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人与媒体偏见】 媒体偏见
媒体人只有认识到偏见的普遍性、承认自己是有偏见的动物，才有可能警惕偏见、削减偏见。
何谓媒体偏见 在英文中，媒体偏见是指记者、编辑及其他新闻出品人的偏见，主要体现在新闻事件的选择和报道方式上。
当偏见成为习惯就变成了直觉，成为一种不加思辨的反射习性。
严格地说，所有的信息都是程度不同的偏见，所以，“拒绝偏见”就是拒绝所有信息。
那些高喊“拒绝偏见”的人自以为能够绝缘于偏见，其实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社会上既存的意识和偏见已经成为国际博弈的武器。
某些西方媒体或明或暗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迎合并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
不断升级的偏见又反过来影响公众认知乃至政府决策，“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便愈演愈烈。
这便是“冲突的螺旋”。
维基百科(英文版)列举了五种主要的媒体偏见： 其一，支持或反对。
当媒体(人)支持或攻击某政党、候选人、意识形态、种族、宗教、性别、年龄、性取向时，偏见就不可避免了。
其二，广告偏见，指媒体(人)为取悦广告主而选择性或偏向性报道新闻。
其三，业主偏见，指媒体(人)为取悦媒体老板而选择性或倾向性报道新闻。
其四，主流偏见，指媒体(人)报道其他媒体(人)都在报道的事件，或为避免伤害大家而拒绝某项报道。
其五，耸人听闻，指媒体(人)偏爱个别、离奇而舍弃一般、常态，结果给人一种错觉：个别比一般还常见。
媒体偏见还可分为政治偏见、性别偏见、负面偏见、外国偏见、少数偏见，等等。
媒体人自身的特性，如种族、信仰、利益、国籍等，都会程度不同地影响媒体人的观察、思考、选择与报道。
c.c.Voorhees等人研究了新闻媒体对卡特琳娜飓风的报道，发现媒体对少数族裔存有偏见，譬如，媒体过多地关注少数族裔的不幸状况。
美国学者S.Aday教授说。
再如西方一些媒体以西方的标准要求中国，可他们自己还毫无察觉。
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涉华报道中比比皆是。
媒体偏见和“媒体敌意效应”(也称为“媒体敌意现象”)如影随形。
“媒体敌意效应”是指，对某议题持有明显偏见的人总以为媒体报道对他们持有偏见。
J.s.Morris指出：“不同的新闻观众对于媒体、政治领袖，和现今的状态有不同的认知。
”当认为媒体持有偏见时，人们就会自己发声、支持甚或创办自己的媒体来对抗媒体偏见。
加拿大学者M.Barber在研究2006年加拿大联邦选举时期的电视报道时发现了媒体的“领跑”效应。
尽管电视新闻覆盖基本做到了公平和平衡。
但电视观众对处于领先地位的政党更感兴趣，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电视对相关政党的报道顺序和报道时间。
危险的外国偏见 相对于国内偏见，外国偏见更顽固、更普遍，也更危险，这主要是由媒体人的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多种因素造成的。
在当今世界，外交、信息、军事和经济被视为国家实力的四大要素。
随着各国对国际传播操控意愿的加强和操控力度的提升，新闻媒体正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被赋予拓展国家利益的使命，另一方面为完成国家使命必须提升公信力。
这两者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
媒体在国内基本恪守新闻准则，形成了稳固的受众群体，但在国家利益上，新闻媒体(及其受众群体)之间的对抗正在加剧，有时甚至处于敌对状态。
大致说来，新闻媒体的外国偏见主要表现为“报道不足”、“报道过量”和“曲解”。
“过度解读”属于“曲解”的范畴。
媒体对特定事件的报道并无明显偏见，但由于外国媒体只关注他国的阴暗面，所以外国媒体对一国的整体报道会严重扭曲。
当信息能力成为重要的国家实力时，重建“国际信息秩序”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信息与通信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量的大幅增加并没有促进文化间的互相了解，反而导致了“无法传播”(mcommunication)――误解、怀疑和冲突随信息量的增加而增加。
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新课题。
更不幸的是。
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博弈将更多地在信息领域展开。
弱国无外交。
同样，只有当一个国家的信息实力提升到相当高的水准，国际间的平等对话才有可能。
面对强国的信息入侵和信息压制，弱国除了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别无良策。
常用的考察指标有“信息源”(s。
ums)、“把关”(gatekeeping)、“语言使用”(Ianguageuse)、“记者态度”，等等。
理查德・阿兰・尼尔森曾列举了测量媒体偏见的12种工具： 1 调查记者(尤其是媒介精英)和新闻专业学生的政治／文化态度； 2 追溯记者以前的专业联系， 3 搜集重要记者的重要言论，以分析其政治信仰和／或职业角色； 4 根据词语使用和主题分析来确定内容及标签； 5 研究新闻报道中的政策倡导； 6 比较新闻议程与政治候选人的议程。
7 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分析； 8 评估媒介决策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9 比较影响信息内容与娱乐内容的广告来源； 10 分析政府宣传及公关行业对媒体的影响程度； 11 媒体使用了哪些专家和发言人?拒绝了哪些专家和代言人?通过比较就可了解媒体代表了哪些利益集团和意识形态。
12 探讨企业和行业组织给记者的“红包”如何影响记者的报道。
如何应对媒体偏见 美国学者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指出，由组织或个人建立的信息网事实上不过是信息过滤网，它们常常有意地传递对他们有利的信息，而不是与局势有关的所有信息。
一般认为，组织成员对某一形势的哪些方面感兴趣，完全取决于局势如何影响(也许威胁)他们的组织。
媒体人很容易掉进“如愿式思维”的泥坑。
一旦预设了某种立场和观点，就总能找到支持他们立场的证据。
反之亦然。
1月27日，印度警方突击搜查了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的住处，搜出了大量现金。
“噶玛巴是中国间谍”的流言甚嚣尘上。
谁是这次“间谍门”的幕后黑手?谁又是最大赢家?对中国怀有敌意的媒体(人)再一次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要从宏观高度减少媒体偏见，就必须依法保障新闻自由，避免一家之偏见占据主导地位。
但在特定时空区间内，公众很难看清媒体偏见，也就难以抵御媒体偏见。
所以，要削减媒体偏见，尚需个人、媒体、社会、政府多管齐下，在媒体监督和监督媒体之间建立起平衡。
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各方利益长期博弈的结果。
孔子的“四勿”(勿意、勿必、勿固、勿我)是抵御“偏见”的一味良药。
媒体人提高自身专业素养、承认偏见的普遍性，是削减媒体偏见的前提。
公民媒介素养的提高是抗击媒体偏见的内在基础，但我国的媒介素养专家凤毛麟角。
民间媒体监督机构理应发挥重要作用，但我国在这方面还几近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