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疑“新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提出十几年来，各种评说不一而足。一些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实事求是地、温州民营现象，给“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以很大的鼓励和支持。一些专家学者也客观地分析了“温州模式”存在的和面临的挑战。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对温州经济发展情况缺乏广度和深度的了解，却简单地用“苏南模式”的框子去套“温州模式”，提出一些经不起推敲或者不符合实际的观点。 一般来说，温州老板不关心对“温州模式”的评价，“模式”不能让人赚钱，而“模具”能。在温州也有人关心，原因或是怕被抓被拘被判刑，或是为谋利益。近年来，个别温州欲当“新温州模式”的代表，一些记者和媒体也跟风炒作，套用“苏南模式”现象，随意提出“温州模式”的“终结”、“走到尽头了”的观点。“温州模式”真的走到尽头了吗？ 一、挥之不去的“苏南模式”阴影 费孝通先生于1983年提出“苏南模式”后，1985年5月《解放日报》首提“温州模式”。令人不解的是，尽管两者基本上没有相同点，有人愣是把“苏南模式”的现象和概念“移植”、“改造”到“温州模式”中来，对其认识和评价也蒙上挥不去的“苏南模式”阴影。

毕业论文 一是“以能人为骨干”或者“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温州模式的开创者，是家庭生活困难和没活干、文化水平又低的人；相反，农村中有正规工作单位的“能人”，却是后来才加盟的。在“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过程中没有“能人”、“骨干”与否的概念，或者说个个是“骨干”和“能人”，区别只在早干或迟干而已。至于供销员，在温州的经济发展初期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绝非“发动骨干”，是为生产服务、实现产品价值的一个环节。 二是“以小城镇为依托”。董辅礻乃先生曾客观地提出，温州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使一些村庄发展成为小城镇。全市建制镇从1978年的18个、1983年24个，到1987年发展到146个，全拜民营经济发展所赐。当然，小城镇的增加也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应该说，两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不是谁依托谁的关系。 三是说“多元产权”结构和“特色产业”，可能受到视野的限制。“多元产权”现在是全国各地的普遍现象，怎么会是“温州模式”的特点？相反，温州民营经济发展的初创阶段，几乎全是清一色的个体、私营经济。说到“特色产业”，独立性、同业竞争性极强的温州人，量力而行，什么赚钱干什么，各行各业遍地开花，并且不断发展变化，主要产品种类1000多，很难找出三五个可以在经济总量上称得上是支柱的产业来。 毕业论文 四是说“专业市场”是温州模式的特点。“专业市场”主要是为企业配料和商人配货服务的，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邻近地区同类生产企业形成群体达到相当规模时，往往会促成专业市场的产生，一俟同类生产群体不复存在，专业市场就会或消失，或变成非专业面向普通消费者。可见，专业市场只是善于模仿的温州人“克隆”产品和企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衍生现象，随着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专业市场在销售温州产品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逐步下降。 五是说政府“引导”、“服务”、“抓根本”等等，有为政府歌功颂德之嫌。应该说，温州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初期主要是“无为”，至于“引导”、“服务”等，是后来才有的，说它是“温州模式”的特点属言过其实。我认为，“温州模式”的产生和形成，应该归功于有着深厚“功利主义”文化薰陶的温州人民，归功于几近“赤手空拳”（文化低下、缺乏技术、没有田种、没有工作）的温州农民，而温州政府的主要功劳是在政策不明确甚至不允许的情况下让它们自己发展。 二、“温州模式”走到尽头了吗？ 同“温州模式”一样，“新温州模式”也是记者先提出的。笔者经查，它首见于2000年8月1日《人民日报》记者郭伟成的报道"‘德力西现象"的启示”；14天后出现在《经济日报》文章的两个小标题中。2001年1月18日《经济时报》记者报道的大题目即为“‘德力西’引出温州新模式”，声称“温州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及新闻界把“德力西”现象上升为“新温州模式”。从此，其他媒体也多有提及，有的把“十五”大后的温州模式称之为“新温州模式”。 毕业论文 据《中华工商时报》，2001年5月国内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首提“新温州模式"，认为它和“新苏南模式”是在国内市场日益国际化的残酷竞争中经不断调整双双脱胎而出的。南京大学一教授认为，“新温州模式"突破了传统温州模式那种家庭联产经营的限制，发展到股份合作、企业集团等等。 《温州时报》立即跟进，6月22日发《温州人步入‘新温州模式’》的报道，并称温州人现在已经完成了这场革命（指摈弃家族式管理、建立企业制度）。8月7日《温州新闻网》以“温州民企要”消灭“温州模式”为题，盛赞乐清企业上市，文中说：“首先创造温州模式的乐清民营企业，最后却彻底地‘消灭"了温州模式。”如此随意和轻率，令人惊讶。 这些观点，不禁让笔者想到温州民营工业所擅长的“模仿”或“克隆”。应当指出的事实是，我国真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4年底以后，而温州民营工业的主体已在1988年左右完成了向股份合作制的转变，近年来有许多地方和专家把“温州模式”视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普遍模版。试问：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提出或者刚刚提出，以市场经济为特点的“温州模式”就已经走入穷途末路，发展到了“新温州模式”？

毕业论文 “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不是连体双胞胎，而是非常不一样的，怎么会同生共死呢？ 创造了“温州模式”的广大民营工商业主，文化程度刚从小学提高到初一水平，就把“温州模式”给卖了、弄丢了？ 在人财物、地理、政治、等方面非常困难的局面下产生和形成的“温州模式”，在这些条件正在改善、还未从根本上全面改善的形势下，自身的发展潜力难道就已穷尽？ 几百万温州人民辛辛苦苦才创造出“温州模式”，几家大型民营企业就能搞出个“新温州模式”？谁是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在“十四大”为市场经济名正言顺后仅几年的今天，有着七八百年“功利主义”和文化沉淀的“温州模式”，怎么能说完就完？ 深受上千年儒家道义文化的全国人民，三步两步就在刚刚开始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把温州人抛在后头了？ 令人欣慰的是，董辅礻乃先生对“温州模式”的生命力有着非常积极的看法（见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