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化背景下“电视人”的生存环境]环境与生存
在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拉斯韦尔提出“媒介三功能说”之后，赖特提出了媒介的第四功能――娱乐。
媒介的娱乐功能在电视时代发挥得淋漓尽致，电视为提供人们消遣，让人们在工作之余体会到愉悦和乐趣，潜意识中从心底感谢电视时代。
但是电视媒体的娱乐功能降低了“电视人”的思考能力，他们只是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信息。
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的娱乐将电视媒介时代下的“电视人”所笼罩。
这里的“电视人”不是指大家所谓的电视工作者，而是过于依赖电视的受众。
从“电视事业企业化经营”的那一刻开始，众多电视媒体为了获得较高的收视率，他们把目标瞄准了广大的“电视人”。
电视注重视觉的冲击与体验，让人对电视节目有身临其境之感，如闻其声、如睹其物。
娱乐可以有力地吸引他们的眼球，于是电视媒体以娱乐的话语表达方式取悦“电视人”。
娱乐：电视话语的超意识形态 波兹曼说过“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①，如今已经得到了印证。
电视节目娱乐化已经赤裸裸地摆在我们眼前，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等，以时尚音乐、“犀利”语言和渲染的氛围为主要材料来迷惑“电视人”的视觉与听觉，以此来打动他们，这也是电视媒体为了提高收视率、提高效益的一种重要的手段。
娱乐已不仅仅是电视媒体的一项功能，而且也成为当今电视工作者创意节目、表现节目与完善节目的一条主线。
在这条主线的引导下，政治新闻、科教纪实片等都蒙上了娱乐的影子。
“娱乐是景观的主宰模式，它的代码渗透到新闻、信息、政治、教育和日常生活之中，比如《今日美国》将新闻弄碎成几个小故事，配以曲线、图表和彩色图画；同样，当地和国际电视新闻也充斥娱乐的谈话和人类感兴趣的故事。
”②电视所展示的内容逐步娱乐化，而且娱乐以渗透的形式在电视文化中蔓延。
娱乐化在内容上偏向软新闻或者硬新闻软化，追求趣味性和吸引力，当娱乐化逐渐“低俗化”与“媚俗化”之时，电视媒体就出现了泛娱乐化，真理与谬误之间只有一步之遥，如果电视媒体只是单纯地追求收视率的话，泛娱乐化就会成为一种必然。
电视能够提供娱乐内容对“电视人”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可以增加他们生活的乐趣，让他们活得更年轻和潇洒。
但是一旦电视的所有形式都娱乐化，那么“电视人”就会丧失其判断是非的能力。
电视娱乐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原有领域的话语权威的一种质疑与破坏，这种结构破坏了原有的规则，造成了电视话语的颠覆与重构。
电视一般表达的方式是娱乐，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新闻主播都会以同样的语气说“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这句话本身就具有娱乐性与戏剧性。
对于悲剧节目的内容我们还要“明天见”？对于悲剧或惨状我们本已难过，但是“明天见”暗示语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不必难过，这类的节目内容只是丰富我们的生活罢了。
看似平淡无奇的话语表达，其实是在为提供娱乐埋下了伏笔，间接地表现娱乐成为电视话语超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新闻主播作为电视话语表达的一种符号，他们的形象作为一种超语言的意识形态，如今也辅以娱乐。
“电视人”：中心权威的挑战者 日本传播学者林雄二郎于1973年出版的《信息化社会：硬件社会向软件社会的转变》中提出了“电视人”这一概念，指的是伴随着电视的普及而诞生和成长的一代，他们在电视画面和音响的感官刺激环境中长大，是注重感觉的“感觉人”。
④这些人对电视过分地依赖，他们经常坐在家里享受电视带给他们的快乐，这种人懒得与外界交往，所以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电视的大量普及之后，大众观念开始滋生与蔓延，人人都可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电视人”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需求也是围绕自我的一种展开。
电视媒体重视其受众，于是电视传播出现了“去中心化”的革命，而始作俑者就是电视的主要受众――“电视人”。
信息传播由原来的高度集中控制向分布集中控制转变，简单地说就是世界更加扁平和多元。
电视在“去中心化”的过程中依然是媒介的身份，“电视人”和中心权威之间展开了一场较量。
中心权威遭到了挑战之后，权威信息变得分散与模糊，它的力量也在削弱。
这是他们所谓的张扬个性。
他们并不是在面对电视媒体的节目时，软弱得如一盘散沙，他们虽然对电视媒体有所依赖，而且经常性地以电视生活为标准，但他们绝不是“魔弹论”的受众群体，他们对电视的某些内容也可以说“不”。
《百家讲坛》就打破了学院派的规则，以通俗的叙述形式来向大众传播学术知识，这样的视角能够让“电视人”所接受，所以他们就乐于从中寻找自己的生活模式与标准。
中心权威由原来的中央电视台分散到各省级电视台，这种“去中心化”的电视分层，构筑了电视媒体的新的传播结构。
在多元化的选择里，“电视人”对于能够吸引自己眼球的节目会有所倾向，尤其是年轻人喜欢娱乐性的内容，所以电视媒体在制作、播出节目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娱乐性。
央视著名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就曾说过“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正因为收视率让众多的电视媒体来讨好“电视人”，进而造成电视话语中心权威的分散，产生了“去中心化”的现象。
生存：社会经济、文化与心理因素的碰撞和杂糅 电视的娱乐化让“电视人”的思考能力逐步下降，他们的生存环境受到了各种因素激荡与影响。
娱乐提供的信息通常是让“电视人”不用思考就可以获得快乐，再加上电视本身具有转瞬即逝的特点，所以“电视人”在接受娱乐时，也没有时间去思考。
电视传授知识的功能已经在“收视率”的工具下正朝着娱乐的方向转变。
“电视人”在经济、文化与心理因素的碰撞与杂糅中生存，在电视娱乐化的背景下挣扎与徘徊。
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人们对物质追求越来越高，尤其是“电视人”。
他们通过电视这个最普及的媒介接受电视所传达的清晰画面、时尚观念。
他们“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决定了他们要在物质方面也表现自我：通常他们总要和电视中的事物进行比较，他们习惯于电视画面所展示出的形态；另外在生活的圈子内进行攀比，总要找到那个符合自己又能够与别人与众不同的东西。
经济社会让“电视人”功利化、自私化的现象增加，并沿着纵坐标的方向发展，“电视人”对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
“电视人”在电视文化中成长与发展，电视文化作为后现代文化的一种主要方式，电视文化对后现代“电视人”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说过：“文化资本是一种属于文化正统的趣味、消费方式、社会属性、技能和判断的价值形式。
”⑤文化与趣味紧密联系在一起，“电视人”在接受电视文化的影响时，其更多地接受到的是电视文化的趣味性，而趣味性主要以娱乐方式表现。
近年来，由于泛娱乐化现象的盛行，对电视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逐步变得肤浅与媚俗。
“电视人”对电视文化由正统转向媚俗的转变并没有觉得是一种损失，反而觉得娱乐的电视文化迎合了他们的口味，这样加深了他们对电视的依赖。
从心理层面上，“电视人”对电视的依赖会让他们满足于电视提供的世界。
文化研究学者理查・戴尔曾说过：“对娱乐的两种想当然的描述是‘逃避’与‘满足’，这两种描述指向了娱乐的核心极致，即乌托邦主义。
娱乐提供的形象是逃避进取的‘更好之物’，或者我们深切希望而日常生活无法提供之物。
”⑥ “电视人”在虚拟的电视世界里，他们喜欢电视提供给他们的物质、精神，而且他们的思考能力也在下降，因为电视提供具备“完美”声像的世界，让他们的心懒得去思考。
电视展现给人们理想化的生活，“电视人”于是就慢慢爱上这样一种美好的世界，让他们可以远离喧嚣、烦恼，可以与电视同喜同悲，感受“大彻大悟”。
解脱：电视媒体道义与“电视人”自律 当娱乐以铺天盖地之势占据“电视人”的生活时，娱乐似乎也成为后现代“电视人”眼中的一种时尚，电视媒体要勇于承担重要的社会责任，发挥其监视环境（社会雷达）的作用。
监视环境要求客观、公正、准确与及时，这样的一项功能具有严肃性，所以电视媒体要淡化电视的娱乐功能，成为社会环境的�望者，发挥其舆论导向的作用。
李大钊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这是对于写作的主体而言，但是电视媒体在信息传播的同时，同样也要担起道义功能。
“道义”是指道德和义理，这其中包含着强烈的社会责任。
在市场经济中，我们不可以去否定和排挤市场经济，但电视媒体也不能一味地追求收视率，当收视率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时，电视媒体生态将遭到破坏甚至死亡。
电视媒体可以借鉴国外经验，通过建立一个强大的第三方监督机构来制衡收视率“一家独大”，同时力争在电视机构、广告商、电视观众之间找到契合点，积极推行节目评价标准的评估机制。
电视媒体在弘扬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时，要学会在市场化中坚守公共文化的社会责任，在多元化的价值观中凸显主流价值观。
“电视人”若想摆脱娱乐化的干扰，不仅仅是让电视媒体发挥其教义的作用，关键的内因还是自己，必须增强抵抗能力，要加强自我约束、自我管制。
在观看电视的时候能够正确地区分电视节目的内容，带着自律、自强的一种心态来接触和欣赏电视。
“电视人”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提高自己的抗娱乐化的干扰：减少接触电视的时间，比如原来每天看10个小时的电视，现在可以减少到8个小时，要适度，否则可能诱发心理问题；要善于联想与思考，比如电视剧中涉及历史题材时，可以结合自己学的历史内容来思考和对比，能够融会贯通，这样可以加深记忆；对于电视媒体提供的内容，不要盲从地跟风，要理智对待，在面对诱人的电视购物产品时，要善于理性地购物，做到不从众；通过加强知识学习来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如阅读经典书籍，用现代人的眼光来解读经典。
如今娱乐已经成为电视媒体一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加重的娱乐化让我们对“电视人”的处境产生了担忧。
他们在对于中心权威时，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但是电视娱乐以“轰炸式”传播信息时，他们显得具有了惰性，于是他们的思考能力降低，进取意识也受到了腐蚀，也很难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中坚力量。
当电视节目娱乐化倾向过于严重时，电视媒体要为“电视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媒介生态环境，在娱乐的同时，打造出具有人性深度、揭示社会文明发展趋势的电视精品节目。
同时，“电视人”在面对娱乐化节目时，要显示个性，对于媚俗化、浅薄化的电视娱乐节目，要敢于摒弃，共同构建和谐、健康的电视文化生态。
注 释： ①③波兹曼[美]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页，第4页。
②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美]著，陈刚等译：《后现代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0页。
④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1~152页。
⑤⑥张爱凤、李钧：《“电视娱乐化批判”之批判》，《电视研究》，2009（1）。
⑦范志忠：《泛娱乐化语境下的电视文化生态》，《新闻与传播》（人大复印资料），2010（11），第62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