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制世界华文文学史论版图的独行侠

摘要:古远清先生的学术地位建立在他独自撰写的多部当代文学史上,他以中国大陆为本位,将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尽收眼底,涉猎广泛,出入文史之间,绘制了一幅独特的世界华文文学史论版图。他将两岸三地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互为参照,开创了多维度的文学批评空间,不仅为后学者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也为世界华文文学这一尚属年轻的学科提出了引人深思的问题。

关键词:诗学;文学史华文文学;民族立场。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3)3—0100—07。

当代中国大陆专研世界华文文学学者当中,古远清教授无疑是一位特立独行者。在“台湾最后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陈映真的眼中,古远清堪称华文文学评论界的“独行侠”。身为“右翼政权里的左翼声音,台独大纛下的统派先锋”①,陈映真在台湾坚守的政治、民族立场,赢得古远清的特别青睐②,他们对台湾文学乃至世界华文文学的体察多有若合符节之处,陈映真因此推荐“要研究华文文学,你不可不读古远清”。多年来古远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尤其在治文学史上所下的功夫最为人称道。而古远清笔下的文学史又绝非仅止于中国大陆文学史,而是放宽历史的视界,将“两岸四地”与“海外”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有机融合起来,台湾、香港、澳门、大陆当代文学史专著接连推出,不仅形成自己独树一帜的“世界华文文学史论版图”,也为中国大陆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与独特的学科范式:前者体现在他坚持与历史同步的“共时语境”中的书写,笔触、行踪游走于两岸四地,既博览众家所长,又敢于直面言说,将全球华人的华文创作与批评尽收眼底,打通地域和制度的阻隔,将自己的民族立场、审美尺度与现实关怀溶入自成一家的世界华文文学史论版图中;后者更显示了古远清作为一位学者孜孜不倦的学术追求,长年在华文文学领域躬耕不辍,尤其以一人之力积累、梳理了不计其数的华文文学史料,以“私家治史”的原则分门别类、大胆评品,无疑为后学者树立了典范,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这一尚属年轻的学科开辟了广阔空间。

综观古远清的史论著作,至少有以下三个面向值得我们思考。

首先,当下的学者如何治当下的文学史,在阐释当代作品的创新品格时如何披沙沥金,遴选当下的经典作品?这本是中国大陆写作当代文学史中老生常谈的问题,一次次“重写”的冲动基本源于此。但当将台湾、香港这两处与大陆在政治制度、历史进程截然不同的地方文学史纳入考虑之后,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因此增添了新意,特别是将大陆台港互为参照时,这一问题尤为引人深思,而古远清的《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是其中的佳构。

其次,古远清当代文学史无一不是“私家治史”的成果,尤其注重的是“新诗史”和“批评史”,在《台湾当代新诗史》和《香港当代新诗史》中将新诗和批评的发展融为一炉,展示了独特的诗歌争论史,形成了古远清自己的“审美、政治与文化交融的言说空间”,这一空间容纳了他对文学的感悟,对民族大义的坚守和对中华大文化圈的向往。

最后,古远清兢兢业业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两岸四地频繁地进行学术交流,以及他在写作当下和当代作家的时时互动,让自身融入了当代文学史的生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私家治史的书写者,面对的是未成定论的当代和层出不穷的史料,虽有时间的紧迫,却享有品评的自由,虽有参与其中的成就,却少有阐释经典的机会,此中的收获和遗憾让我们思考“历史中的书写与书写中的历史”带来的迷思。

一、两岸三地互为参照的当代文学史写作。

当代文学能不能写史?如果能,怎么写?这本是撰写当代文学史的一个老问题。1980年代初,唐■先生发表文章《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引起了正反双方的热烈争论。唐■先生的着眼点在“当代”和“史”这一对矛盾上:即是当下,又如何成史?尽管如此,当代文学史还是一部接一部问世,据许子东的初步统计,截至2008年10月,大陆出版的当代文学史已达72种之多。③当代文学入史其实不成问题,众多学者的反复书写尽管水平层次参差不齐,但正反映了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古代文学的重大区别:作家作品与时剧增,研究对象变动不居,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众说纷纭,对当代文学史的梳理、品评、总结因此成为高难度的写作④。

有鉴于此,古远清当代文学史始终关注的问题是:在大陆已出版多部当代文学史的情况下,如何写才能体现自己的风格?而相对于大陆学者都已熟悉的大陆当代文学史,怎样另辟蹊径,在台湾、香港这两处尚为大陆学者陌生的领域披荆斩棘,不仅为台港当代文学理论着史,更将这两种“边缘或独特”的当代文学整合进包括大陆在内的世界华文文学谱系?古远清在扎扎实实地埋首于以作家为单位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以长年的史料积累和深厚的学术功力,将大陆台湾、香港三地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相互借镜发明,形成互为参照的价值体系,由此为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增添了新的维度。如此以来,将两岸三地文学比对研究的学者能够提出新的问题,直指大陆学界的某些盲点。

比如刘俊、赵稀方等学者在谈到扩宽学术视野之后,大陆学界热衷的“启蒙”和“旧文学”问题在台港变得截然不同,相对于这些问题在大陆较为单纯的考虑和大致线性的发展的方向,当置于台港语境中,我们必须转变思路,重新思考——“殖民地时期的启蒙者是谁?被启蒙者又是谁?启蒙什么?启蒙以何种方式进行?……而在殖民地台湾对旧文学的坚持,是有其维护中国传统、反对日本同化的积极意义。”⑤这些因改变观察角度、两岸互为参照而产生的新问题正是古远清的关注点所在,他如此描述两岸三地当代文学理论批评的不同特色:

从基本途径看,海峡两岸都主张为政治服务,如大陆认为文学评论应为阶级斗争服务,而台湾在1950年代提倡文艺为“反共抗俄”服务,虽然在后期均有不同程度的修正。而作为公共空间的香港采取的是充分自由化的做法,那里没有政治上的图书审查制度,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乃至两岸都不容的托派研究鲁迅的著作,都可以公开出版。从评论方法看,大陆评论家长期使用的是社会学批评方法,或强调历史的方法和美学的方法相结合。而台湾的评论家或者以中国传统文论为武器,或者运用西方新批评方法,当下是后现代、后殖民满天飞。在香港,其文学实际上是华文文学。虽然英国人统治了很长时间,但还没有形成为殖民者服务的英语文学及其文论。在他们那里,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属于精英文化的一部分,他们多采用比较方法评论作品,也有一些学位高、水平低的人,写的文章以艰深文饰浅陋,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业工作者对它也不感兴趣。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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