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永恒的历史主题
中国史学有一个好的传经，就是自始至终的爱国主义。这也是中国史学恒久不变，颠扑不破的思想主题。这个传统。这个主题，在中国史家不屈不挠的直笔品格的推动或影响下，以洪波迭涌的强大气势，呈现于古史典籍的浩繁卷帙中，成为一代代中国人敬之爱之、惜之藏之的宝贵财富。这个传统这个主题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进行归纳。
一、核心价值观：中华大一统。
中国古史典籍拥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中华大一统的历史观。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融合。
中国走向大一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大一统历史观，也有一个发生、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早，战国末哲学家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说”，稍晚成书的《吕氏春秋》，都对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持积极态度，其中《吕氏春秋·八览》中大一统思想尤为突出。它们为秦朝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汉初成书的《公羊传》，在全书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提出大一统的重要性。从汉代历史发展趋势上看，诸侯专封是走向统一的一个过渡。对于诸侯专封，《公羊传》提出“实与而文不与”的观点，就是说，对走向统一的这个专封过程，在实际上是赞成的，但在表面上却不能给以认同。以后董仲舒演化的“春秋公羊学”，在邹衍所论及《公羊传》基础上宣扬“黑、白、赤三统”循环的历史观，对大一统的历史发展作了唯心主义的解释。尽管如此，他们的指归却是宣扬“大一统”这种在当时说来无疑是进步的历史观。张大可先生在《史记研究》一书里说，司马迁继承了前代思想家的大一统理论，用以作为考察历史发展的指导思想，从而又系统地发展了它，形成《史记》所独具的大一统历史观。
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的内涵是华夏民族皆黄帝子孙。司马迁认为，从黄帝的统一到秦皇、汉武的大一统，象征着历史的发展方向，象征着帝王德业的日益兴盛。夏、商、周三代之君，秦汉帝王，春秋以来列国诸侯、四方民族，都是黄帝子孙。这个国家一统、民族融合观念，是司马迁架构《史记》的一个基本大纲。司马迁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制确立和巩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制度加强了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战乱，是当时最先进的制度。大一统历史观，就是对这一先进制度的赞颂，并为西汉一统理论提供历史见证。大一统历史观也是历代用以进行爱国主义传统教育的一个基本思想。数千年间，它激励着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和统一而前仆后继，英勇斗争。与此相应，大一统历史观也贯穿于《史记》以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古史典籍中，成为中国史学的一条光彩夺目的生命长链。
譬如我们今天读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北）人陈寿所撰《三国志》，便充分感悟到里面所强烈跳动着的大一统历史观的脉搏。众所周知，三国的史事有分有合，三国的地位有轻有重，陈寿度量权衡，特为魏帝立纪，作为全史之纲，表明当时虽是“三国鼎立”，但祖国的历史仍然统一。而一部《三国志》留给读者的感受，也是一部完整统一的中国断代史;虽分三国别立三书，只是叙事编排的方式而已。
我们读《三国志》，深切地感到天下一统的历史趨势不可阻挡。《三国志》批评荀或既为曹操第一谋臣，却又死抱住东汉皇朝的僵尸不放，缺乏“机鉴先识”;赞扬王朗等人积极佐曹代汉，“诚皆一时之俊伟业”（《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作者将东汉年号下二三十年间的历史写入《三国志》中，表明并不留恋徒具空名的东汉王朝。这无疑沿袭了史迁的大一统历史观。此外，陈寿还继承了史迁不趋时俗、独立思考和尊重历史的史德。他为曹操立纪，而用汉朝末帝献帝的年号编年纪事，说明重史实而轻名分。此外，《三国志》虽为魏帝立纪，但并不以吴、蜀为僭伪。当吴、蜀既灭，晋朝人士目为伪朝之时，陈寿却将它们与魏并称“三国”，各写一书;又在其帝王传中编年纪事，与帝纪无异。致于《三国志》的卷数安排：《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则是依据三国各自拥有的历史地位或历史分量而作出的，不应当看作是厚此薄彼的意思。
显然，司马迁的大一统历史观不仅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明显作用，而且对中华民族的融合、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工作也有着重大的积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首创的民族史传，开启了后代历史典籍、特别是纪传体史籍民族史传的先河。张大可指出，在《史记》里，司马迁一共写了五篇少数民族史传，它们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各篇史传独立成篇，详今略古，着重叙述汉武帝时期各周边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这些民族史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东西南北各个少数民族均为天子臣民，他们的历史发展趋势是走向中华大一统。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里对此有明白的表述。他说：
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杨越以保南藩，纳贡职，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吴之叛逆，瓯人斩濞，葆守封禺为臣，作《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唐蒙使略夜郎，而邛笮之君请为内臣受吏，作《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上述“集杨越以保南藩”，“葆守封禺为臣”，“请为内臣受吏”等思想叙述，鲜明地反映出作者在国家统一的政治前提下的民族融合思想。司马迁注意到，当时南越、东越、西南夷等周边民族，都愿在天子治下，并入中国版图;因此，司马迁打破了董仲舒的所谓“小夷避大夷”“大夷避中国”等等的“名伦秩序”，把民族史传与名臣将相的列传交错等列。这种编列方法，又遵循着一个内在逻辑，即因事相连。如《匈奴列传》陈于李广和卫青、霍去病的列传之间，《西南夷列传》下联司马相如的列传。这是因为李广和卫青、霍去病是征匈奴的名将，司马相如力主通西南夷。司马迁的这种编列方法，可谓匠心独运，当然又是其大一统历史观所使然。（参见张大可《史记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史学，还出现了一大盛观，即少数民族史学的百花盛开。这应是在《史记》及《汉书》民族史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在史学上也取得了接近汉族先进水平的成绩。它们同汉族史学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时期。北朝的元魏向汉族学习，在秘书省设立著作局，以后又专门辟出修史局撰史，设立史官正郎2人、佐郎4人。元魏末，宰相开始监修国史，历北齐、北周而成定制。时从南方巴氐族的成汉，到鲜卑族的北周，280年间中国的近20个少数民族政权，都分别有一部、乃至好几部官修国史以及起居注、典志、谱牒、实录等其他形式的官修史书。不过，那时各族史学都存在着一个严重问题，就是为本民族及其政权争“正统”地位。如北齐魏收编《魏书》，“以皇魏承晋为水德”，以北朝统治者及其统治区称“诸夏”和“中国”，而将其外的各民族（包括南方的汉族）称为“异类”“蛮夷戎狄”。为了证明北魏、北齐乃继西晋之正统，还把东晋称为“僭晋”。与此相应，南朝国史，则将北朝政权一律斥之为“虏”。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尽管各族史书纷起争“正统”，但争的多是代表“诸夏”和“中国”的嫡传地位;而且都多不掩饰本民族政权要实现中华大一统局面的政治谋图。这其实是大一统历史观已深入居住于中华土地上的各民族间的一个有力证据。如东晋王隐编修西晋国史（成《晋书》九十三卷今佚），是要总结“华夷成败”。南朝的国史，“氐羌有录，索戎成传”。北朝的魏史，则“南笼典午（东晋），北吞诸伪（十六国政权）”（《史通·断限》）而北魏崔鸿写《十六国春秋》，则以晋、宋的年号系年，将十六国“国书”一律改称为“录”，帝纪改称为传。这样，他就从中华大一统的立场出发，将纷繁复杂的十六国史，写成了一部在统一年号下的各民族发展史了。南朝梁萧方等撰《三十国春秋》凡三十卷，记自三国魏齐王嘉平元年（公元249年）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事迹。其以晋为主，用其年号编年记事，将孙皓、刘渊以下二十九国政事人物分记其中。萧方等的写法，既承认各族政权客观存在的现实，又突破了当时分国立史的惯例，反映了民族趋向统一、祖国不可分割的历史。
4.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根底所在。
迨及盛唐，刘知几著《史通》，对他以前的中国史学进行了第一次系统总结。他在“华夷”问题上所表现出的进步思想，可以说是远绍司马迁的大一统观，近承魏晋南北朝的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史学思潮。他在《史通·称谓》指出，自西晋动乱以来，“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晋世臣子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此皆苟徇私忿，忘夫至公”。他希望中国境内各民族能像兄弟般和睦相处，长期一统，从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利益出发，出于公心，捐弃前嫌，再也不要出现像魏晋南北朝时那样“兄弟阋于墙”的惨痛局面了。而刘知几有如此认识，还同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帝国的政治眼光有着密切关系。那时的唐朝君主，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多摒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的狭隘民族偏见，对各族“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唐纪·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与此相应，在史学领域内，反映民族融合的史录，强调民族融合的思想倾向，也在发展;诚如刘知在“华夷”问题上的上述认识。刘知几对“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的历史观持明确的反对立场。这反映出唐代民族大融合背景下以“大一统”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史学发展的积极趋势。
与盛唐史家“华夷一体”的历史观相映成趣的是辽朝史家的“华夷一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我们可以通过元代史家所修《辽史》而以见识。因为《辽史》所本，是以耶律俨的《实录》等为代表的辽朝史官文献，它大体保存了辽朝史家的历史观。吴怀祺先生在《辽代史学和辽代社会》一文里，注意到《辽史》里契丹人自己对本族起源的两点看法：
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其可知者，盖自奇首云。奇首生都庵山，徙黄河之滨。传自雅里，始立制度，置官属，刻木为契，穴地为牢。……东自海，西至于流沙，北绝于大漠，信威万里，历年二百，岂一日之故哉！
——《辽史·太祖本纪赞》。
庖羲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而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盖炎帝之裔日葛乌菟者，世雄朔陲，后为冒顿可汗所袭，保鲜卑山以居，号鲜卑氏。继而慕容燕破之，析其部日宇文，曰库莫溪，曰契丹。契丹之名，昉见于此。
——《辽史·世表序》。
吴怀祺认为，上述材料可反映出，辽朝君臣们，包括史臣们，都认为契丹族大致应是炎、黄二帝的子孙，这与《史记·匈奴列传》的思想相似。这种历史意識，体现出一种民族认同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辽、汉既然都是炎、黄两帝的子孙，当然也就是平等的，因此，这里又蕴含着民族的平等的思想。南北朝时期，各族史学争“正统”的争吵，其实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杨树森先生在《辽代史学述略》一文里认为：“辽朝为了说明自己的正统地位，他们不自外于中华，自称他们是炎黄的子孙。”“辽朝统治者自认为他们同汉族一样，都是炎黄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员。”陈垣先生则在《通鉴胡注表微》书中说：“身之（胡三省）谆谆于中国之人者，明契丹主不足怪也。然契丹在金元，均称汉人，已与中国为一家矣。岂独契丹，女真在元，亦已称汉人，在今则皆谓之华人。身之尝叹中国自此胥为夷，岂知夷至此胥为中国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魏晋以后的居住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政权，无论是汉族政权还是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建立的地方政权或全国政权，他们的统治者们及其臣子、史家们多自认为“华夷”本出一脉，各族乃为一家。他们的这种观念，当然不排除是从争“正统”继而君临天下的政治需要出发而提出的——即便如此，这不是正好说明大一统历史观的深入人心么？不是正好说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融合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么？而在这种“深入人心”的过程中，在这种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从司马迁《史记》开始的历代各族史家的史著是起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的。可以说，大一统的历史观是处于封建社会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一种体现。它反过来又促使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新的基础上的更高融合与发展。而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分分合合，分久必合，并且，分裂总是短暂的，统一的时间要比分裂的时间长得多（愈到后期，愈是如此）的根底也正是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