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的新闻思想_史量才的新闻家“私德”观
史量才与《申报》是撰写任何体例的中国新闻史都无法逾越的重要存在，不仅仅在中国，1919年10月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的史公在世界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旗下经营的《申报》和《新闻报》在20世纪前叶的中国新闻界影响巨大。
史量才曾告诫报社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
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
”史氏报业得以建立，除了经营策略之外，史公的“人格”对《申报》等报的“报格”有着决定性影响，并同时以自己的人格和报格维护着国格。
1931年，天津报业四大金刚之一的《庸报》新馆落成时，作为该报董事长（1928年起兼任），史量才曾在《庸报新屋落成纪念增刊》的贺文中阐述了他对新闻家“私德”的理解：“新闻家既为国医，国魂民命系焉，其私德可不重乎？新闻家私德唯何？慈廉忠实而已”。
综观史量才的办报生涯，“慈”、“廉”、“忠”、“实”四字诚为其新闻家“私德”观的高度概括，也是这位著名报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小慈”与“大慈” 四字之首的“慈”字，意即对民族命运、国家社稷和百姓生活的关注。
从小的方面来讲，史量才对落难的有为志士往往倾其所能，鼎力相助。
在得知陶行知从日本潜伏回国后，为了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劳苦大众中去，史量才当即资助了他10万大洋，而且让他住在自己家里共商《申报》改革大计，聘其为《申报》顾问，亲自付其薪水。
无独有偶，美术界的一代泰斗刘海粟当年因“模特事件”落难巴黎时，又被史量才聘为“自由谈”特约通讯员，月致酬金百元，这是当时申报的最高稿酬。
如果说对陶、刘的资助是出于私人间惺惺相惜的“小慈”，那么对百姓民生、社会风气和民族兴亡的关注堪称“大慈”。
史量才说过“每遇一事发生，必察真正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①。
在创刊二万号大庆时，又说：“五十六年不为暂，二万号不为少，宜有以纪念之也。
……念之何为哉？念者申报服务于社会，其继续不断之工作，劳而且久……”。
②对于自己从事的新闻事业之重要，他更深有所察：“社会赖舆论以改进，苟稍不力即罪孽也；他若贫民之如何救济，水旱天灾之如何防救，苟不热心倡导，尽力设法，亦即罪孽也。
……年来余尝思所以忏悔之，然忏悔之道，念佛非所用，小小善事亦无济，因思想在社会上做些文化建设等事业。
”③史量才在《申报》之外还开创了源远流长的文化公益事业：不仅开设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还创办“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只收取低廉的书学费，为出身贫寒的失学青年、店铺学徒、一般职工提供了学习机会。
为使当时社会地位仍很低下的妇女获取新知，史量才还创办了一所“申报妇女补习学校”。
其后不久创办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则面向全市无钱买书上学的市民，免费借阅书籍（每人只需交1元押金），并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读书指导部，聘请进步青年柳�、艾思奇和夏征农等做读书指导员，在《申报》上辟出“读者问答”予以呼应。
史量才殉难后，其家属决定继承其遗愿，拨出16万元捐献给学校作奖学金基金，用于补助清寒高中学生升入大学，资助学生出国留学并对有特殊创造者予以奖励。
一位学生感动地说：“我是受惠的成千上万读者之一，深深懂得史先生被杀的意义，他的死是伟大的死，是千万人的悲愤，他的事业已深深在社会的根底打下了深固的基础。
史先生播下种子，这种子将发芽、成长、开花、结实，在未来新世界中放射出灿烂光辉。
史先生虽死，事业不死。
人们杀了史先生的肉体，却杀不死史先生已播在社会里的优良种子。
”④夏征农先生在回忆史量才时认为，不能把史量才只局限在“一代报王”上面，他为社会做了许许多多事情，有文化教育事业和其他事业。
流通图书馆、补习学校都是。
以上种种无疑是史量才“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有志于谋人群幸福”之办报理念的具体践行，体现出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不仅关注黎民疾苦，史量才还将新闻家喻为“国医”，他说“新闻家国医也，……一日不死，则国医之重任一日不容息其肩。
吾知报界中不乏年富力强饱学深思之士，当此国病垂危，必能�力同心诊察其症结所在，处方下处，起死回生，挽救浩劫于万一”，以此来呼吁作为舆论先锋的新闻家们在国运倾危之际应戮力同心，寻找国运衰微之病因，共同担负起新闻界所承载的时代使命和民族重托。
这种超越私情的“大慈”和“大爱”，也是对国家、民族忠诚不渝的思想根源。
“不饮盗泉之水” “壁立千尺，无欲则刚”，新闻家欲求报道的客观公允、保持“无党无偏”的立场，重要的先决条件是不为物欲所动、不受私惠，即使这种私惠来自于最高当局。
史量才当年面对行贿而断然拒绝的义举，便是新闻家“不饮盗泉之水”的最佳诠释。
1915年，意欲变更国体、恢复帝制的袁世凯遭到了民间的强烈谴责和抵制。
8月，梁启超的著名反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一时间南北轰动。
而缺乏舆论支持的“袁大总统”也急需要报界的为他复辟帝制呐喊鼓吹。
尤其是在舆论界影响力巨大的《申报》，更是必争之地。
当时，史量才遭遇《申报》前馆主席子佩的诉讼，一场官司几乎使他和《申报》陷于灭顶之灾。
然而即便是资金周转陷入困境之时，史氏也不为之所动，而于次日（9月3日）将这一丑行揭露于《申报》报端： 本馆启事：东电传言，有人携款15万来沪运动报界，主张变更国体者，事之确否固不敢信。
唯有人投书本馆，询问此事，并及本报宗旨者，故略表数语如左：按本馆同人，自民国二年十月二十日接手后，以至今日，所有股东除营业盈余外，所有馆中办事人及主笔等，除薪水分红外，从未受过他种机关或个人分文津贴及分文运动。
此次即有人来，亦必终采此志。
再本报宗旨以维持多数人当时切实之幸福为主。
不事理论，不尚新奇。
故每遇一事发生，必察正真人民之利害，秉良心以立论，始终如一。
虽少急激之谈，亦无反复之调，此次筹安会之变更国体论，值此外患无已之时，国乱稍定之日，共和政体之下，无端自扰，有共和一日，实难赞同一日。
特此�闻。
9月9日，《申报》又以大字标题介绍《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本为刊登于《大中华》杂志的广告）：“国体问题发生，全国人应研究，本报梁任公主凡三篇，洋洋万言，切中今日情势，为关心时局者不可不读”，并附载三篇论文题目。
其后，又在9月10日、11日两天全文转载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编者按称“全篇洋洋万言，筹安会中人闻之曾特至天津阻其发表”。
之后又接连刊载梁启超《国体问题与民国警告》、《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上袁大总统书》等文，体现了《申报》对袁氏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慨和谴责。
在最高当局的私惠与办报原则发生冲突时，史量才表现出了不谋私利的廉洁品质和“无欲则刚”的气节，无畏而坚决地捍卫了新闻独立与新闻自由。
“忠诚”之解与“三不”原则 在史量才的报业生涯中，一个“忠”字不仅意味着忠于国家、民族，更意味着对新闻事业和客观事实的忠诚。
在民族危亡的岁月里，作为新闻家的史量才始终怀着“新闻自强”的精神，坚持“新闻救国”的路线。
1929年初，史量才买进美国人福开森《新闻报》65%的股份，遭到《新闻报》职员的强烈反对。
在市党部插手下，掀起波及全国的反所谓“史量才新闻托拉斯”的运动。
史量才向《新闻报》代表解释：“我买进《新闻报》不在资产，是为了从外人手里夺回一块本属于我们自己的舆论阵地！”从外国人手中夺回民族的舆论喉舌，表现了史量才“新闻自强”的坚定信念。
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建成的演说中，史量才对民族命运之忧溢于言表：“中山先生毕生致力者，在民族复兴，惜大功未竟，遽谢人世。
数年来文化落伍，教育破产，长此以往，民族且有灭亡之痛，中山先生在天之灵，亦当抚膺叹息。
”有感于此，史量才将“国医”的说法推而广之，勉励文化教育馆的创办人孙科曰：“今哲生先生创设文化教育馆，论公论私，均为切要。
甚望哲生先生此后以全副精神办理馆务，更望哲生先生右党国要人而为党国医生，于民族于国家于社会寻其病之所在，下一有效之方，期之以五年十年，中国或有起死回生之望，苟能确定旨趣，准此而行，我人均愿分工合作，以底于成。
身为新闻家，史量才忠于新闻事业、尊重客观事实、不畏强权的办报精神，在对袁世凯的强硬姿态中已见一斑。
此外，1928年，蒋介石设立新闻检查所，给各报派员指导，唯独《申报》拒绝，坚定不移地维护其“独立之新闻乃世界幸福之所赖”的信念。
史、蒋之间“你有枪，我有报”的对峙，更将这种新闻自由的主张发挥到了极致，他因此为捍卫自己的新闻独立和新闻自由的理想而付出了宝贵的生命。
1921年12月19日，来访的美国新闻学家、新闻出版协会会长格拉士评价《申报》说：“列邦报纸亦多能有独立精神不受潮流之浸润与打击。
如是则心力专一，得惟人民之幸福是谋。
故深愿贵国报界亦莫不如是。
”东道主史量才答曰：“虽十年来政潮澎湃，敝馆宗旨迄今未偶迁。
孟子所谓‘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与顷者格拉士君所谓‘报馆应有独立之精神’一语，敝馆宗旨似亦隐相符合，且鄙人誓守此志，办报一年即实行此志一年也。
”同年12月21日，英国《泰晤士报》主人北岩爵士来访，在申报新大楼三楼餐室宴中高度赞扬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纸，贵报与敝报差足与选。
……‘百闻不如一见’，此次广观贵国情形，对贵馆方面深抱乐观。
”⑥ 新闻家的史家意识 所谓的“实”，即报纸所作报道须要客观、公正，符合实际情况。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即为“忠”，“忠”亦即为“实”。
然而，作为一位视野高远的新闻家，史量才似乎更愿意将对“实”的理解提升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即认为报纸应是对历史客观忠实的反映，成为“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
史量才认为“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史部之刊物也。
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毖后，择善而从”⑦，这与梁启超在《敬告我同业诸君》提到的所谓报者的“史家精神”―――“鉴既往，示将来，导国民以进化之途径者”―――不谋而合。
正因为报纸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
基于这种“今天的新闻即明天的历史”的新闻史观，史量才的办报方略也与众不同。
他人办报，首重“大米”，即“白纸―卷筒纸”，往往千方百计抢购囤积；而他却在接手《申报》（于1912年9月23日盘下《申报》）后反其道而行之，锐意搜罗“存饭”，即收购自1872年4月30到1912年10月20日的全部旧《申报》。
接办该报之初，史量才见《申报》整整40年中竟未留存一份资料，要为后人修史建立完备的档案，必须有完整的资料。
他上任伊始就决定征收全份旧《申报》，并为此反复刊登征集的广告。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沪南一位名叫张仲照的先生将他自《申报》问世起整整订阅、收藏了40年的所有《申报》（仅缺7张）全部奉出。
史量才在1928年的《申报》二万号庆祝会上表达了百般搜求之用心所在：“慨自17年中，兵争�扰，而国家之文献荡然无存。
一旦政治清明，朝失而求之于野，此戋戋报纸，或将为修史者所取材乎。
”⑧报馆经理张竹平在《余所纪念于此纪念日者》对此作了更进一步的阐释：“或谓申报乃历史之缩影，申报馆乃历史馆，申报同人即编纂历史者。
……本报以大无畏之精神，抱大牺牲之决心，认定此与寻常业务不同。
营业固当顾全，然为利公而非利私，故经千锤自炼，而不移此志。
”《申报年鉴》主编张梓生回忆道：“史先生的希望新闻事业对国人有所贡献的宏愿於此略略可见。
史先生遇难后年鉴社同人挽词的上联用‘殚志觉民，岁计编摩存史料’，就是据刊行年鉴的旨趣着笔的。
”⑨ 史量才曾在《申报六十年发行年鉴之旨趣》一文中阐述了申报馆所办的《申报》、《申报月刊》及《申报年鉴》间的互补关系：“以月刊辅日报，乃又益之以年鉴。
论时治史者得日报为之备载无遗，月刊为之�引提举，而年鉴之统计史表，则又足以包举日报月刊而增补其未能详於旦夕经月之间者。
合三事错综以观之，庶足无挂漏之虞，繁琐之患乎？……同人深知民族生命之系于文化，文化之传后无穷者为历史……求治者以史为鉴，同人则以史自役……年鉴之刊行，更不容少缓矣。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溢于字里行间。
没有大慈大爱，便没有史量才对国家与民族的无限忠诚；没有廉洁自律的职业操守，便难以想象他主持下的《申报》之“忠”与“实”。
“慈、廉、忠、实”四字辩证统一、互为因果，合在一起构成了史量才报业生涯的真实写照。
而这“慈、廉、忠、实”的人格又直接决定了《申报》的“报格”，从而成就了该报数十年的精彩和辉煌。
斯人已逝，却留给了我们新闻从业者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史量才的新闻家“私德”观，至今仍应成为新闻工作者个人职业操守和道德修养的自律准绳。
（作者分别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史量才研究者） 注释： ①《经理部、主笔房同人启》，载《申报》1915年9月3日 ②⑧史量才：《申报发行二万号纪念》，载《申报二万号特刊》1928年11月19日 ③张蕴和：《办报果罪孽耶》，载《申报月刊•追悼史总经理特辑》第3卷第12期，1934年12月5日 ④庞荣棣：《现代报业巨子―――史量才》第193、232～23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⑤史量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之演说，载《申报》1933年1月7日 ⑥《世界报界名人来华者之言论丛辑及予之感想》，载《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第三编•五十年来之新闻业”，申报社1922年2月初版 ⑦俞颂华：《忆史先生》，载《申报月刊•追悼史总经理特辑》第3卷12期，1934年12月5日 ⑨张梓生：《个人记忆中的史先生》，载《申报月刊•追悼史总经理特辑》第3卷12期，1934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