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小说的罪感和罪感困境
【摘 要】莫言的罪感意识主要是本土文化和其母亲的影响以及自身的经历。
但是，莫言的小说中罪感的意思并不是很彻底，其罪感文化中往往留有一定的耻感文化和悔罪的特性，使得小说中的悔罪意识并不是很彻底。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莫言小说；罪感意识；罪感困境 罪感一词属于舶来品，最初是来源于基督教教义，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后就背负了原罪，而基督教认为原罪是有继承性，会传承到始祖的后代，因而，圣保罗奥古斯丁认为人只有经过了洗礼才能减轻原罪。
在《新约》中原最被进一步升华明确指出人是有罪的，但是人若是悔改，可以被饶恕，可以被救赎。
本尼迪克特在创作《菊与刀》这本书中明确的指出罪感文化的概念，这使得文学价值进入了一个全新体认的时代，使得罪感文化在文学史上发出璀璨的光芒。
罪感文化作为文学史比较独特的一种文化形式，改变了以往文学创作思路，有效的折射出人性的丑态，必须要加以相应的改正才能得到提升。
罪感文化重点在于书写灵魂的罪感意识和激荡人心的高贵精神，从而有效的提升阅读人的思想品行。
罪感文化的低俗是后世作者的道德线，是对灵魂深处的思考，是对崇高品质的 推崇，对于世界文化 的发展 取到积极的影响。
一、莫言小说罪感的原因 与欧美国家相比，我国当代小说创作中体现罪感文化的并不多，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缺乏课文灵魂的资源，没有灵魂论辩的纬度，使得其罪感文化在中国小说历史上并不多见[1]。
但是莫言在小说中《蛙》中介完美的呈现出罪感文化的内涵，有效的推动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罪感意识培养和罪感文化的形成，更好的促进了中国文化的思想的进步和发展。
作为当代中国作家的重要代表，他不仅有中国作家所具有的一般特点，却也有着与大众不同的自我特点。
罪感文化呈现在莫言的小说中，归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山东社会环境的影响 山东作为孔孟之乡是中国儒家的发源地，比较崇尚乐善好施，厚德仁民的儒家思想，一外族的文化才起着一种接纳、理解的态度。
由于山东物产丰富、民风纯朴、交通便利、毗邻沿海，便于传教士进行传教活动。
由于山东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旧中国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帝国主义统治者扩张的重要战略要地，所以山东也成为西方基督教发展教育的重要区域。
山东早期的传教士主要是从胶东半岛登陆，在青岛、烟台、威海等地方创设教会、学校，这种基督教的文化自然对山东社会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1900年在中国山东的基督教传教士就达到300人，新教徒达到15000多人，这不仅渗透了中国文化，也影响了山东大地的父老乡亲。
在这种基督教氛围的影响下，莫言难免会受到影响，使得其小说中的罪感意识油然而生，使莫言小说有一以往中国小说存在较大的不同，呈现出一种罪感小说的形态。
（二）莫言母亲的影响 在莫言的心目中，母亲是至高无上的，他在好多公开场合和作品中都有提到自己的母亲，即使在世界文化最高领奖台上，莫言也不忘回忆自己的母亲。
莫言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教徒，虔诚的皈依基督教，注重基督教中的有罪、悔改、饶恕，必然会对莫言产生深远的影响。
莫言的母亲是勤奋善良的，当莫言小时候欺负了婶婶的孩子时，莫言的母亲会替他道歉，这体现出一个母亲的担当；即使生活艰难困苦，莫言的母亲也常常会面带笑容嘴里哼着歌，体现出崇高的隐忍精神；使莫言在生活过程中犯下了大错不敢回家，其母亲也不会打骂他，还是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头，体现出崇高的博爱精神；在那个乱世的时代，默默的母亲即使 自己挨着饿，也会将手中的饺子施舍给乞丐，这充分表现了母亲 乐善好施，诚信待人的良好品质。
由于其母亲严格的按照基督教教义要求自己，使得其在言行当中会影响莫言，莫言曾经也提到过自己长常去基督教教堂听福音、做祈祷、找灵感，其中他的代表作《丰乳肥臀》，便是他经常去基督教教堂的过程中完成的[2]。
（三）莫言自己的经历 由于母亲的影响和困苦的经历，使得莫言在生活中养成了良好的吃苦耐劳、感恩戴德的良好品质，母亲的坚韧教会了他自信，爷爷和父亲的严格教诲了他自尊。
使得莫言在认识外界事物的时候，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对于莫言人格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使得莫言形成了知罪体善的基督教精神。
莫言在诺贝尔领奖词中 曾经提到的两个故事，一个故事是 莫言在部队值班的时候，有一个老人进来，没有看到莫言，问道房子里没有人吗？莫言顺口说道我不是人吗，这使得老人迅速的脸红耳赤。
换一个故事是讲庙里 有八个和尚，某天下了很大的雨，大家打赌“把草帽全部扔出去谁的吹回来，谁就有罪”，结果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吹了进来，众人就要他出 但是他不愿意，结果众人将他扔了出去之后庙就坍塌了。
这两个故事充分的体现了莫言对于罪感文化的理解，充分的说明人是有罪的，人是要认罪的，人是要悔改的，人是要饶恕的，是基督教倡导的悔罪和宽恕，也是莫言母亲所给予的一项精神财富，这必然会在莫言小说中得到很好的呈现。
《蛙》小说的形成是由于莫言的妻子因为计划生育而导致一个孩子的流产，孩子的流产使得莫言富有一定的罪孽感，仿佛自己扼杀了一个生命，所以她要为此写一部小说来凭吊这个孩子，这也是《蛙》写作的初衷，所以这部小说富有隆重的罪感意识和罪感文化。
基督教教义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悔罪和宽恕”的思想影响到莫言的思想品行，而生活实践作为人生的生存发展的重要基础环境，残酷和现实为莫言罪感小说的形成提供现实依据。
二、莫言的罪感和救赎 莫言小说中的罪感意识的呈现并不是由来已久的，而是现实生活中赋予莫言的一种负罪、悔改、饶恕的社会形态，使得莫言的小说逐步融入了罪感文化。
在莫言最初的小说《透明的红萝卜》中 罪感意识和罪感心态并不是很明显，这是因为中国作家缺乏宗教意识，比较崇尚于儒家文化中的实用意识，对于罪感 往往呈现出一种唯唯诺诺的状态，不能发自内心的进自责和悔改。
但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推进、写作技巧的纯熟、思想的丰富等 的作用下，使得莫言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不断地求新 求变，尤其是莫言妻子计划生育中流掉了一个孩子，这深深的唤醒出莫言的罪感意识，从而以《蛙》的小说形态加以呈现，这种深入内心的自责和罪孽感，基督教中所提倡的罪感意识。
在小说《蛙》中，莫言根??生活的现实情况，塑造出一批有深重罪孽感的人，而造成这种罪孽的原因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这种外在的是施压行为和人性的的内省意识，形成了罪感文化形态，其中姑姑、蝌蚪、小狮子、秦河等人都是计划生意的帮手，是有罪之人，当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自我内省意识的苏醒，使得其每个人都怀有浓重的罪孽感，如姑姑的忏悔、小狮子的噩梦、秦河的独守小屋等。
基督教明确指出人生下来是有苦难的、有罪的，需要人通过苦难的历练，才能会形成自我反省的意识，再通过忏悔才能获取重生，重新回归上帝走向新生，这便是识罪、悔罪、重生的过程。
所以，小说《蛙》中，姑姑因为悔罪捏着泥娃娃，编织着浪漫的故事来减轻自身的罪责，而秦河作为姑姑的追随着也将自己的表情和心态注入到泥娃娃中，仿佛那是一个个生命体。
而蝌蚪是通过写作来减轻自己的罪责。
在小说中，每个人物的赎罪方式不同，但都是基督教罪感意识的呈现，目的是为了重生。
三、莫言小说的罪感困境 莫言的小说《蛙》是呈现罪感意识的重要代表作，但是莫言的最罪感是浅层次的，不是西方作家发自内心的同情弱者、保护善良的道德诉求，更多的是中国儒家的入世思想将利益作为所有事情的前提，很少涉及到人和人精神上面的阐述，是的，莫言小说中的罪感和救赎 缺乏一定的说服力。
首先，从客观条件上来看，莫言的罪感和救赎是一种舶来品的表现，没有彻底的继承西方罪感文化的创作形态，往往能带有浓重的东方文化的形态，夹杂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儒家思想，使得其作品中夹杂了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从而表现的罪感文化并不是很彻底。
可以说，莫言的《蛙》是一种悔罪意识和入世意识两者之间的碰撞，往往缺乏内在自省的根源，却有多一点耻感文化的诟病。
而儒家文化中的耻感文化往往缺少基督教文化中发自内心的自省和自责，不能很好地体现人道主义。
其次，从 莫言的创作历程来看，莫言的小说对于罪感意识的体现 仅仅局限在《蛙》小说中，小说很少的呈现出罪感文化的形态，这也是他本人接受自责和自省的习惯。
从莫言的小说中可以看出，莫言更加喜欢野性和自由，所以他的小说作品中更加崇尚于奔放、行动、喧闹，比较轻视自省、沉静等，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数是我行我素，为图一时之快 不计后果，不顾别人的生命安全，这对于悔罪文化的继承和宣扬呈现是不利的。
四、结语 罪感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重要思想，本尼迪克特将罪感文化融入的文学理论过程中，丰富了文化创作。
在中国文学创作中，罪感文化在小说中的体现并不是很强烈，莫言作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罪感文化的承担者，其作品《蛙》有效地呈现出罪感文化的形式和内容。
参考文献： [1]彭岚嘉，杨天豪.莫言小说的罪感和罪感困境[J].学术界，2016，03（4）：124—132. [2]李慧.莫言作品中罪感?c救赎论――对《蛙》的解读[J].淄博师专学报，2015，01（08）：125—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