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丽转身”的得失
[摘要]从《千年短裙》到《我们这五年》是作家李文明的一次“华丽转身”，但这次“华丽转身”有得有失。其所得主要表现为用文学表达政治，在地方志和文学之间、在政治性与文学性之间寻找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一个切当的融合点、一个活力的生长点；其所失主要表现为在“命题作文”的框架下，作家个体的思想情感和写作立场规约于集体“大我”的标准和要求之内，弱化了作品的审美性和生命力。而《千年短裙》却正好弥补了《我们这五年》的所失，表现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甚至矛盾复杂的“小我”，体现出作家个体的独立思考和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部有质量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关键词]《我们这五年》；《千年短裙》；“华丽转身”；“大我”与“小我”。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flamboyant turn：from Millennium short skirt to Our five years。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Zhou AiYong。
Abstract：This is a flamboyant turn to Writer Li Wenming from Millennium short skirt to Our five years.However，the flamboyant turn have success and failure.The success is that the writer Uses literature to express politics，and try to find a equilibrium point between Local Chronicles and literature ，between politics and literariness.The failure is that the writer loses individual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works.Millennium short skirt remedies the failure of Our five years.Millennium short skirt displays vivid，contradiction and complexity self，and reflects the independent thinking of the writer.Millennium short skirt is a good non—fiction literature works.
Key words：Our five years，Millennium short skirt，flamboyant turn ，the ego and the collective。
《千年短裙》是李文明2011年在大眾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写的是作者故乡“短裙苗”乡的“前世今生”，即“短裙苗”的历史文化与现存状态。而《我们这五年》是今年作家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作品，写的是黔东南“十二五规划”期间的伟大成就和“旧貌换新颜”。两部作品在时间上进行了“无缝对接”，《千年短裙》写“十二五”之前即2011年以前的一个苗族民族乡，《我们这五年》写2011之后的“十二五”期间整个苗侗民族自治州。作品由小及大、由点及面，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这五年》是一个“大手笔”的作品，是一次“华丽的转身”。这里所说的“华丽转身”不是指从《千年短裙》到《我们这五年》的书页变厚了、书价变高了、出版社变化了、联袂推荐的名人增多了，而是指作家及其作品在思想情感、写作立场、创作方法等方面的变化。本文主要探讨这次“华丽转身”的所得所失。
大众文艺出版社对《千年短裙》的定位是散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对《我们这五年》的定位是纪实文学。读者初读下来，感觉《千年短裙》更像是一部传统地道的文学作品，而《我们这五年》却更像是一个“地方志”与文学嫁接的文学新种类。这正如杜国景教授在《我们这五年·序》中对该书的定位为“方志文学”，即对“地方性知识”结构性变动作文学性、文献性、时效性描述的作品。《我们这五年》的叙述框架带有鲜明的地方志特点，从交通、城乡建设、工业、农业、旅游、扶贫、教育、民生、生态环境、平安工程10个方面结构作品，但我们读下来它不像是一部地方志或资料长编，也不像是一份政府工作汇报，这得益于作家良苦用心的创造，即对地方志写作的“突围”。这正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借用词典的形式，用115个词条结构作品，但他创作出来的不是一本词典，而是一部小说佳作。
地方志的写作一般要求采用记叙文体，述而不论，将褒贬是非寓于记述之中；对采集的资料如实记述；反对宣传色彩，反对空话套话，反对文艺色彩。《我们这五年》的基本叙述模式是“三步走”，即“说历史+摆数据+讲故事”，首先简单回顾历史，然后描述工作成就，最后用故事支撑数据。在前面两步（“说历史”“摆数据”）中，作品对采集的资料如实记述，从形式上来看还没有突破地方志的客观性写作要求。但作为地方变迁和时代发展的参与者、受益者和记录者，作家无论是出于组织要求（鲁迅所谓的“听将令”），还是个人内心意愿，他在主观或客观上都成为了地方和时代的歌颂者，打破了地方志写作“述而不论”的要求，作品也呈现出相应的宣传色彩，这一点我们从文中，尤其是前言、后记和每一章的引言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如果说前面的两步还没有完全溢出地方志的范畴，那么第三步（“讲故事”）则从形式和内容上完成了对地方志写作的“突围”。在“讲故事”部分，政策的宣扬和数据的罗列由显变隐，逐渐退居为背景，突显在前台的是一群鲜活生动的人物，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村野农人，都让人感怀、印象深刻。尽管“讲故事”在主观上是为了图解政治、支撑数据，但在客观上保存了作品的文学审美性，使得《我们这五年》成为文学作品，而不是地方志或资料长编或政府工作汇报。
从地方志注重客观中立的写作中突围出来，我们发现《我们这五年》有了鲜明的思想情感和写作立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这更多的是“大我”而非“小我”的思想情感和写作立场。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这是一个命题作文，题材、体裁、表现形式、交稿时间都有具体要求。”不管是从采访、收集、整理材料等前期工作来看，还是从写作、征求意见、反复删增修改等后期工作来看，这部作品都带有集体创作、个人执笔的色彩和痕迹。“命题作文”意味着“大我”的思想情感和写作立场，从一开始就决定这是一次“戴着镣铐跳舞”，也限定了跳舞的姿态和活动空间。因此，我们在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满满的正能量，作家的独立思考和判断淹没或隐匿于“要讲政治”等规训之中。这种矛盾，作家其实也清醒地意识到，正如他在《后记》中所说：“60多万字的初稿，根据‘要讲政治’‘要精益求精’的要求，不得不删除20余万字已经成型的甚至非常‘美’的文章，真是特别难以下手。”文学艺术是情感交流的工具，情感是文学艺术的生命。如果政治将作家个体的思想情感规约于集体“大我”的标准和要求之内，那么就可能会弱化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和生命力。
作家个体的独立思考、思想情感的自然流露，在作者“华麗转身”前的《千年短裙》中有过很好的呈现。在《千年短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甚至矛盾复杂的“小我”，如具有高度民族文化认同感的“我”（喜播年——作者的苗名，苗族身份）、作为故乡游子和满怀思乡之情的我（游子身份）、作为从乡里走出来的最大的“官”的“我”（官员身份）、具有强烈现代意识的“我”（知识分子身份），等等。作者努力探究短裙苗的历史和文化，对短裙苗寨的历史渊源、服饰、建筑、饮食等如数家珍，高度认同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对它的过去由衷感怀赞美，对它的现状和未来深感忧愁。作者饱含深情地记录短裙苗顽强不屈的精神、质朴良善的道德观、强大的民族文化认同与生存智慧等，同时大胆真实地揭示短裙苗的生存窘状，如描写的因没有关系屡次受挫而找不到工作的读书人，为生活所迫抛夫弃子甚至意欲卖淫的现象等。作者将故乡仍在但乡愁不复的怅惘无奈的游子心态书写得淋漓尽致。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作者深知现代化势不可挡，但仍承担起记录和抢救民族古老文化的宿命。从中我们看到一个个真实立体丰富的“我”，也看到了作家的独立思考和真情实感。在《千年短裙》中，我们看到了有别于《我们这五年》的另一种灵动的真实，这种真实通过文学表达，让人感觉到美，也感觉到颤栗！
笔者认为，将《千年短裙》定位为散文集过于笼统，它应该是一部非虚构文学作品。《千年短裙》混合了人的事情、学术理论和观察到的事实，指向对短裙苗的某种专门理解，给我们呈现出短裙苗的复杂世界。作品不强求话语表达的公共性，也不推崇意旨的宏大性，但它又以非常明确的主观介入性姿态，以写作主体的视角直接写出对事件的感受，在表达过程中加入了作者许多客观理性的思考。可以说，《千年短裙》是一部有质量的非虚构文学作品。
基金项目：本文系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文化转型视角下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文学风景研究》（2016ssd15）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