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 [接触英美]
时至十九世纪中叶，中日两国都处于封建末期的闭关锁国时期。
其时，欧洲、北美等工业化国家的商业触角开始向亚洲伸展，当他们正面的通商要求得不到答复和满足时，必将付诸军事手段。
于是，两国的国门先后被迫打开。
日本开国仅十几年时间便于明治维新后走上近代资本主义国家道路，而中国的戊戌维新仅维持百日而已。
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之异同，与近代之初两国对西方文明之先进性的认识程度存在差异是密切相关的。
一 夷夏思想是儒家的传统观念之一，原本是古代中国在认识、处理中原与周边民族的关系时产生的一种民族不平等思想。
随着国家、地区间交往的发展，便演化成以中国中心论为特征的夷夏世界秩序观。
其核心内容，是以儒家的礼所指代的文明发展程度为基准将世界序列化，并力图将自己国家置于中心位置，而视其他民族、国家为野蛮落后的夷狄。
基于这种认识观，十九世纪时的清政府无视世界形势的变化，继续着天朝上国的迷梦。
鸦片战争战败，促使有识之士开始重新审视“夷”、“夏”状况，寻求救国自强的途径。
同时，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及外国人的入驻，外交纠纷和在外交中失利的情况屡有发生。
为了在外交中做到知己知彼，也为了开通与外国政府直接交往的渠道，向外国派遣使节一事被提上议事日程。
几经延宕，到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开始向英国派出常驻公使。
遣使英国直接起因于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
英国借口此事，要求清政府遣使赴英赔礼道歉。
郭嵩焘奉命作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去完成该项屈辱的使命，并任首任常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出使法国钦差大臣。
郭嵩焘受命出使英法，被清流派士大夫视为辱国，当时流传的一首所谓赠别联语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其友人中或叹息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或同情他“费力不讨好，亦苦命也”。
同乡中有人为了阻止他甚至以要捣毁他家的住宅相威胁。
郭嵩焘出使英法期间留下较为详尽的日记，为后人考察其西洋认识提供了宝贵资料。
郭嵩焘经过深入了解后指出，西方国家的立国之本为资产阶级议会制，国会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民选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胜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1〕。
郭嵩焘对这种君民兼主国政的民主制度较为赞许。
但同时，他认为西方国家以民为重，“泰西政教风俗可云美善，而民气太嚣，为弊甚大”〔2〕。
显然，郭嵩焘尚未认识到西洋政教所取顺的是资产阶级的意愿而非大众之意，才会对所谓的“民权过重”忧心忡忡，且其自身作为封建士大夫对民众势力的发展也心存畏惧。
郭嵩焘认为西方国家“政教修明，具有本末”〔3〕，与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可同日而语。
他甚至提出：中国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陵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
三代有道之圣人非西洋所能及，但圣人“以其一身为天下任劳”，一身之圣德不能常。
而西洋的“公之臣庶”可推衍无穷，故而“颇疑三代圣人之公天下，于此犹有歉者”〔4〕。
此番言论，道出了郭嵩焘对中国之处境和出路的忧虑，表明他对西方之法治与中国之人治的不同及其合理性已有朦胧认识，并流露出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赞美和向往。
然而，“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威矣”一语，尽管可能出于怒其不争的失望和遗憾，但显然忽略了西方国家间弱肉强食的游戏规则及其列强的侵略行径。
郭嵩焘入乡随俗，出使期间经常参加当地的音乐会、舞会、茶会等社交活动，招致副使刘鸿锡指数其三大罪：一、游甲敦炮台披洋人衣。
即令冻死，亦不当披。
二、柏金宫殿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三、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对于郭嵩焘而言，“宴会应酬之间，亦当于无意中探求国人之口气，察国中之政治”〔5〕，这些场合都是他了解西方人情风俗乃至制度文化的绝好机会。
郭嵩焘积极参观学校、博物馆、图书馆及各种学会、科学实验等，并与各方专家学者接触交流。
他认识到教育在近代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相距二百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6〕，提倡大力开办学校。
他赞扬西方格物致知的实学之风，提倡学以致用。
郭嵩焘急于寻求救国之路，眼见同是晚出的日本因大小取法泰西而日进无穷，就连西方人都佩服其求进之勇。
而中国士大夫虚骄自大、故步自封，“寝处积薪”却自以为安，徒遭邻邦“讪笑”〔7〕。
郭嵩焘认识到，中国要想自立自强，当务之急需去除虚骄之气，务实而仿效西洋。
而学习西方关键在于要有通西学、行西法之人才。
因此，郭嵩焘主张通过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培养革新人才，建议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遣赴外洋，使“各就才质所近，分途研习”。
民族危亡之际，郭嵩焘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愿望强烈而迫切，以致模糊了他对西方列强争霸世界、侵略中国险恶用心的认识，甚至对列强抱有幻想。
如“泰西各国欲以所得于学问者，表示中国而导引之，群相视为切要紧急，不惜劬思殚虑，敛资集费，以求有救，相与慨然太息，伤中国之无教化”〔8〕；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
吾何为拒之？又何为隐情惜己，默而不言哉？所以言者，正欲使君辈粗见中外本末情形，庶几渐次有能知其义者，犹足及时自立，以不致为人役耳”〔9〕；其至中国惟务通商而已，“绝不一逞兵纵暴，以掠夺为心”〔10〕等，均表达了郭嵩焘良好的愿望。
近代之前的日本，同样以自我中心论为特征的华夷世界秩序观作为认识世界和指导国际交往的准则。
鸦片战争中国为“英夷”所败，也给日本朝野上下以很大震撼。
开明人士提倡了解世界大势，以便积极应对外压，幕府及一些强藩开始考虑渡航海外之事。
黑船来航及“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将日本正式卷入近代国际条约关系体系，在与美国、荷兰、俄罗斯、英国、法国等缔约国交涉的过程中，日本开始讨论向这些国家派遣使节团。
幕末日本走向世界，始于万延元年（1860）幕府遣使赴美。
向美国派遣使节团，是岩濑忠震和井上清直两位开明幕吏，在参加《日美通商航海条约》草案审议时向美国驻日公使提出的。
他们的意图，是亲自带领幕僚中一些有为者前往美国，在完成交换条约批准书任务的同时视察海外情势，吸取先进经验，归国后推行一番破旧立新的幕政改革。
但因政局动荡两人未能如愿，幕府最终以新见正兴和村垣范正分别为正副使。
有人认为：正使温厚有长者风度，但绝非良吏之才；副使纯属庸吏，虽稍有经验却并无才干。
此次使节团中包括一些从各藩临时召集来的下级武士，他们大多是为了探察海外情形而自愿随行前往的，如正使的从者玉虫左太夫便是其中之一。
万延元年遣美使节团留下大量出使日记，其中副使村垣范正的《遣美使日记》和随从玉虫左太夫的《航美日录》内容最丰富，最具可读性和代表性，下文将以这两部出使日记为中心，对比分析他们的西洋认识。
与郭嵩焘关注西方的社会制度不同，村垣范正更多地着眼于双方的服装和社交礼仪等。
使节团谒见美国总统布坎南之日，村垣范正说大权在握的总统“服装如同商人”。
当时商人在日本处于四民之末，可见这位盛装前往的日本武士对美国总统的第一印象并不佳，进而发出了他“既无上下之别，亦无礼仪”的批评〔11〕。
在当时的日本人看来，衣冠服饰不单单是遮寒保暖之物，更包含着重要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国家的政治教化密切相关，是有教养之人区别于野蛮落后者的重要标志。
此外，村垣范正观摩了美国国会的议事，但他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既无多少预备知识也无多大兴趣。
对于日本人来说，最理想的议事方式是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力求和别人达到一致，且讨论也应以最易于为最高当权者接受的方式进行。
因此，在他眼里，美国议会的公开辩论几乎无异于村野匹夫的吵骂。
玉虫左太夫看到总统的府邸与普通住宅无异，据此推测“大概美国是共和政治，难行一己之私。
纵有善恶吉凶，大家同甘共苦，绝无内战之事”，因而无需特别的戒备。
显然，玉虫左太夫对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特点有所认识，但“绝无内战之事”等亦有将其理想化的倾向。
谈到谒见场面，他感觉总统和蔼可亲，应接礼节“无异于亲戚会面”〔12〕。
玉虫左太夫眼里的总统，着装朴素，出入如普通人般随便，就连接见外国使节也不例外，而不像本国大将军甚至普通官吏般在下属面前总是盛气凌人。
作为一名封建武士，玉虫左太夫可能不具有近代平等思想，他未必理解与专制相对的共和政体的意义。
不过他从总统的住宅及其言行中感受到美国社会人际的平等与融洽，并表现出对这种相对平等的社会关系的赞许和向往。
日本使节团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与美国交换《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正式批文。
交换条约批文之日，关于条约的内容及缔约对日美两国外交、经贸关系的影响等村垣范正只字未提，却一味地以“无礼仪”批评对方的简慢，说遵从西方的握手习俗是一种“耻辱”，认为有女性在场更是“可笑”〔13〕。
日本很重视外交礼节对于体现一个国家国际地位所发挥的作用，外交场合的文辞用语、礼仪做法均属于“国家大礼”。
此外，女性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也不符合封建幕府的伦理纲常。
对于如此重要的外交大事，村垣范正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却对一些表面的形式浓墨重彩，可见华夷观念严重束缚了他的眼界和思维。
玉虫左太夫作为一名随从，能直接参加正式的外交活动的机会不多。
玉虫左太夫未能观摩国会议事，后来参观国会大厦时，见其建筑构造中间低下而四周阶梯式高出，推想议员们议事时是在旁听者的众目睽睽之下公开进行的，公私分明可见，民众“无可抱怨”〔14〕。
此外，“凡会盟、战争、黜陟、赏罚等事，皆经众议，以多决少。
纵然是总统，绝难固执己见、一意孤行”〔15〕等，对美国的民主议会制予以了肯定。
可见他能结合原有的知识储备，对新事物认真思考积极探究，并能比较客观地把握其特点。
对于西方在科技及机械制造方面的先进性和可借鉴之处，村垣范正是认同的，并表现出取长补短的意向。
使节团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前往兵工厂参观，村垣范正看到利用蒸汽机械动力制造各种武器多快好省，其精巧程度令人瞠目，便想到“若将此机械用于我国，对国家必将大有益处”〔16〕。
参观天文台，用望远镜观察星际后深有感触：“大凡测量术等是彼之长处，派遣有志者留学，当受益匪浅。
”〔17〕尽管如此，村垣范正的自我优越意识及认定西方国家是“夷狄”的思维定势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他标榜自己国家百物富饶，却认为美国物产贫乏。
说华盛顿暑中酷热，气候变化不定，相比之下，“我国乃得中和之气之上国”〔18〕。
在斯密生研究所看到几具木乃伊，虽能认识到这是为了“究理”的一种科学活动，但仍以“古昔之夷狄一语所言甚是也”相批评〔19〕。
玉虫左太夫最初与美国人接触时也和村垣范正等人一样，表现出明显的华夷意识。
他称自己听不懂的英语是讨厌的“夷语”，称美国军舰上的音乐是“胡乐”。
认为美国在礼法方面与禽兽无异，毫无可取之处，“唯器械之精密我国难以比及”〔20〕。
然而，经过到达华盛顿前在军舰上与美国官兵两个月间的朝夕相处，开始对自己原有的认识进行反省和修正。
到达美国后经过积极了解认真分析，不仅在科技方面，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合理性也有所认识，并表现出意欲学习先进和改革的愿望。
三 中国晚清与日本幕末时，都迈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
面对异域文明的直接冲击，两国初使西方使节的反应和认识不尽相同。
比较而言，郭嵩焘的思想最为开放，他对西方文明观察的层面较高，认识较深刻，分析也较透彻。
郭嵩焘熟悉封建政治，原本对西方的社会制度就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识到“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21〕。
出使英法期间他认真考察积极探究，指出眼前的西方国家与昔日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不可等同而视，甚至认为今日之西洋与中国犹如历史上的华夏与夷狄，提出中国为了救亡图存，在政教文物方面也要向西方学习的大胆主张。
此外，郭嵩焘在赞美西方“政教修明”的同时，以“失道久矣”等表达了对自己国家的反省和指斥。
郭嵩焘对西方文明表现出一种几近于情不自禁的倾心和向往，出使日记中多有溢美之词，甚至有拔高之嫌。
日本幕府遣美使节团副使村垣范正面对异文化，是以自身文化为参照物去观察，以自身文化为标尺去衡量的。
他抱残守阙，对西方文明持一种近似于反射的排拒态度。
他原本就认为西洋各国是“夷狄”、“胡国”，一切都是野蛮、落后的，出使期间虽切身体会到西方在机械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并对这些“形而下”的层面予以认可，但对西方文明中“形而上”层面的社会制度等方面始终持抵制态度。
玉虫左太夫面对异域文明能利用已有知识作出相对深刻的分析判断，甚至能举一反三加以推论。
他能透过表面看到彼我双方文化内涵上的差异，进而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合理性和可借鉴之处有所认识。
玉虫左太夫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向学态度，他对新事物多积极探索、溯本求源。
此外，他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感，并时而流露出一种自我批评意识。
中日两国近代初使西方使节的西洋认识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是他们的身份地位、个人学养、出使动机不同，导致对考察对象所持态度不同，着眼点和思维的深度广度也不同。
郭嵩焘是封建高官，曾在鸦片战争期间参加过抗英斗争。
但他仕途并不得意，出使前曾被参闲居在家，因精透洋务受洋务派大臣文祥举荐，于光绪元年（1875）奉诏入京。
同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即被任命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郭嵩焘是文馆词林出身的士大夫，精通传统文化，熟悉封建政治，了解洋务内情。
他早年就认识到洋人“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服”，开始在上海、广东等地广泛接触了解西人、西学，“中外情形，夙有体会”。
此次以望六之年毅然出使海外，是为了能进一步“通察洋情”、“探求西学和西洋政教之真理”。
从“所为遣使者，欲使所闻所见，与洋人习，而后能因委以求源，据事以通情”等〔22〕，可窥知他积极探求的志向和欲望。
此外，近代史上的湖南，多出开风气之先的人物。
郭嵩焘生长于湖南手工业和商业相对发达的湘阴地区，祖上因经商和放贷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户，他少有传统士大夫的轻商思想。
郭嵩焘自幼思想活跃、才识出众，他好胜心强、自负有余而行不由径。
出仕后官场不得志，对现实政治不满，受西学的影响较多，故而就有可能为寻求摆脱封建制度危机和个人思想危机的新出路而走向“离经叛道”。
村垣范正是封建幕府的保守官僚，此次出使完全是得乎高官、受乎王命，目的只是顺利完成幕府的既定任务，做到不辱使命归国便可加官晋爵。
因此，他对所接触到的新事物没有积极主动去了解和分析探索的愿望，此前也没有多少有关对象国的预备知识。
村垣范正的思想认识，大体上反映了幕藩体制下日本传统的对外认识模式。
玉虫左太夫是一名来自仙台藩的下级武士，政治地位低下，对幕末政治经济制度的衰微体会较深。
他曾读过《海国图志》、《坤舆图识》等介绍西洋事情书籍的日译本，也曾做过外国奉行的近臣，对西人、西学有些接触了解。
他是使节团中志愿出使者的典型，归国后需向藩主递交出使记录，此行有明确的探索“夷情”的目的。
玉虫左太夫的思想认识及其变化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幕末日本在民族危机深重、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形势下，不满现状、要求变革的中下级武士的思想状况。
武士阶级本是幕藩体制的支柱，但他们自己不掌握土地，靠向领主领取禄米维持生计。
到幕末时期，因幕藩领主财政困难，武士的禄米常被削减，再加上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及开国的冲击，禄米经常不敷生活。
一些下级武士为谋生计，被迫从事教师、作家、医生乃至手工业等职业。
此外，幕藩等级身份制度森严，中下级武士在政治上难望有出头之日，难免对领主及幕藩体制心存不满。
亦即说，幕末时期，中下级武士与幕府和藩主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日渐崩溃，政治从属关系也相应松弛。
再加上武士的文化素质较高，对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反应较敏锐。
因此，中下级武士随着生活条件、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的观念较容易发生改变，他们更易于接受新思想，也更愿意学习新事物。
而明治维新，正是在下级武士出身的知识分子的领导和推动下发起并完成的。
可以认为，玉虫左太夫的思想认识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日本幕藩体制内部革新力量的萌生。
通过对中日两国近代初使西方使节西洋认识的分析比较，不难得出如下认识：当时两国对西洋的认识情况不尽一致，如果仅就本文所提到的两个比较而言，似乎中国使节的思想更开放一些。
当然，使节们的西洋认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的认识水平，但不排除其个体认识的个别性。
质言之，当时中国人对西洋的认识，在整体上未必都能达到郭嵩焘的认识高度，有人称他是中国封建士大夫阶层转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孤独的先行者”〔23〕。
但本文至少可以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的西洋认识具有多样性，并非所有中国人的认识都落后于日本人。
郭嵩焘其人其事，至少说明近代之初的中国对西洋并非一概茫然无知，至少说明当时中国人中不乏有思想开放、目光长远、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积极进取者。
四 晚清以常驻英国公使的派驻为始，一系列常驻外国公使馆的建立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走向世界。
日本幕府以遣美使节团为始，先后六次向西方国家派出使节团，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
然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为口号，全面向西方学习，走上近代民主国家道路；而中国，如郭嵩焘出使前后的种种遭遇表明，走向世界的阻力更大，也如历史的发展所证明，近代开放的步履更艰难。
不过，十九世纪时西方近代文明的发展阶段高于同时期的东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程度在客观上高于同时期中国、日本等东方封建制国家。
因此，东方国家的近代化过程，在表面上、形式上就表现为学习西方并进行自我改造的“西洋化”过程。
因此，对于东方国家和民族来说，近代初期能否认识到西方文明的合理性，以及这些认识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当权者和社会所认同，在现实的政治决策、社会变革中能发挥多大作用，将直接影响到其近代化的进程。
中日两国近代化历程之所以差异较大，其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两国的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不尽相同。
首先，两国的夷夏世界秩序观各具特点。
一方面，中国的夷夏思想是与天下观念相结合的一元世界秩序观，而日本的夷夏思想则是与国家观念相结合的多元世界秩序观。
古代中国诸侯称国、大夫称家，以高势能文化为基础的文化意识发达而少有国家意识。
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原始自然认识的基础之上，天下是个外延无限扩大而又封闭的概念。
天下依天子直接支配所及与否及其仁德感化所及与否划分尊卑内外，对外交往中主要以儒家的人伦、礼乐等文化概念来衡量判别对方的远近等差。
直到近代初期，天下观念盛行而包括政权、领土等构成要素的严格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却相对淡薄。
与中国不同，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从其产生时起就处于文明高度发达的中国周边，在与中国交往的过程中，较早意识到自身是一个政权单位，形成较明确的国家意识。
尽管日本也常使用天下一词，不过日本的天下所指的是日本国全体。
与之相对，国最早用以指称藩国。
十八世纪末期以来随着民族危机意识的高涨，日本一词迅速普及，之后国开始用来指称日本国。
西方近代国际关系，是建立在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基础之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上、名义上各独立主权国家间是平等的。
建立在天下观念基础之上，以文明程度的高下衡量一切的国际观，在与西方文明体系接触时很难摆脱自我文明为中心、自我文化为本位的优越意识。
因而中国被卷入近代国际政治舞台之后，一时很难从对等的角度出发把握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
而日本则较早形成了以国家观念为前提的世界认识，并有以此为基础与中国、荷兰等国家交往的经验。
因此，在与近代西方国家接触之后，较容易接受近代国家平等观念，对近代国际关系表现出比中国更强的适应性。
另一方面，两国夷夏思想承载者的性格特质不同。
中国的思想传统重文而轻武，这由古谚语“遗子黄金满�，不如教子一经”便可见一斑。
儒家倡导以和为贵，对外提倡以德化远。
如朱熹指出：“古圣先王所以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盖决然也。
”历代王朝对周边民族沿袭了“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之策。
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士大夫对西方国家一味蔑视而不屑与其正面接触交往。
而日本，自从进入武家社会以来思想文化的承载者主要是武士，武士崇尚武力和威猛，即便与一般的朋辈、伙伴之间也常处于一种竞争、较量的状态，对外更易产生敌对意识。
西力东渐所带来的军事压力，特别是黑船来航的冲击，更激活了封建武士的军事性思维，使他们对西方列强时刻保持着紧张的对峙感和敌意，对外来的军事压力能迅速做出积极反应。
中国文治官僚所承载的夷夏思想，在与“夷狄”包括近代西方国家接触时，就连与之交锋并战而胜之这样的交往都尽量回避。
而日本武士固有的战斗者精神与夷夏思想相结合，在对待“夷狄”的态度上就表现出与中国明显不同的特点。
正如有学者所言：“对于西欧的冲击，士大夫与夷夏秩序（即中国）认识不到这是拥有强大武器的西方国家的压力，而只认为是朝贡使来朝。
武士阶级和大君外交秩序（即日本）则敏锐地察觉到西欧的冲击乃是武器的压力，便回到军国主义的立场上，着手探讨加强海防和制造‘兵器’之‘理’。
”〔24〕对于日本人而言，西方列强带来的军事压力越大，他们的敌意和要战而胜之的欲望就越强烈。
要战胜敌人就需了解敌人，进而将敌之武器和军事技术为我所用。
于是，就激发了他们接近并探察对方内情的积极志向。
其次，中国历史上尽管有过相对开放、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时期，但限于自身国力相对强盛，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遥遥领先时，封建王朝在对外交往中较有自信也较宽容，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要宣扬国威于世界之意。
而日本则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有人把日本比作“换穿衣裳的偶人”。
“偶人”指其传统思想、传统文化，而“衣裳”指外来文化，随着流行与需要不断被更换。
换言之，对于日本人而言，外来文化如同时装的流行，旧了、过时了就会马上被扔掉，重新拾取更新的。
日本历史上的三次重大改革――大化革新、明治维新及战后改革，均在大规模吸收引进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完成。
日本民族重实利的国民性和在此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传统，以及日本人缺乏合理的理性思维等特点，对日本幕末以来应对民族危机乃至近代化都大有裨益。
当然，日本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方式也遭到一些尖锐的批评，如有日本学者指出：“中国、伊斯兰、印度等文明古国，早在西洋之前创造了伟大的世界文明，很难轻易改变自己的文明。
自己家的孩子自己觉得可爱，亲手制作的东西不会轻易丢弃。
讲句俏皮话，中国、伊斯兰、印度因为不肯出卖灵魂而肉体饱受摧残。
他们之所以长时间被西洋的新兴势力以军舰、大炮所支配，即因为不肯出卖灵魂。
而对于日本人来说，灵魂不值几个钱，肉体的发达是其所追求的，想成为肥猪，也就成了肥猪。
因此，日本人没有要贯彻什么精神或理念的高姿态。
”〔25〕 实际上，日本人应对外患，往往遵循着从“攘夷”不成到“师夷”，然后励精图治伺机“制夷”的逻辑。
西力东渐以来，起初曾出现过主张断绝与外国的一切联系，排除、打击外国势力的排外主义论调。
幕府于1825年颁布“异国船只击退令”，命令沿海各藩对前来近海的外国船只一律开炮轰击。
不过，面对西方列强强大的军事压力，幕府一贯采取慎重态度，认为无必胜把握不宜轻举妄动。
鸦片战争的消息传来，幕府认识到炮击西方船只的危险性，随即废除了“异国船只击退令”。
黑船来航后，即使批评幕府怯弱、因循守旧的攘夷派，也不再强硬地坚持开战。
在萨（萨摩藩）英（英国）战争中，萨摩藩因不敌英国的阿姆斯特朗大炮而损失惨重。
既然打不赢，日本人便转而求其次，从“知己知彼”开始，进而“师夷长技”，再图“百战不殆”。
饶有兴趣的是，越是那些在严重的较量中战胜了自己的异文化，越能获得日本人的崇拜和激发起他们的学习热情。
因而，日本大规模引进外来文化常是在异文化的压力之下与之对峙、较量而失利之后进行的，近代日本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也不例外。
如此特性，使日本民族总能在历史转折的关头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注释： 〔1〕〔2〕〔3〕〔4〕〔5〕〔6〕〔7〕〔8〕〔9〕〔10〕〔22〕《郭嵩焘日记》第三卷，光绪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3、771、125、548、611、356、771、814、857、137、876页。
〔11〕〔13〕〔16〕〔17〕〔18〕〔19〕（日）村垣范正：《遣美使日记》闰三月二十八日，《遣外使节日记纂辑》第一卷，东京大学出版会1929年初版、1971年复刊，第91、100～103、108、115、96、120页。
〔12〕〔14〕〔15〕〔20〕（日）玉虫左太夫：《航美日录》闰三月二十八日，《西洋见闻集日本思想大系66》，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95～96、107、148、31～32页。
〔21〕《郭嵩焘奏稿・条议海防事宜》，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45页。
〔23〕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4页。
〔24〕（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25〕（日）铃木孝夫：《何为“国际化”》，《福泽谕吉年鉴》17，财团法人福泽谕吉协会1990年版，第1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