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光馄饨 [一个耳光与八个主义]
《前赤壁赋》为后人所垂范，可众所周知，苏轼泛舟之地虽名“赤壁”，却不是周郎纵火的三国赤壁，两地相距四百里之遥。
但没有人指责苏轼不学无术，相反，我们沉浸在苏轼妙笔营造的山光水色之间，一任文字“清风徐来”。
但若作者貌似提供了一个学术观点，可用来支撑该观点的内容，竟然不是学理上的研讨论证，而是若干文字花活，那文章就沦为伪学问的避难所兼销赃地。
我今儿要说的，正是这个。
以最近颇为闹猛的掌掴事件为例。
央视“百家讲坛”的尊客阎崇年先生在无锡签名售书，突遭一青年掌掴。
可以交代的因素，大概也就这么些。
言论自由的地盘止于言论，拳脚相加永远不是学术争鸣的题中之义，实际上，越是不认同某人的观点，越是要捍卫正确的方式――以我性喜就事论事的脾性看来，这就是这桩个案给我们的启示。
但是，我们存在着一些跃跃欲试的评论家，像狙击手那样寻找着一切可以用来炮制文章的目标，一旦发现，立刻一哄而上，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宏大阐发。
从一滴水里看太阳、一块斑点里窥全豹，乃是他们命笔行文的死命令。
让一个耳光仅仅成为一个耳光，那可说不过去，把一次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掌掴，引爆成一声惊雷，以便在人们耳畔炸响，才是能耐。
由于这些评论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便有幸目睹了一个奇观：一个耳光打出了八大主义。
最近几天，我顺眼瞄到的相关宏论就有这么一些：有人说，“阎崇年被打的根源在于精英与草根话语权的不平等”；有人强调，这个耳光的实质，是“狭隘民族主义及其反对者之间的观念冲突”；有人马上说不，这一耳光不该记在民族主义头上，民族主义也是冤大头，它是被“以愤青为代表的激进主义”拖下了水；另有人声称，“阎崇年遭掌掴乃是民族主义的反噬”；接着，一位看上去见识更高的作者缓缓总结道：“‘为学术而打人’的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或许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即公共话语平台如何从一维走向多维、如何从文化专断走向文化多元。
”瞧，就那么个理当归因于某位青年一时失控的偶发行为，经过我们评论家的一顿五花大棒，已经有望向吉尼斯申报“人类有史以来最有意义的耳光”了。
真正让我纳闷的是，所有这些看上去像煞宏大学术命题的玩意，都不是以严谨的学术研讨方式提出来的，而是表现为某种脑筋急转弯，似乎只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更宏大的文化命题”就可以戴着假发套，昂然登场。
很显然，上述命题，姑不论正确与否，哪个不需要来一番宏大论证？非凡的学术命题竟然可以省略起码的学术论证，而代之以一腔热情，这个爱好，在思维品格上恐怕有点第三世界色彩。
用文章法术来偷渡学术观点，把学术问题文采化，重大命题灵感化，可见的结果是，再宏大的文化命题，也难免木偶化。
当然，真能从一个耳光里窥出意义，确乎是一种能耐，毕竟，这个耳光不同于寻常街巷里的一个巴掌。
【选自《凯迪社区・文化散论》本刊有删节】 题图 ／ 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