处理方法，正如卡内蒂研究专家达格马·巴尔瑙夫所言：“列维—斯特劳斯关心的不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at）、跨文化之间的影响和成果、流变和转变，而是一些结构——习俗、睡梦、游戏等，一堆可以任由选择组合的元素。[……]卡内蒂对语言的兴趣不在于其体系，而在于涉及谈话对象的言说行为本身；神话也如此，吸引卡内蒂的不是体系，而是其作为发出者本身的意义构建和理解。”。
由此可以看出，卡内蒂看重的是现代人跟神话的精神交流和切身体验，是流动的、相互作用的主体间发生关系的过程，而非所谓科学的体系建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和体系正是理性和科学高度发达的成果，卡内蒂则厌恶“现代社会冷冰冰的技术和知识领域的专业化”。他嘲笑亚里士多德是“妄图把万物分类后将其全部纳入腹中的杂食动物”，他恼恨亚氏“不加掩饰的对神话的蔑视”。亚氏对神话的否定态度和卡内蒂对神话的痴迷代表了欧洲知识分子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
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不再满足于神话世界观对于自然和人自身的解释，试图借助于人的理性探求世界的奥秘，以哲学思考实现智慧追求。于是人神分离，人要“认识你自己”，获得主体性。到了启蒙时代，科学与理性被进一步激发。哥白尼、伽利略、牛顿、开普勒等人的科学发现和科学假说以及笛卡尔和帕斯卡等人的数学贡献，大大增强了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信心。人们摆脱了所有的禁忌，把一切当作认识的对象。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曾经响彻寰宇。人类满怀希望地要借助理性的明灯去照亮隐匿在黑暗中的自然以及世界的真相，希冀用人的理智在科学的帮助下寻找出自然运动的普遍规律。在人类的科学理性面前，思考替代了想象力，自然界失去了魔力。神话的世界被理性、普适法则和结构所占领。由科学和技术产生的智力的理性化为世界除魅，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
其实，如果我们考察一下“Mythos”（神话）一词的意义，就会发现现代科学在给我们带来知识的同时，的确与Mythos的本意渐行渐远。首先，从普通语言使用上看，Mythos有两层含义：第一，源自一个民族的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文学创作、传说、叙述作品等，主要是关于神祗、妖魔、世界的产生和人类的起源等。第二，（大多出自模糊的、非理性的想象）被颂扬的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者事件。须知，以上两个义项都强调了Mythos的“非理性”以及“想象”在人们认识和解释世界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其次，从文学术语上考察，Mythos分为三类：第一类，源于对现实的想象，如神祗创世、人类起源和对自然现象进行解释等；第二类，具有半真实色彩的神话，其内容关乎历史上的战争和英雄人物，常常是同神祗神话融合在一起想象而成的；第三类，完全出自想象的毫无根据的神话，比如近代以操纵群众为目的而编造的一些政治伪神话。不难看出，“想象”和“非理性”依然是Mythos的核心本质。在现实的理性世界里，人们依然渴求“非理性的、诗意的、统一、完整的世界图像”，于是文学家们依靠神话提供的素材宝库，“不仅采用单个的神话象征，而且对整个神话体系接收、丰富、更新，对其进行文学构造，如希腊悲剧、《荷马史诗》、奥维德的《变形记》等，制止理性为世界祛魅”。无论是歌德、浪漫派众作家、黑贝尔、瓦格纳、豪普特曼、赫尔曼·布洛赫还是霍夫曼斯塔尔，他们都曾在自己的作品中流露出对神话世界的眷恋。在这个意义上，卡内蒂跟他们是同路人。
现代人对神话的呼唤，是对意味着“理性”（Vernunft）和“算计”（Berechnung）的“逻各斯”（Logos）的反抗。启蒙消除神话，用知识代替了想象。神话里那个充满奇幻魔力、模糊神秘的世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被人们的理性思维条分缕析、分门别类后的有序世界。神话里那些不朽的、绵延的、活生生的元素被抽象为所谓的普适理论和法则。然而，在对世界祛魅之后，科技成果以及理性统治世界的结果却直接导致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冷冰冰的、固化的世界中。表面上技术进步带给我们安全感，但这个安全感却不堪一击。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轰动世界，给笃信技术的人们以沉重打击。事后，泰坦尼克号的军官说：“我们当时十分自信，我们将来再也不会如此自信。”当时德语文坛的泰斗卡尔·克劳斯在其《泰坦尼克号》一文中写道：“人们再也不会相信工程师们的轮船。他们把上帝出卖给了机器。”②晚年的卡内蒂在首部自传《获救之舌》中记录了幼时获悉沉船事件后的震惊心情。的确，人们再难像上世纪初那样对技术进步毫无疑虑、踌躇满志。我们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遇到的灾难和面临的问题便是明证。卡内蒂在随笔中对科学至上主义者揶揄道：“人们穷极无聊地从那些张口就谈亚里士多德的人面前走开。科学难道就这么彻底失败了？”。
此外，失败还体现为现代科学带来的分工和隔离。科学追求的是自然的普遍性，“每个事物都划入到同类物质之中”，这导致“科学的对象变得僵化了”。自然被除魅后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世界在变得明晰僵化的同时也就被“解除了变形”（Entwandlung，卡内蒂语）。为了追求精确的知识，人类对自己的领域进行分工，这不可避免地推动了专业化和效益化。但同时人被迫沦为工具，如此的现代文明催生的是机械人、体系人、结构人。正如卡内蒂1960年在笔记中所写：“你仅还剩下结构而已。你本就是以几何形式出生的吗？抑或是时代把你硬塞进它那无可救药的平直的模板？你再也无从认识那个大秘密——那个最古老的秘密？”这一“秘密”便是卡内蒂所说的“远古时代的人类先祖的秘密”，是神话世界中人类“变形”的天赋，它才是“人类最本真、最神秘的方面”。
如是观之，卡内蒂的神话观正是对科学理性的质疑。“我不想知道（wissen）过去的我，我只想变为（werden）过去的我。”卡内蒂所言的“过去的我”（was ich war）正是人类先祖的起源，而最早的人类起源故事恰恰便是神话。卡内蒂亲身经历了20世纪自然科学和技术文明的飞速发展，他本人还取得了维也纳大学化学系的博士学位。然而，卡内蒂却摒弃僵化冰冷的“知识”，撇开被理性烛照的所谓知识世界，去往神话的非理性王国，回溯到人类的本源。卡内蒂力图身体力行投入古老的神话的怀抱，而他采取的手段则是——“变形”。
除了欧洲古代的神话故事外，卡内蒂的变形观还得益于原始部族的人类起源传说、狩猎仪式以及世界各国的变形神话。以下将分别简述之。
人类起源传说：卡内蒂对澳大利亚人的起源传说尤为感兴趣。关于先祖的传说中有许多变形的故事：他们半人半兽，或半人半植物。卡内蒂在《群众和权力》第九章《变形》中引用了澳大利亚中部的北阿兰达人的两则神话。在一则神话中，先祖于沉睡中从腋窝下生出袋鼠，然后生出状如牛鸣器的物事，这物事化作人形。先祖以此方式生出了许多儿子，他们以袋鼠为食。在另一则神话中，沉睡中的先祖其右腋窝里生出白色幼虫，虫子落地后变成人形，迅速生长。并且，这些最初的人类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人形与幼虫之间来回变形。
原始部落的狩猎仪式：卡内蒂在《关于动物》一书中讲述了生活在北美洲的印第安部落曼丹人的水牛舞：曼丹人因部落弱小，遭强敌环伺，因此不敢远离驻地去狩猎。遭遇饥馑时，族人就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水牛皮和水牛角，将自己装扮成水牛，并通过水牛舞将真正的水牛吸引过来。男性们头顶水牛头，手拿弓箭和长矛，伴随着隆隆的鼓声舞蹈。唱歌声、喊叫声不绝于耳。舞蹈者的外围也有戴着面具的村民，手拿武器，随时准备替换场上疲惫的舞蹈者。而被替换的舞蹈者则类似于被猎获的水牛，倒伏在地上，由族人抬走，做完剥皮分割的动作后，才放他离去。卡内蒂在这种原始舞蹈的表现形式上发现了变形：舞蹈者既扮演着水牛，同时又是手拿武器的猎手。舞者在场上是兽群，被替换离场时则扮演猎物。
各国变形神话：卡内蒂在随笔《汉普斯德特补遗》中记录了中国的“画皮”故事：老虎披上美女的人皮，坐在路口偶遇书生。书生见美女身世可怜，遂带其回家。夜里，老虎脱去人皮，现出原形，挖出书生心脏逃之夭夭，唯有一袭光鲜耀眼的人皮委地。③该故事吸引卡内蒂的地方正是老虎与美女的互变过程。另有一则印度故事《披着虎皮的驴》也常常为卡内蒂所津津乐道，洗衣工为了养活驴，便给它披上虎皮，趁着夜色拉到他人的农田里吃食。守田人披着灰色的外衣，手持弓箭，慢慢接近“老虎”准备放箭。假老虎却把身披灰衣的猎手当成了母驴，发出驴叫朝他奔去。猎手辨出驴子的声音，杀死了假扮老虎的驴。可见，卡内蒂所说的“变形”既指原始神话里彻底的变形，也包含了利用面具、服饰等的部分变形。卡内蒂对格鲁吉亚的变形神话也非常熟悉：恶魔抓住男孩，强迫他学会种种本领后将其囚禁。男孩为了逃脱恶魔，化作老鼠从门缝里逃走，恶魔则化作猫追赶。他变成鱼跃入水中，恶魔则变成网紧随其后。他又变成野鸡，恶魔则化作老鹰。眼看就要被追上了，他立即化作红苹果落人国王怀中，恶魔则变成国王手中的利刃。国王正要切开苹果，苹果随即化成一堆小米。恶魔则变为谷堆前的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啄食米粒。最后一粒米在千钧一发之际化成一根针，母鸡和所有的小鸡则变成了穿在针孔里的线。线突然燃烧起来，恶魔被烧死了。针重新变回小男孩，回到父亲身边。⑤在这则故事里，变形连续不断，环环相扣，展现出丰富的可能性。无论是彻底的变形还是利用装扮的部分变形，令卡内蒂着迷之处，正是变形者对固有生命存在形式的突破，对僵化规则的逾越。
由是观之，卡内蒂先用原始部族的人类起源传说和原始部落的狩猎方式证明，变形是伴随人类起源和繁衍的基础，并在人类早期的生活实践中得到切实的运用。借助于对原始部落神话的记述，卡内蒂使变形不再是传说中神仙鬼怪的专属本领，而成为人类的天赋，正如他所言：“人是变形的动物，因为具备变形的本领，才变成了人。”在此意义上，人类的进化过程也是一个漫长的变形历史。卡内蒂接着用中国、印度等不同民族文化里的变形故事说明，变形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人们不甘于已有的、固化的存在形式，从而渴望化身于多样的生命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