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加来访者微信【心理咨询师／治疗师与来访者对职业伦理的态度比较】
【摘 要】 目的：考察我国当前心理咨询或治疗师与来访者在心理咨询与治疗领域职业伦理上的态度和意识，以帮助专业人员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职业伦理困境，并为制定我国在该领域的职业伦理规范提供参考。方法：采用自编心理咨询与治疗职业伦理意识和态度问卷对48名专业人员（咨询师/治疗师）和48名来访者进行调查，比较两组人群在职业伦理意识和态度上的差异，以及一些重要人口学变量的可能影响。结果：两组人群在自编问卷的12个条目评判上有显著差异，其中涉及咨询关系原则4条（如47．9%的来访者认为专业人员可以和来访者发展私人关系，专业人员持同样看法的为4．2%，P 【Key Words】 counseling and psychotherapy; professional ethics; questionnaire investigation;client;counselor/psychotherapist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众对心理咨询和治疗需求的增大，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事各类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的人员快速增加。然而，鉴于这一行业本身的特殊性,以及在我国仍属于新兴的行业，因此无论是专业人员，还是接受心理咨询或治疗服务的来访者对行业本身的理解仍然存在较大局限，这在该行业的职业伦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从国外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的发展来看，在发展早期，对职业伦理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但随着行业的发展，对这一话题的关注越来越多 [1]。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国外陆续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心理咨询和治疗行业专业人员的伦理调查及相关研究，涉及包括知情同意、双重关系、文化背景及价值观的影响、伦理决策等诸多方面的问题[1—7]。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则极为少见。最近，张爱莲等人参照1993年Gibson及Pope对美国专业人员所作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向国内部分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发放了问卷，并将调查结果与美国的情况进行比较，发现被调查者职业伦理意识总体较强，但在知情同意方面的伦理意识仍有所欠缺。表明我国的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职业伦理教育有待加强，而相关的调查研究将有助于明确职业伦理教育目标和重点。此外，专业人员的伦理意识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所在文化的特定影响，因此全盘照搬国外的伦理规范体系并不利于该行业在我国的发展[8]。 除了对专业人员进行相应调查外，另一个有益的视角是了解接受相关服务的来访者对该领域职业伦理的理解和态度。本文用自编问卷调查从业的咨询师/治疗师和来访者的职业伦理态度和意识，以帮助专业人员了解自身和来访者在职业伦理问题上的态度，更好地识别、理解和解决职业伦理困境，做有针对性的心理教育，从而预防相关的伦理投诉和争端的发生，维护专业人员及整个行业的声誉。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2006年6～12月，向来自北京某一高校的两所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的来访者60人发放问卷60份，回收有效问卷48份，有效回收率为80%，其中学生31人，占64．6%，其他职业17人，占35．4%；填写问卷时来访者平均已接受治疗次数为9．44次（中位数为4次）。以从业年资为主要初筛标准，并同时考虑性别的比例寻访了来自全国各省市有不同年资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咨询师/治疗师）48人，主要为参加在国内举办的国际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班及学术会议的学员或代表。专业人员平均年资为7．97年（中位数为6年），执业五年以下者22人，占48．5%，五年以上者26人，占51．5%。被调查者的人口学特征见表1。� 1．2工具 根据美国咨询协会ACA伦理规范[9]自编职业伦理意识和态度问卷，共29个条目，其中与职业伦理相关的行为条目26条，涵盖ACA七个基本原则中的五个原则：A．原则咨询关系（第1~5条），B．原则保密性，享有特权的沟通及隐私（第6~10条），C．原则职业责任（第11~17条），E．原则评估、测量和解释（第18~22条），F．原则督导、培训和教学（第23、24条），G．原则研究和发表（第25、26条）。要求被调查者对这些条目做是否判断，即判断咨询师/治疗师是否应做出条目中所描述的特定行为。另3个条目（第27~29条）为：询问被调查者是否知晓专业人员中有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是否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制定此领域的职业伦理，目前是否适宜在中国制定此领域的职业伦理。来访者的问卷在咨询师问卷基础上稍有改动，均询问来访者认为咨询师/治疗师是否应做出相应行为。 1．3 统计方法 进行卡方检验、确切检验。 2 结果 2．1 两组人群职业伦理意识和态度问卷评判结果及ACA释义和相关条例 2．2 90％以上的来访者与咨询师评判一致的条目比较 表2显示两群体在评判上有差异条目共12条，涉及ACA的A原则3条（第3~5条），B原则1条（第6条），C原则2条（第14、17条），E原则2条（第20、21条），F原则2条（第23、24条），另有1条（第27条）询问被调查者是否听闻过有违伦理的行为。 表3显示两组人群90%以上的成员给出相同评判的条目几乎相同。两个群体评判的主要区别在于，咨询师/治疗师群体给出相同评判的条目更多一些。� 2．3 来访者与咨询师/治疗师评判有争议的条目比较 两组人群中40%以上成员作“是”判断，另40%以上成员作“否”判断的条目被定义为争议性条目，其评判比较见表4。表4显示两组人群在有争议的条目上无重合条目，来访者组的有争议的条目多于咨询师/治疗师组，且两组人群有争议的条目均主要涉及A（咨询关系）原则。� 2．4人口学变量对评判结果的影响 本文主要考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咨询师年资对其评判结果的影响。在性别变量上，来访者组在4条条目判别上有性别差异：第7条（B原则）咨询师/治疗师是否应突破保密原则，男性来访者认为应突破和认为不应突破者分别占群体的45%和55%，女性(80%)倾向于认为应突破保密原则(χ2=6．049，P=0．014)；第16条（C原则）男性来访者(73%)倾向于接受咨询师/治疗师可从自己喜好出发筛选来访者，女性(57．7%)倾向于不接受(χ2=4．481，P=0．034)；第24条（F原则）男性来访者不确定教师是否可给自己学生做咨询或治疗，认为可以做和认为不可以做的各占50%，女性（76．9%）倾向于认可这种行为(χ2=3．776，P=0．052)；第26条（G原则）男性来访者不确定让来访者进入研究中等待组是否有违伦理，认为有违伦理和认为不违背伦理者分别占54．5%和45．5%，女性（80．8%）倾向于认为该行为有违伦理(χ2=3．814，P=0．051)。咨询师/治疗师组在评判上无性别差异。 在年龄变量上，鉴于两群体的年龄分布差异较大，分别按照其平均年龄将两组人群划分为两个亚组。来访者群体以24岁为临界值（24岁以上23人，24岁以下25人），发现仅在第14条上有显著差异(χ2=4．015，P=0．045)，更多24岁以上的来访者认为咨询师/治疗师需要定期接受督导（100%/84%）；咨询师/治疗师群体以37岁为临界值（37岁以上23人，37岁以下25人），发现仅在第5条上年龄差异达到边缘显著水平(χ2=5．773，P=0．056)，更多37岁以上的咨询师/治疗师倾向于可接受来访者的礼物（36%/9．5%）。 在受教育程度变量上，考虑到两个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分布有所不同，将来访者分为本科及本科以下和硕士及硕士以上两组，发现在2条条目上存在显著差异。在第4条上(χ2=6．257，P=0．044)，很多受教育程度更低的来访者倾向于认为咨询师可以与来访者发展双重关系（57．6%/21．4%）；在第22条上(χ2=12．298，P=0．002)，很多受教育程度更低的来访者倾向于认为咨询师可以不经来访者同意向其亲属公布其测查结果（9．1%/0%）。将咨询师分为本科及本科以下，硕士和博士三组，经卡方检验未发现任何条目上存在受教育程度的差异。 在年资变量上，以从业时间5年为界将咨询师/治疗师组分成两组（5年以下22人，5年以上26人）。发现仅在第13条上存在边缘显著差异（χ2=3．782，P=0．052），更多高年资的咨询师/治疗师报告他们经常阅读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和书籍（100%/86．4%）。 3 讨论 本调查发现，咨询师/治疗师人群总体上表现出了较强的伦理意识，大多数回答与ACA伦理条例（2005）[9]的相关规定一致；同时也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评判倾向，仅有一条条目为有争议的条目。这种职业态度和意识上的一致性还表现在性别、年龄及资历这些在过去研究中较为重要的人口学变量，在本研究中人口学变量没有影响到咨询师/治疗师的伦理态度和意识。这一结果与张爱莲等人的研究结果有一定差异，在她们的调查中，中国受访者在第12条条目上有性别差异，在第18条条目上有年龄差异，年轻的专业人士被发现有更强的法律意识和经济意识，对性的态度也更开发[8]。这一差异的可能原因是：本次参与调查的群体表现出了高学历及年资较高的特点，因此教育和实践背景上的同质性很可能造成了其在伦理态度和意识上的一致性；本调查的样本量和选择的条目都较有限，从而造成在取样及统计效力方面的一定限制。 本调查显示较咨询师群体而言，来访者群体表现出两大特点：他们在职业伦理态度方面表现出了更不一致的回答倾向，与ACA伦理规范（2005）的界定也有更大差异；来访者群体最有争议的条目且与专业人员群体的回答有最大差异的条目均主要集中在咨询关系及保密原则方面，尤其是涉及各类双重关系的条目，几乎有一半左右的来访者都倾向于认为双重关系是合乎伦理的。从两个群体的结果来看，涉及保密原则和咨询关系的条目是本次调查中最容易产生争议的方面。这首先可能是由于这两方面本身就容易产生伦理困境，甚至导致相关投诉，而这确实也是国外以往研究和伦理报告的结果[2，4，5]。如在2001—2002年ACA伦理委员会的年度报告中，保密原则和咨询关系方面的非正式投诉分别为第一大和第二大的非正式投诉来源[10]；其次，也可能反映出了我国文化的特有影响。中国文化中重视面子和人情的特点很可能会和心理咨询治疗职业伦理中对专业关系界限的强调发生冲突。来访者比较容易接受和认可专业人员在职业关系之外和自己发生其他的人际关系，甚至还会主动寻求发生这类关系，如送礼、请客、通过熟人介绍咨询师等。同时，咨询师/治疗师也可能较为熟悉和认可这种人际模式，从而更不容易识别出相关的伦理问题，也更容易感受到相关的伦理困惑和情感冲突。本调查结果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知情同意以及包括双重关系议题在内的治疗关系应该被作为职业伦理教育和研究的重点；同时，咨询师/治疗师在临床工作中也可注意就这两方面对来访者进行一定的心理教育，以避免相关伦理困境甚至投诉的产生。此外，鉴于我国文化的可能影响，在制定我国的职业伦理规范时也应就此进行额外的考虑，以期更好地在中国文化框架下规范和指导专业人员的工作。 本调查也存在一些问题。本调查选题范围较窄，加之在两组人群的取样上都普遍表现出了学历较高、背景较单一的特点，这些必然会对结果的推广性造成一定影响。所以，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仍需要今后同类研究的进一步验证和澄清。 致谢：感谢所有帮助和配合本调查的同行和来访者；感谢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部分研究生、本科生协助进行调查工作� 参考文献� 1 Gibson WT, Pope KS． The Ethics of Counseling: A National Survey of Certified Counseling． J Couns Dev, 1993, 71: 330—336．� 2 Nigro T． Dual Relationship Activities: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of Counselors" Attitudes． Ethics Behav, 2003,13(2):191—201． � 3 Nigro T． Counselors" Experiences with Problematic Dual Relationships． Ethics Behav, 2004, 14(1):51—64．� 4 Beahrs JO, Thomas GG． Informed Consent in Psychotherapy． Am J Psychiatry, 2001,158:4—10．� 5 Gottlieb MC．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Boundaries, and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 Reprise． Ethics Behav, 1994, 4(3):287—293．� 6 Cottone RR, Claus RE． Ethical Decision—Making Model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Counsel Dev, 2000, 78:275—283．� 7 Garcia JG．, Cartwright B, Winston, SM, et al． A transcultural Integrative Model for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in Counseling． J Couns Dev, 81:268—277．� 8 张爱莲,钱铭怡,姚萍．心理咨询与治疗伦理调查及与美国相关调查的比较．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1），55—61．� 9 ACA Code of Ethics． American Counseling Association, 2005．� 10 Sanders JL, Freeman LT． Report of the ACA Ethics Comnittee: 2001—2002． J Couns Dev, 2003, 81:251—254．� 责任编辑：靖华� 2007—02—28收稿，2007—07—11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