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六叔吴祖强] 六叔
音乐人生 我的六叔吴祖强 六叔是一个十分本色的人 吴祖强是我的六叔，我的父亲吴祖光是六叔的大哥，他和六叔之间整整差了10岁。
有关六叔的事情，父亲曾经给我讲过许多，大部分是关于幼年时的六叔怎样走上音乐家之路的，这些往事从父亲那善于渲染的嘴里讲出来，带有一种传奇色彩。
父亲的家庭原本并没有什么人是搞音乐的，他们一母同胞兄弟姐妹共11个人，也并没有哪位长辈要刻意地培养谁成为音乐家。
只有大姐――我的大姑姑上学时在音乐课上学过一点钢琴，放学之后会在家里的一架老式的旧钢琴上弹弄几下。
六叔那时大约4岁左右。
有一次家里大多数人都出去了，祖母和大姑姑也一起出外购物，回来的时候隐约听到摆放钢琴的那间屋子里有弹钢琴的声音，大家觉得奇怪，因为家里只有大姑姑能够弹一点钢琴，大姑姑既已外出，屋子里的琴声是谁弄出来的呢？再仔细听来，那琴声竟然还有旋律，而且就是大姑姑平日里弹的练习曲的音调。
大家推开门看去，竟然是六叔！只见钢琴旁的琴凳上加放了一个小板凳，4岁的六叔正坐在小板凳上弹着钢琴。
他看会了大姐弹琴的指法，记住了练习曲的旋律，他在家里没有人的时候，自己来到钢琴边，弹出了大姐经常练习的那段练习曲。
在1947年考入南京音乐专科学校之前，六叔的音乐基础主要是靠自学。
没有人刻意地培养和训练，依靠自学弄通五线谱和乐理，并且写出不少短音乐和歌曲进而考进音乐专业学校，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很难用别的理由来解释。
六叔在中央音乐学院埋头攻读，也没有忘记另一件大男大女必做的事――追女友。
我后来的六婶、钢琴教授郑丽琴当年是个窈窕矜持的女孩子，上海小姐，来自一个富裕的大家庭，成了六叔穷追猛打的追求目标。
几乎是每天，下课以后，吃饭之前，六叔就准时来到六婶的宿舍门口，等六婶一起去食堂就餐。
六婶那时是很骄傲的，她对六叔的态度总是不卑不亢，下巴翘得高高的，喜欢冷冷地笑笑，好像并不很在乎宿舍门口那个穿着一件黑呢子大衣的作曲系男生已经在冷风里吹了好一会儿。
不过六叔是个有耐心的人，他的条件其实是很好的，浓眉大眼很英俊，学校里绝对的高材生，加上天生的儒雅气质，还有细致入微的体贴关心，在他被学校选送去苏联留学的前夕，终于娶得美人归。
50年代六叔去苏联留学。
和他同时期去的有一大批年轻人，李德伦、刘诗昆、傅聪、郭淑珍、郑小瑛……几乎当今中国最优秀的音乐家都是六叔那时的同学。
从莫斯科回到祖国以后，六叔完成了一个音乐学子到音乐教育家的转换，他回到了他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教学，回到了等待他5年的六婶身边。
六叔和六婶都是音乐学院的教授，六婶在附中专教幼儿钢琴启蒙，而六叔在大学部的作曲系一教就教了大半生。
六叔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院长，而他首先培养了3个音乐家，儿子、女儿还有侄女――我。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六叔是音乐家，而且是很有成就的音乐家，六叔的儿子、我的堂弟在父母的教育下从5岁时开始学琴，我很羡慕比我小一岁的堂弟可以弹一手好钢琴。
我喜欢到六叔家去玩，到了那儿就要住几天，在钢琴上胡弹乱玩儿，和堂弟吴迎、堂妹吴央打斗笑闹，每每我一去就要让六婶皱眉头：“哎呀哎呀，太吵了。
看看你们像什么样子？”六婶的训斥永远只是停留在温文尔雅的状态里，她是从来不会严厉高声的，而六叔则不会出来制止我们，他是微笑的，那笑容里有种宽厚的纵容。
哥儿俩性格极其不同 我的六叔和我的父亲，他们哥儿俩的性格极其不同。
父亲豪放，六叔冷静；父亲随意，六叔严谨；父亲感情用事，六叔理智内敛；父亲从不下厨房，六叔能做出一桌子菜；父亲曾经一气之下撅断了一大把妈妈的毛衣针，六叔却能用那种工具织出花色复杂的各色毛衣活计；父亲天生是个放浪不羁的艺术家性格，六叔却在艺术家的同时成功地做了一回政治“官僚”。
因此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屡摔跤挨批判，六叔却总是稳稳妥妥安然无恙。
从小，我就生活在十分宽松随意的家庭环境当中，因为父亲的自由性格，母亲是演员，演出任务又十分繁忙，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针基本上倚赖“潜移默化”，从未对我们有什么严格的要求，我因此生活得逍遥快乐，十分的自由自在。
但是，六叔就不同了，他和六婶对孩子的教育是事无巨细的，大到对一生事业的定位，小到着装举止。
小时候，看到过堂弟在六叔的“监视”之下，流着眼泪坐在椅子上无可奈何地练习钢琴小夜曲，流眼泪可以，停止练习是绝对不行的。
六叔满脸严肃地站在那里，对堂弟的眼泪视而不见，只是不时指着谱子挑着错。
我在一边看着，心里替堂弟喊着冤，行动上可是绝对不敢放肆，这可不是在我家。
六叔六婶对我们几个孩子也有纵容的时候，那是在我随堂弟的伴奏大唱《红灯记》。
那时候，钢琴伴唱《红灯记》正家喻户晓，只有这时候，我可以张开嗓门在钢琴旁边大胆放歌，六叔决不反对，还时时纠正，再表扬几句，说：“唔，小双唱的还真有点儿意思。
” 也正是因为这点儿“意思”，六叔才在不久后正式向我父母建议让我去学习声乐。
六叔觉得我可能会在歌唱上有所发展，他给我介绍了声乐家――他的同学郭淑珍为我启蒙,她没有一点犹豫便决定收下我这个瘦弱的小丫头，当然主要是由于六叔的原因。
母亲对我说：“你可够幸运的，能有郭淑珍教你唱歌真够有面子。
”可我那时只觉得从此后要站在钢琴边上唱“吗咪咪”是件挺新鲜的事，谁知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
实际上，我从此开始接受成为一个音乐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训练，平日里对堂弟的旁观变成了切身的体验。
我觉得别扭，我不能随心所欲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而六叔告诉我：要想将来做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一定要改变我以往的习惯。
弹钢琴？我很愿意，虽然我那时已经十六七岁，但是一直羡慕堂弟能把钢琴拨弄得比百灵鸟的叫声更美妙，我虽明知不可能达到他那种水平，但是将来能给自己伴奏不是很好？不过，和六婶学习……我憷头。
她不喜欢随便惯了的孩子。
她能够出面教导我，当然首先是六叔的原因。
另外，她说很想试验一下，是否能把一个初学的“大龄”学生调教成一个好的钢琴手。
我心里暗暗叫苦：一边是郭老师肃然的教诲，另一边是六婶更加严厉的面孔。
直到今天，我都感激六叔当时对我做的事，那使我受益无穷。
因为从那时起，我才懂得了一种道理：生活的多面性，而这种多面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六叔是不会寂寞的 几年以后，我凭借着从郭老师和六婶那里学来的音乐基础考入六叔担任院长的中央音乐学院，我还没来得及欢呼雀跃，六叔把我叫到他那里进行了一场更加严肃的谈话。
六叔说：“听说你又在外面放了一通‘厥词’？说到音乐学院来不过是为了将来混一张文凭。
”“哎哟！是谁把我随意说的玩笑话走风到六叔这里来了？谁这么害我？”“六叔，没有！我可没说过，这是什么话嘛，不是我说的！”“你绝对不许有这种意识，这是在中央音乐学院，你六叔在这里做院长，如果你掉以轻心，成绩一般，可要丢大人的。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怕我丢了咱们吴家的人么？那您放心，不会的！” 在六婶的调教下，我可以给自己弹伴奏了。
而且很快，我在声乐系里变成了有数的几个高材生之一。
我虽然仍然经常自行其事，做恶作剧，不过我早有了郭老师和六婶两个老师滴水不漏的严格管束，我是不敢让自己的成绩有一丝不妥的。
1981年我去美国读书的几年以后，堂弟吴迎以研究生的身份去奥地利深造，他已经是一个十分优秀的钢琴家了。
1987年，我回国和堂弟合作在北京音乐厅合开一场音乐会，他独奏，我独唱，仍然是十多年前的少年搭档，但是今非昔比。
六叔坐在台下，还是那样沉着地微笑不语，眼神仍和当年一样敏锐而犀利。
六叔这个人，一贯简洁清廉，他做了很多年的官，住的一直是音乐学院分给他的那套不大的三居室，几十年如一日，这当中他有过机会根据自己的级别向机关要求更大些的住房，但是他一直没有在意过。
他和江泽民当年是留学苏联的同学，江先生还在上海工作的时候，曾经出差来京，友人托他给六叔带东西，他因此到访过六叔的住处。
多年以后，总书记在检查音乐工作的时候又遇到六叔，闲谈之中得知六叔仍然住在他去过的那个老住所，感叹之余，特意地关心了六叔等一批老一代艺术家们的生活环境。
六叔和文联的一批老干部终于住进了宽敞的住宅。
六叔是不会寂寞的。
他首先是肩负着许多社会责任的音乐家的六叔，其次是严师慈父关爱儿女的六叔。
他生活得分外充实，他消瘦的身影活跃在许多场合里，为了中国的音乐事业奔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